残疾人的感人事迹（精选8篇）

残疾人成才成功成名，要比健康人付出的代价更大。这次帅气的小编为您整理了8篇《残疾人的感人事迹》，希望能为您的思路提供一些参考。

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篇一

张海迪，1955年9月出生于济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似小燕子般到处飞翔。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

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五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魔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学完了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更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学。努力是加倍的，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通过非同寻常的努力，她还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母，来到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的农村生活。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起初，她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扎。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她自己身上进针，她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曾有人问她，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她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

残疾人的优秀事迹 篇二

我叫陈国方，今年43岁。幼儿时不幸患了小儿麻痹症，下肢萎缩干瘪，开始只能靠一张小木凳挪步，后来靠双拐行走，从此我每天都在痛苦中挣扎。长大后，我勉强上完了初中就因为身体原因辍学在家中，为了自食其力生活下去，我不得不四处求事。有一句话叫做“阳光总在风雨后，事业成功靠奋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从亲戚那里学会了服装设计和制造的手艺。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在学习时，我格外卖力，在满师后凭着扎实的手艺功底，在镇江市区一家服装厂一干就是好多年。九十年代初，这家服装厂倒闭了，遭受双重打击的我并没有退却，靠着厂里给予的一笔很少的经济补偿，加上向亲戚朋友借的钱买了一辆残疾车，用辛辛苦苦拉客的微薄收入作为启动资金，想自谋出路，开一家服装加工厂。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我任劳任怨，历尽艰苦，光是拉客就翻车过好几次，命都差点丢掉。

2008年底，我在丹徒区政府和区残联的大力帮助下，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找到了地皮，办起了自己的服装厂，盖起了新厂房，还购进了三十多台新自动缝纫机，在上党镇附近招收了二十多名有缝纫技术的女工和部分残疾人，一方面完善了服装厂的人员配备，搭起了框架，同时也解决了一批和我一样生活困难的残疾人的就业问题。经过各方筹备，我的“国方”制衣厂开张了。可“万事开头难”，创办之初举步维艰，由于对进货渠道的陌生，对顾客需求的不了解，我真是吃够了苦头，甚至一段时间入不敷出，但我并没有气馁，凭着自己精湛的服装设计手艺，在党和政府的大力关心和帮助下，渡过了难关。我的生意日渐红火，客户也越来越多，甚至一些边远地区和国外加工的客户也慕名而来。

2009年7月，我厂生产的第一批出口到日本的服装就赢得了对方的好评和称赞，10月初，又有一批出厂服装全部达标合格。在日常的工作中，我一个人常常需要兼顾里外的事情，忙起来一天只吃两顿饭，从早到晚，常常累得直不起腰，为的只是能够把厂发展起来，壮大起来。

去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服装厂效益很差，工人的工资都发不起，我一度有过放弃的念头，但人活一口气，我要为残疾人这个群体争那么一口气！最终咬着牙坚持了下来。今年，服装厂的效益稳步回升，难关最终度过了，实实在在让我松了一口气。如今，面临发展的良机，我迫切地希望能够将厂发展壮大，我打算今年把服装厂申报福利企业，再招一批有就业能力的残疾人到自己的厂里来就业。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是党和政府给了我们残疾人地位和尊严，给了我们克服困难的信心。省委省政府和镇江市，丹徒区的领导都来慰问过我，鼓励我自强自立，将服装厂办好。我的心里暖和和的，下定决心要抓住机遇，再接再厉，不辜负大伙的期望。

服装厂创办至今，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依然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经济方面，虽然我渴望扩大规模，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相应的资金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最大跘脚石。在这个节骨眼上，恳切希望各级领导能在百忙中关心一下，帮我解决一点实际困难，好让我这个展翅跃飞的小鸟不折翅夭折。有道是“天时、地利、人和”。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通过我自己的努力，一定能够度过困难，走出一条残疾人创业的阳关大道。

天道酬勤，我相信付出终会有回报。回想起自己这么多年来的风雨相随、寒暑奔波，唯有爽朗一笑。身体残疾并不可怕！只要有志向，一样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残疾人的感人真实故事 篇三

