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走过百年

　　如果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算起，那么2015年正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

　　如果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算起，那么2015年正是新文化运动100周年。

　　在被冠以新文化运动的文化事件即将迎来其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一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以赞佩新文化运动主将的远见和勇气、感怀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成就的方式，再一次其乐融融、皆大欢喜地畅想专属于中国文化的“新时代”。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赞赏和感佩，其背后总有一种独特的叙事逻辑两千多年以来一直绵延不绝的优秀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落后了，于是挨打了，然后觉醒了，终于奋进了，用新文化告别旧文化，拥抱了现代化，在新旧文化的交替中，中国文化与社会一并在现代化的进化之路上取得了成功。

　　从恢弘的历史叙事和精当的理论描述中，中西、古今的双重矛盾可以为文化的“新旧之争”做出十分完满的解释，在属于西方的现代化与属于中国的传统的二元对立中，新旧有了一个看似清晰却难以捉摸的意指。新旧之争就是先进与落后、开化与愚昧、德赛先生与孔孟夫子、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统等矛盾的总和。新文化为自己树立了一个靶子，这个看似非打倒不可、非进化不行的靶子具体是什么难以明言，而靶子被确立起来的意图却是显而易见的：面向西方挑战的悲愤与难以自抑的现代化焦虑。焦虑与悲愤的情绪推动之下，在祖宗与外侮之间，面向现代化进行文化主体性重建就显得十分迫切。新文化运动似乎一直有一个或一群敌人，然而，我们都很难清晰地说明敌人到底是谁。

　　这个说不清敌人是谁、新文化自己到底是什么？是技术、制度、社会结构还是思想观念？它的敌人是谁？是一种观念、一种社会结构，还是一个阶层，抑或上述一切的总和？进而言之，被新文化改造了的到底是什么？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什么？如果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关于文化改造和社会进步的严密设计和成功实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今天中国文化的境遇，特别是在西方与传统的夹缝中的严峻挑战？

　　回顾百年以来的文化变迁及以文化进步为名的社会运动，不难发现，新文化是一个边界模糊的概念，其内涵并不取决于某种关于新旧文化冲突、东西文化命运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共识，而是被不同的人随意填充出来的不同人、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关于新文化的唯一共通之处大约就是他们都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称为新文化。由此，新文化是一个黑洞式的概念陷阱，也是浮云一样的帽子，在它的笼罩之下，我们甚至一直没有搞清楚文化变迁中的真正挑战是什么？不客气的说，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仍是根基性的新文化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如果有一个关于新文化的理想图式，那么它是什么？它的实现路径何在？

　　质言之，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是问题，却不是解决方案，更不是关于现代化、文化命运的共识。因而百年之后的反思并不能算是行到中途的自省，而是原地踏步之后的再出发。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原地踏步的好处是，我们还有重新出发的机会，进行了百年的新文化运动仍然是现在进行时，当下的我们仍身处其中！（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开启新文化运动，至今已百年，新旧文化之争似乎也早已有了定论，其标志就是新文化已经成为当今文化的主体。但是，如果我们把新文化运动中那些带有极为功利的政治以及极端情绪化的因素排除其外，纯粹从学理的角度来看，新文化的成功恐怕远没有那么乐观。应该说，新文化之于旧文化的批判不可谓不彻底，但于新文化的构建则显幼稚与肤浅。俗语说不破不立，但破了未必一定立得起来。百年后重新审视这场新文化运动，我们不得不更多地反思新文化的秩序与规范如何加以构建。

　　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新的文化规范的建立其逻辑起点在哪里？是西方？还是中国本土？这是建立新的文化规范的核心所在。我认为，无论新文化还是旧文化，其属性都是中国文化，都不能离开中国文化的基本元素。因此，从根本上说，新旧文化并不是断裂和对立，更多的应是接续和融合。脱离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旧土，何以栽培出中国文化的时代新枝？

　　众所周知，新诗已是现代文学的主流诗歌形式。关于新诗的成就以及历史地位，学术界早有讨论，辩护者有之，批评者更多，兹不赘述。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新诗至今未能得到广泛的认同，或者说还很不成熟。我以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新诗的创造从一开始就严重偏离了中国诗歌传统的轨道，具体表现有二：

　　就语言形式而言，纵观新文化运动前两千余年的古典诗歌史，不论两言、四言、五言、七言，均以齐言为特征，即便是词曲中出现的长短句，其结构与节奏的要素仍是以此为基础的，更重要的是两千多年来，古典诗歌与汉语以及音乐固有的那种天然的血缘关系，在所谓的白话新诗中遭到漠视。白话即使不错，西化更成问题，生涩冗长的句子，繁琐隐晦的表达，从根本上脱离了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自然是水土不服，使得我们民族对于诗歌的记忆传统难以为续。

　　其实，新诗的实质不在于白话的语言形式本身，而在于对传统诗歌语言经典性的消解。换言之，如果什么语言都可进入诗歌，甚至骂人，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文化的诗歌传统，从而造成了诗歌接受的混乱和诗歌语言的畸形。

　　自由诗的“自由”表达并不等于无标准、无规范。中国传统的诗歌理念，无论是诗言志还是诗缘情，其本质都是人的精神生活的高度浓缩与升华，是高尚而脱俗的。诗是用凝炼的语言、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想象来高度集中的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所以，我们读古典诗歌如饮醴泉，充盈着美的意蕴。而新诗的非经典化，使其很难成为新的诗歌典范。