郑龙华，男，1959年5月生于浙江省临安市。幼年失去双手，1981年开始自学摄影，他先后在国内外举办过各种形式的摄影展览，并多次在各种影赛中获奖。郑龙华于5月20日在家乡浙江省临安市启动“生命之光”——一位无手摄影家对话100位残疾人精英的摄影活动。经两年多的时间，他先后独自走遍全国100多个县及港、澳、台地区，行程达6。3719万公里，采访了各行业100位残疾人精英，拍摄图片4。5万余幅，整理文字素材52万字，撰写采访手记19。86万字。5月，郑龙华被评为杭州市劳动模范。

由他拍摄的100位成功残疾人士的照片《一位无手摄影家对话中国百位残疾人成功人士》，展示了没有健全的手或脚、甚至身体不能直立的残障人士的成功故事。

49岁的郑龙华说：“我选择展示他们阳光的一面，而不去关注他们肢体的残缺。尽管拍摄残缺更有视觉冲击力，但我希望这些作品能带给人们希望和鼓舞。”为了这组照片，他花了近3年时间。

他用镜头记录了一个个成功的残障人士：虽失去右手但创立了“谭木匠”木梳传奇的谭传华、虽由于幼时疾病腿部行动不便但创立“江民软件”的反病毒软件专家王江民、虽由于先天佝偻身高不足1米却坐着轮椅宣传环保的甘肃省清水县秦亭镇店子村袁建明……郑龙华要展示残疾人的“健全”生活。“我希望这些作品是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大家照到自己：这些伤残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做事都能成功，每个人都更应该用心做事。”

如郑龙华所努力的，照片鼓励了很多参观者。北京第四聋人学校18岁的葛斌用手语说：“来看展览之前，我感觉非常迷茫。但看到这些照片，我很感动。我要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天，拼搏努力。”他指着一个肢残运动员的照片说，“我能够感受到她很努力！”

残疾人励志小故事 篇四

陈燕，女，汉族，1973年生，视力残疾，一级钢琴调律师，XX市人。现北京新乐钢琴调律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系中国音乐家协会钢琴调律分会会员。幼年患先天性白内障双目失明。22岁毕业于北京盲校钢琴调律班。2002年10月创建北京钢琴调律网，2004年出版《陈燕：耳边的世界——中国第一位女盲人调律师的自传》，同年12月被XX卫视和新浪网评为《感动2004》十大真情人物。

盲人钢琴调律师陈燕的故事有点传奇，但都是真的。3个月大的时候，因为先天性残疾，陈燕被父母遗弃，是姥姥收养她并抚养成人。

陈燕自小对音乐比较感兴趣，学过很多乐器。自打学调琴开始，她每天总是十三四个小时泡在钢琴边，仔细摸，用心记。学调律还必须会修琴，一个盲人手拿锤子钉钉子、刨子刨木头，受伤总是难免的，学习调律那段时间，她手上就没有一块好肉。

真实感人故事3：生命的礼物 篇五

张天锐今年49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又黑又瘦，满脸胡渣，总是皱着眉，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当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时，感觉像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母亲胡久红48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裤腿时，会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帘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所有的家当。”

事实上，这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

里面10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方。张天锐坐在一张可以半躺着的竹椅上，胡久红拉过砖头大小的木凳坐下来，我是客人，被让到了仅剩的一张靠背椅上。

胡久红垂着头说：“家里只有3张凳子，碗也不够，所以儿子不大把朋友往屋里带，没地方坐。”

这是一间小到毫无遮蔽的房间，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元钱买回来的二手彩电，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依次摆放。胡久红扶住那张木制的小床，“原来儿子就睡在这，这么大的孩子，从来没自己住过一间房。”停顿了一下，她接着叹气道，“没办法，太困难了。”

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每月500元租来的。在他们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公斤的煤气罐，他能获得5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务。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4800元。这笔钱，他们很快就要攒够了。未来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头，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

坐在他们弥漫着煤气味的家里，张磊空荡荡的硬板床就在我背后。过去，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元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张磊的生活费也涨到了600元。对张家来说，这笔钱得攒上好一阵子，张天锐必须为此扛上120个煤气罐。胡久红从来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汇出过，只能每10天给武汉的儿子寄出200元。

我问他们：“张磊抱怨过吗？”

母亲沉默地摇摇头。父亲却盯着墙边一辆锈迹斑斑的手推车。每逢放假，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他不像别个的儿子那么聪明、读书好，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张天锐慢慢地说。

胡久红突然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一边憧憬：“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饭时打算，如果有机会，就让年轻人去南方闯闯，存够了钱，可以回到这座县城里贷款买自己的房子。

“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

5月31日早上6点半，张天锐像每天一样早早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张磊也起床了，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那天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

听他医院的同事说，张磊是个听话的孩子，很受医生老师们的喜欢。如无意外，那份鉴定应该写得挺漂亮。张天锐也记得，儿子心情不错，像往常一样穿着T恤和短裤，7点钟就出门了。

可已经开始送“气坛子”的张天锐并不知道，张磊并没有走出太远。仅仅在离家不到1000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据说，当时下着小雨，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张磊。

20分钟后，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事实上，那时除了头上一点擦伤外，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当张天锐和妻子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时，他们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元现金赶往医院。看过儿子，这对父母乐观地相信，张磊几天后就能转去普通病房。

胡久红决定在监护室外陪着儿子，让丈夫回家看店。他们一天也不敢丢掉自己的小生意，无论是半夜12点，还是凌晨3点，餐馆或早点铺的老板只要打一个电话，张天锐就必须马上将煤气罐送到。

可管床医生袁以刚却知道，他面对的这个“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情况并不乐观。在对大脑进行CT扫描后，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6月2日，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瞳孔变大。医院决定迅速为他进行开颅手术，三四个小时后，手术结束，瞳孔缩小。

但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不得不插上呼吸机。25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这对贫穷的夫妇从未有一刻想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袁以刚的手，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物人也好。”

那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就像是随时要醒来的样子。父母拉着他的手，哭着呼唤：“张磊，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年轻的女友程丽(化名)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张磊唤醒。按照亲戚们的指点，夫妇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野生河鱼，然后在河水里将鱼放生。随后，他们又将儿子的衣服裤子收好，请人带去“收魂”。胡久红感到，自己就像疯了一样，“只要能救儿子，我们什么方法都不拒绝”。

他们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怎么就被宣告了“死亡”。医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围住他的病人家属解释脑死亡的含义：病人无自主呼吸，一切反射消失，脑电静止。

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张天锐用双手捂住了脸，“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啊，现在，希望变成了肥皂泡，什么都没了。”

“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6月5日早上8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这是个不大的县城。一个当地人悄悄告诉我：“这里很忌讳这个，要留个全尸，如果传出去了，恐怕在当地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可是最初，胡久红还来不及考虑这些。医生向她解释“脑死亡”时，曾经提到国外的人对脑死亡的接受度比较高，很多脑死亡患者都进行了器官捐献。那时，这个母亲已经接近崩溃，但这句话却好像突然给了她启示。

在家里，夫妻俩每天辛苦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打开那台100元的破电视。他们舍不得买机顶盒，便偷偷地将一条天线接出屋外。尽管只能收看到中央一台和京山县电视台，可电视剧里“捐眼角膜”的情节却曾深深地打动过他们。

张磊被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晚，夫妻俩仍旧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亲靠着医院的白瓷砖墙壁，她站不稳，眼睛也哭坏了，连报纸上的字都看不清。

“当时什么感觉都没得，就是痛苦。”胡久红呆坐在小板凳上，说到那个晚上，眼里几乎没有了光。

她幻想着有人来救救儿子，大脑坏了，能再移植一个健康的大脑吗？不能，当然不能。“我那时就想，医院里别人的孩子，也许肝坏了，肾坏了，他们也像张磊一样，等人救啊。”