　　其实，文学变革始终是两千余年古典文学不变的主题，从“诗言志”到建安风骨、魏晋风度，从唐宋古文运动到明前后七子的文学改革，始终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改革主线，但是，这些文学革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基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因此文学的链条得以接续。这一点或许对我们新文化的构建有所启示。

　　西方文学思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其范围之广，几乎涵盖了近代以来的全部主流文学思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19世纪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20世纪初的新浪漫主义（包括唯美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新感觉主义、意象主义、存在主义等众多流派）。这些引介工作虽处于初始阶段，却为日后更加深入、系统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在对近代西方文学思潮的演进、流变的把握上，更是提供了一个延续至今的大体轮廓。

　　另一次大规模引介和研究要等到差不多60年以后了。“文革”结束后，在打破禁区、解放思想的氛围里，中断多年的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重新启动，从前被视为禁忌的各类话题进入公共讨论的层面。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众多经典文学思潮在一种新的视野下得到了相当系统的重审和评估，呈现出昔日被有意无意遮盖了的丰富而复杂的面相。更引人注目的是，各种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纷纷涌入，既多且杂，令人目不暇给。

　　从回溯的眼光来看，这两次大规模引介和研究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由强烈的问题意识推动起来。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文学思潮的引进并不完全出于学术动机，而是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新文学的创造获得了一个超越本土境域的外部参照。这里透出一种深切的焦虑：面对世界文学新潮，人们发现中国文学已然落后了；为了加入世界文学之林，走世界文学发展之路，凡西洋文学进化途中已演过的主义，都得在中国再演一遍。这种焦虑其实反映了五四前后的时代意识，背后是西上中下的价值评定，但其间的问题意识却昭然可见：引进域外文学思潮的努力从一开始就不单是学理上的，而是出于在中西碰撞和交汇的语境中重建中国文学的自觉。

　　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上承“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进入了一个“新启蒙”时期。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否允当姑置不论，有一点非常明确：在上世纪80年代，对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经常伴随着自觉的启蒙意识。仅以现代主义研究而论，其意义实已超出了单纯的学科和学理层面，而包含着对“极左”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抗议，构成了“文革”后全社会拨乱反正的一个环节。这可以说明，当时的现代主义研究为何是在不断的争论、质疑、批判和辩护中展开的。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样的思想氛围已难得一见了，西方文学思潮的研究日益向学术领域收拢，大多集中在冷静的学理层面上，中国的现实背景黯淡了许多，新一代研究者已不大有上世纪2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研究者那样的问题意识了。从学科史乃至学术史的观点来看，这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中国文化传统之于现代世界的意义被遮蔽得太久了。我们以简单化的“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直扑现代社会，其间的价值失落却不堪回首。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的一次次涌动，不能简单地视之为复古，而是内心价值需求的某种呼唤。

　　新文化运动是以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办（最初叫《青年杂志》）为标志的，但它又总是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纠缠在一起，所以，人们一般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看似再平常不过的说法却透露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秘密：两种逻辑不同的运动始终纠缠在一起，一个是政治的逻辑，一个是文化的逻辑。

　　李泽厚先生的说法是“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 “救亡”和“启蒙”大致指出了这两个层面，但与“救亡”和“启蒙”相比，“政治”与“文化”两个层面的区分可能更为确切。新文化运动所展现的政治逻辑显然要比“救亡”概念复杂得多，文化逻辑也远要大于“启蒙”概念。尤其重要的是，李泽厚先生的“救亡与启蒙”的逻辑依然局限于现代性叙事的内部，尚没有触及到中国文化传统在现代世界的嬗变这一重要维度。

　　新文化运动尽管存在着政治和文化的两种逻辑，但政治逻辑始终压制着文化逻辑，而且政治逻辑中最狭隘的诉求成了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指向，李泽厚先生称之为“救亡的任务压倒了启蒙的诉求”，这只是某一个层面的问题；在更大范围中，则是激进主义的政治要求挤压了文化上进一步反思的所有空间。这样，不仅“启蒙”工作没有完成，在启蒙基础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合理性反思更没有完成。政治的急迫要求使新文化运动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种种局限被完全遮蔽了，“五四”在政治上的“正确性”掩饰了新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单薄性，现代性的完整性和文化传统的深厚性都因此被牺牲了。所有这些都成了现代中国不得不接纳的遗产，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黯然失色，被政治绑架了的新文化运动对此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新文化运动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激进的文化视角，在学科上对传统文化的界定是“国故”。以一种貌似科学主义的精神来整理“国故”，实则是否定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活的、有生命力的、有智慧的精神传统。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所谓科学精神对文化传统的戕害尤大，他以西方人对待东方死文物的态度对待自己母国的文化，目的只是使之归档。这种科学主义的态度对于作为学科存在于大学中的文化研究来说危害依然留存。历史的吊诡在于，当在政治上实现“救亡”的目标时，由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逻辑遭到压制，以及对于文化传统的极端批判，会使现代国家因为丧失价值传统的继承而有走向虚无的危险。

　　今天，我们需要努力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利弊得失，重新拥抱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只有这样，中国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才能更鲜明、更自觉地呈现出自身文化价值的特质，也才能更清楚中国的文化传统应该呈现出怎样的生机以贡献于人类普遍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