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赞同。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只有这一次，倔强得令人吃惊。“孩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她不容分说。

如今，这对夫妻已经记不清，他们在这个念头上究竟来来回回地挣扎了多久。两人整夜抱头痛哭，张天锐决定顺从妻子的主意。“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

在整个县城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最初，医护人员们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入手。一位泌尿科医生主动提出，自己曾经在武汉参加过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可以帮忙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

6月5日上午11点10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强带着3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张磊的父母。那时，胡久红垂头丧气地坐在病房外发呆，“很可怜的样子”，张天锐则躺在医院的地上，“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这对匆匆做出决定的夫妇还不清楚自己即将面对什么。他们甚至不知道儿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献。

胡久红心里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

可骆钢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20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劝捐”绝不是轻松的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你怎么找到这里的？滚！”

可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都要开刀。不过，捐的器官越多，做出的贡献越大。好多人等着救命啊。”骆钢强劝说道。

“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

“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骆钢强问。

“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张天锐问。

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原则上，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互盲”。张天锐失望地点点头，“那算了，只要他们健康。”

当他们走出门外时，连日来也一直守候在医院的亲戚和张磊的同学都围了上来。“捐什么了？”有人问。

“眼角膜。”这对老实的夫妇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

“不敢和他们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走时能是一个整身子。”张天锐叹了口气。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张磊去世后，有人提着香蕉和苹果来看望他们，却问道：“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

张天锐感到，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也正因如此，他们拒绝了此前所有的采访，生怕被更多人知道。在记者去采访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把记者引进屋，然后把大门紧紧地关上，同时反复地叮嘱记者：“白天人太多，千万别来找我们。”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把你养育一场，也值了。”

母亲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抱住了儿子，用自己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了儿子的脸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点40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多次，慢慢降为30多次。17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磊走了。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

同在手术室里配合这台特殊手术的袁以刚还记得，医护人员最后为这个年轻人穿上了他姑妈买来的白衬衫和西装，笔挺笔挺的。这是张磊一生中第一次穿这么正式的衣服。根据当地的习俗，家人还请医护人员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细的带子系住了张磊的袖口、裤腰和裤腿。

当一切结束后，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3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遗体进行三鞠躬。

这个“必须比120还要快”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月5日夜里11点到达武汉。

仅仅就在10多分钟后，51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病人。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她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1年来，除了稀饭和面条她几乎没有吃过其他东西，体重掉下整整25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却被积水充满，鼓了起来。她一度以为，“没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荣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两年，还有更多人，在漫长的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当6月5日下午，这个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配型结果显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植手术。

如今，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时，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腹部的积水已经消失。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眼白，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颜色。等到出院，这个整整一年都在挨饿的女人，最想喝一碗莲藕排骨汤。

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22岁的小伙子的。我本来必须趴在她嘴边才能勉强听见她说话，但一提起这件事，她努力用双肘将自己从病床上撑起来一点，用尽最大的力气说：“我儿子今年也24岁了，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我晃了晃手里的相机，问她：“能给你拍张照片吗？”

她点头表示同意。当镜头对准她时，她笑得很灿烂，伸出左手，比了一个V字手势。“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她说。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张磊大3岁，可11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

这个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举家搬迁到武汉治病，父母以卖菜为生。蓉蓉一直成绩优秀，考入了这座城市一所“211高校”的财会专业。可就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此后，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手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针时留下的疤痕。

在发给我的短信里，这个女孩说她喜欢穿时装。可是她的妈妈告诉我，开始透析后，她就再也没有穿过短袖上衣。

有时，她觉得熬不下去了，就问妈妈：“你为什么要救我。我活着，我的亲人都跟着一起受折磨。”***妈流着眼泪重复着这些话给我听，“好多人都让我放弃她，可那是我的女儿啊！”

几乎就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蓉蓉接到了前往医院进行配型的通知。结果是可以移植。

凌晨3点半，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然后被推进手术室。3个多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手术很成功。”

几天后，从网络新闻上看到对张磊的报道时，全家人才猜出这颗肾脏的来历。蓉蓉妈妈的眼圈红了：“做父母哪个不晓得失去孩子的心情。他的爸妈好伟大，救了好多人呐！”

紧接着，又有一名30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4个小时后，他成功换肾。现在，他已经可以摆脱透析机了。

等到时钟指针转动到6月6日早上8点，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6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如今，角膜已经溃烂、穿孔。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她常常撞在墙上摔倒。为了今天的这只角膜，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年。两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就在当天，她发现自己的视力恢复到0.5，“能看见桌子和树了”。

与其他受捐者一样，她也不知道捐赠者的信息。“只听说他很年轻，真的谢谢他，谢谢他的家人。”她曾经向媒体表示，自己和妹妹也愿意捐献器官。“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辈子都看不见。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一台绿色的冰箱里。医生说，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片年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以光明。

“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6月5日傍晚，获取器官的手术刚刚结束，为了避免熟人看到，几个亲戚快跑着把被白布单裹好的张磊运进医院楼下的殡仪馆车里。第二天，张磊被火化，骨灰送回老家祖坟，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树林，面前种着高粱和西瓜。

回到县城，胡久红必须不停地干活。她希望自己一刻都闲不下来，这样就不会想到已经离开的儿子。“心情就像现在的下雨天一样，冰冰凉凉。”她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

有时，她在擦地，恍惚觉得儿子就坐在床上，“我和他说说话，就像他还没走，只是我摸不着他。”甚至现在走在街上，她看到别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地经过，心里也疼。

这些年，这对夫妇一直在为生计发愁。京山县已经有一些住宅区安了天然气，眼看着，送煤气罐这个生意就要搞不成了。他们也想过带张磊出去旅游，可是没有时间，更没有钱。他们窘迫地回忆起，平常挺少和孩子聊天。

我问：“张磊有什么爱好吗？”

父亲说：“有时愿意看看小说。”

母亲却反驳：“没有，啥时候看过小说。”然后，两个人各自别过头去。

张磊的书本和衣服，已经全部“烧”给他了。根据当地风俗，后辈没结婚仍然算小孩子，未能尽孝于父母，家里不设灵堂。

胡久红费力地跪在已经裂缝的瓷砖上，从床底拉出了一个小木箱，取出一个被黑色塑料袋层层包住的小包裹，里面放着张磊生前仅有的5张照片。这是一个白净秀气的小伙子，喜欢穿白色的衬衫，在镜头前，总是笑呵呵的。

我问他们：“后悔捐献吗？”

“捐了，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张天锐回答我。

他沉默了一阵，又低声说：“但孩子死得惨，死了之后还要开膛破肚，叫谁也是难受的。”

他决定出去透透气。胡久红离我坐得更近了一点，压低了声音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闭上眼睛就看见儿子的脸。”她向丈夫的方向张望了一下，“怕他爸爸担心，不敢和他说。”

6月15日，夫妻俩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张磊”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个名字。他们蹲下身去，轻轻地摸了摸那两个字。

半年前，张磊在京山结识了小他两岁的女友程丽。比起为生存忙碌的张磊父母，程丽似乎更了解这个年轻人：他心地好，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他喜欢听陈奕迅的歌，喜欢玩“魔兽”，有时也去打打桌球。他的笑容总是“很有感染力”，在KTV里，这两个年轻人常常合唱“五月天”的《知足》，因为里面的歌词写道，“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

像很多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程丽喜欢幻想自己未来的家，比如，“结婚照要挂在哪面墙上”，“书柜要什么样式的”。张磊总是笑着听，并向年轻的恋人保证：“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等到张磊的工作稳定下来，他们就去两家见双方父母，定下婚期。

“总之，跟他在一起，怎么样都好。”这个刚刚20岁的女孩羞涩地笑了笑，眼角却依旧挂着忧伤。

2011年5月31日早上7点，22岁的张磊在小雨中走出家门，他拿起手机，打电话给程丽，督促她起床上班，不要迟到。他们正在电话里开心地聊着，程丽突然听到一声闷响，手机里再也没声音了。

残疾人的优秀事迹 篇六

张书平，男，汉族。1972年6月21日出生，初中文化，家住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涛城镇黄墅村涂湾组，现任黄墅村残疾人协理员。1990年，初中毕业的张书平为改变家庭生活窘境当上了木工学徒。他勤奋好学，刻苦钻研，虚心向师父求教，终于换来了一手好木工手艺，从此，开始从事木工行业，起早贪黑，吃苦耐劳，一干就是十几年。凭着精湛的手艺，他的生活越来越红火。

正当张书平意气风发地梦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命运跟他开了一次不小的玩笑。2007年的一天，在电刨床上制作木地板时，电刨无情地将他的左手五指全部切断，致使左手残疾。从此，张书平与木工手艺活断了缘。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迷茫过，消极过，可是最终他选择了勇敢面对这一切，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心。在参加了县残联举办的特种水产养殖培训班后，他瞄准了甲鱼养殖产业，2009年元月，张书平与邻村（凤河村大义组）村民赖正兵取得联系，盖起了甲鱼棚，当年建棚投入资金33万元，从事甲鱼养殖。当时，环境很艰苦，一是缺资金，这笔不小的资金全是从亲朋好友处借来的；二是缺技术，当时张书平在甲鱼养殖领域还是一个“门外汉”，他想尽一切办法克服技术上的重重困难，凭着虚心求学、大胆创新的精神，在翌年元月初见成效，不但收回了所有投入成本，还略有利润，得到了回报。尝到甜头的张书平干劲更足了，随着不停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他的养殖技术不断提高，养殖规模也不断扩大，效益越来越显著，仅2011年一年就获取纯利20万元。

张书平靠着自己自强自立和努力拼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开拓了一番新的事业。可是看着周围的村民特别是残疾人生活依然十分贫困，张书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忠厚实在的他有一股闯劲和干劲，更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他脑海中萌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要用自己的能力和技术带动周围村民，扶持当地贫困残疾人发展甲鱼养殖共同致富。他的想法得到了当地政府和县残联的支持，如今，在他的带动下，当地已经有了12家甲鱼养殖户，其他养殖户有情况、有问题找他时，他毫无保留地给予免费技术指导，帮助他人。他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到12家甲鱼养殖户家里义务巡回指导，在他的影响下，12家甲鱼养殖户的养殖技术得到提高，并成立了甲鱼养殖协会，走上勤劳致富之路。

残疾人本身就特别需要他人和社会的关爱，而张书平却做到了去关爱别人。从2010年任黄墅村残疾人协理员以来，在发展甲鱼养殖的同时更是扑下身子一心一意为残疾人服务，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他工作求真务实、勤奋努力、刻苦钻研，加强自身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己，于2012年荣获郎溪县优秀残疾人协助理员称号，并在2012年涛城镇残代会上被推选为肢体残疾人协会主席。

有理想、有目标，才能有未来。张书平计划于2013年再造一个甲鱼棚，总投资40万元左右，在扩大甲鱼养殖生产规模的同时，打造一个残疾人就业实训基地，更好地为当地残疾人服务。

残疾人励志小故事 篇七

1962年12月28日，他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小镇。他到来不仅没给家里带来欢乐，反而给父母心里蒙上一层阴影，家里人对他未来充满忧虑。因为他患上罕见成骨发育不全症，这种病人体内钙质无法固定在骨骼上，因此骨头有如玻璃般易碎，也就是俗称玻璃娃娃。

他父亲擅长吉他和电子风琴，受家庭影响，他还在很小时候，就对音乐表现出浓厚兴趣。7岁那年，他在电视上看一场钢琴音乐会，着迷到神魂颠倒地步，向父亲提出自己也想要一台钢琴，父亲满足他要求。

但是，一个手脚无力，行动不便人，要想学习钢琴谈何容易。每次他都要依靠别人抱着才能上下钢琴座。有一次，父亲刚把他抱上座位，有事临时出去，他一不小心，从座位上摔下来，脚被摔成骨折。

心疼他父亲建议他学点别，可是他死活不同意，就认定钢琴。无奈之下，父亲想出办法，在琴上安装一个特殊辅助器，使他脚较容易牵动钢琴踏板。虽然如此，他还是在练琴过程中经常出现意外情况，以致于经常往返于医院和家之间。但他却不管不顾，凭着顽强毅力，近乎疯狂地练琴，这一练就是五年。

他13岁那年，一个偶然机会，他父亲获悉一个剧团急需招聘一个丑角兼配角，觉得他很适合，于是送他去。剧团内有一个名叫布鲁内小号演奏家，在跟他合作几次之后，发现他在钢琴方面有着特殊悟性，就推荐给打击乐演奏家洛马诺重点培养。在两位音乐家悉心培养下，15岁时，他推出个人第一张专辑《闪光》。优美曲子震撼人心，轰动法国音乐界，使他一夜之间成为巨星。

他第一次公开演出时，先是在台前离观众最近地方，站足足3分钟。最后，他笑着问：都看够吧？在全场发出会意地笑过之后，才开始表演。听完他演奏，观众被他音乐震憾，先是短暂沉默，继而爆发出雷鸣般掌声。

事后，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先站三分钟，他说：很多人是因为好奇我身材才来，先让他们看个够，才会仔细听我演奏，才能看到我灵魂高度。

置身于神奇音乐世界中，他忘却残缺肢体带来痛苦，变得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对于取得成绩，他仍然不满足，坚持每天练琴时间增加到11小时，每年独奏音乐会超过180场。有时，超负荷训练量甚至令他指骨折断，他也在所不惜。他钢琴越弹越好，名气越来越大。1987年，他推出另一张专辑《乐曲》，成为他音乐行程中决定性转折，让成为世界级钢琴大师，他足迹遍及纽约、米兰、东京、巴黎等著名音乐城市。所到之处，都是一片赞誉之声。这时，所有人都已经不再对他奇特身材好奇，而是带看钦佩心在仰望他灵魂高度。

然而，再伟大人物也有沉浮之时。自《乐曲》出版后，他事业开始落入低潮，因为焦急，有一次甚至晕倒在酒吧阶梯上。苏醒过来后，他说：我骨头那么脆弱，这次却竟然一点伤都没有。我告诉自己：时间还没到，上帝还不想让我去死。

乐观心态让他对未来仍充满信心，坚持每天练琴11小时以上。果然，过不久，他事业又迎来辉煌时刻，不仅签约新唱片公司，而且出唱片一张比一张好，广受欢迎。尤其是与另一名法国爵士乐手格拉贝蒂合作唱片销售量突破10万张。

有人曾经问他成功秘诀，他引用一位哲人话说：世上每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苹果，优秀和缺陷并存。有人缺陷比较大，那是上帝特别偏爱它芳香，而我就是那个格外芳香苹果。

1999年1月，他因肺炎病逝于纽约，年仅36岁，他留给人间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真高大，那是矮小成全！

他就是法国贝楚齐亚尼，世界钢琴史上最著名侏儒，一个乐观向上，勇于接受命运挑战，克服身体巨大障碍，奏出人间最美妙乐章残疾人。他身材虽然矮小，但他灵魂高度，足以让世人仰视。

残疾人的感人事迹 篇八

20xx年，患有听力障碍的管新民参加了市老年大学摄影班，从此，便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十多年来，他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用镜头记录多彩的生活和伟大的时代，作品曾荣获国际聋人摄影展金奖、中国残联书画摄影大赛一等奖等，还被市体育局与温州网聘为特邀摄影记者。20xx年，被温州市委宣传部授予“温州十佳摄影师”荣誉称号。

当无人机航拍面世后，他成为了温州首批无人机航拍的飞手，并受到中央电视台采访。

如今，在温州公益助残活动中，处处可见他的身影，处处看见他用镜头记录下残疾人的自强风采、志愿者的爱心善举、大爱之城温州残健共融的文明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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