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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王越江法律论文网 篇一

江西省修水县公安局 曾五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提出“严打”方针并组织实施以来，“严打”作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项长期刑事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20个春秋，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但每次“严打”斗争在取得短期性阶段效应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相当严峻。阶段性“严打”没有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来，“严打”的社会基础，“严打”的对象，“严打”的方式都发生有规律而跳跃变化，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把“严打”作为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以江总书记“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严打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

一、建立统一的“严打”思想理论体系

1983年的严打，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态的发展趋势提出来的，当时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文革”十年沉积下来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刑事犯罪迅速飚升；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经济阵痛带来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象洪峰一样逐年上涨，特别是首都北京连续发生4起抢劫银行杀人案，于是党中央4月又一次作出了“严打”的重大部署；世纪之初，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运行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难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社会秩序混乱和有失规范现象比较严重，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引发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有些地方的恶势力逐渐演变成为更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这些黑恶势力甚至染指基层政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于是，在4月，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整治，期望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目标。

“严打”方针的提出，根植于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治上由人治转为法治，社会关系由封闭的社会转为开放的社会，联产承包首先松动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农民对田地的依附关系；政企分开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弱化了行政管理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单元楼群住宅兴起，淡化了居民互相约束监督的义务感，社区阵地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治安的脉博，随其跳动而作相应的改变，并提前作出预测施以对策，因此，要求我们以一种科学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进行严打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是“严打”的理论基础。另外，“宽严相济”、“双基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也是“严打”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立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

1983年，在原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第一次打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但在实质上，“严打”依政策进行，依两高一部的刑事政策进行，显得使“严打”失去了法律根据，依政策而不依法律，毕竟一个权宜之权，随着新《刑法》和《刑诉法》的制定和实施，已废弃了原有的'两个“严打决定”，刑事法律更加规范统一。所以我们要以“依法治国”为“严打”的思想基础，就必须统一规范“严打”的法律体系。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严打”的对象显然是爆炸、杀人、抢劫、绑架及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但我国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战中都没有“重罪”与“轻罪”之分，因此，实事求是地建立“重罪”与“轻罪”理论，并施与相区别的刑事打击策略，是建立统一的“严打”刑事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前提，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重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制订对其进行审判和科刑的“严厉”法律或重新对“两法”进行调整和修改，在程序上、实体上区别严重刑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

制订统一的“严打”刑事法律体系，就是把“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体现全国人民意志的刑事法律，刑事政策的连续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连续性那样旷日持久；刑事政策的严肃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严肃性那样震慑有力，“什么问题突出就坚决解决什么问题，哪里问题严重就抓紧整治哪里”，毕竟是一种权宜之策，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被动措施，只有制订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才能保证“严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严打”不应是单一抓捕判杀，而是要强调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在建立了统一的“严打”思想体系和法律体系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迅速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1、严打仍应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

三次“严打”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打不胜打”的怪圈？根源在于忽视了“打击犯罪并不能根治犯罪”的道理。犯罪率的涨落与国家、社会矛盾有关，而不是仅靠公安机关努力能遏制或通过“严打”达到理想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任何作为外力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内对犯罪发生作用，只有在消除或者至少减少社会矛盾与 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的提前下，“严打”才能发挥其预防犯罪的功能。

2、改变现在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

纵观我国的三次“严打”，无非是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司法机关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但这些工作对司法机关而言，本来就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即使无有“严打”的提法，对严重刑事犯罪，司法机关也应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依法从严、从重。为了真正做到“严打”，就应改革现有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现在在司法体系中，“严打机构”是临时的，应建立长效的、完备的“严打”司法体系，如在公安机关建立“重案刑侦队”，检察机关另设“重案检控部门”，法院建立“严重刑事犯罪审判庭”等等。

3、进一步落实专案督办制度

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有关单位要落实专门力量，做到专案专办，在落实各项保密措施的基础上，由领导逐级挂帅、督办，掌握进展，落实措施，动用各种侦查手段力求除恶务尽。

建立“严打”长效机制初探/曾五一法律论文网 篇二

论法官阅历/杜海军法律论文网

论法官阅历

杜海军

社会阅历，是指一个人对社会、对事件的经历及理解程度。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一些事情，每天都会对发生的事件进行思考，通过长时间的积累，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则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这时，我们的阅历则日趋丰富。阅历对一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它能帮助人们妥善解决生活及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纠纷，能够前瞻性地预测事件的发展，帮助人们正确决策。阅历之于法官，尤显重要。我下面从两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社会阅历是案件质量精益求精的保障。

案件质量，我们法官们每天都谈论，提高案件质量也并非一日之功，不能一蹴而就。我们会将法官的法学知识、社会阅历和解决问题的综合平衡能力相提并论。法官的法学知识，是法官办理案件高质量解决纠纷的前提和关键。没有较为浓厚的法学知识或者法学理论不全面，就可能出现理解上的偏差，追究某一条文的字面意思，而忽略其立法背影和立法用意，不能综合理解并运用法律。

但是，有了较为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就能做一名称职的法官吗？当然不是。不管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是从律师当中选任法官，并且将从事律师职业相当的年限作为前提。这样的规定，当然也就涉及了我们的议题，涉及了法官的社会阅历及解决纠纷的能力。

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法官采取的是自动升任的办法，只要你考取了司法资格，就会从书记员升为助审员，然后再到审判员（当然这需要报批，报批仅仅是形式而已），也就是说，在我国要想成为一名法官，只要考取了司法资格就成为现实。这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原先则并无考取司法资格的限制，而是论资排辈，我就是论资排辈而当上审判员的。这一改革意义重大，杜绝了法盲法官的产生。但这一改革需进一步深化，逐渐与西方国家法官制度接轨，应当进一步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当然以阅历作为重要一环。

阅历有时是很难考量，现在唯一比较直观的考量标准是年限，通常理解，年限越长，阅历越深。但这又不是唯一标准，善于思考并加以调研则是阅历丰富的又一重要条件。就拿我们法官来说，我们是办案，当然，在办案过程中会用心思考，并且对这一案件涉及的问题进行法律分析并加以拓展，也就是法眼看案件，这样，当然是经历的案件越多阅历则愈加丰富。但是，也有些法官办案就案论案，不能用法学知识来分析、探讨案件中出现的问题，只会拿着书本中的条文去框，其结果，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办案机器而已，这样的话，即使干一辈子法官，只能说他经历的案件多，若说阅历丰富则实在太牵强。

法官办案，光有法学知识，没有深厚的阅历和解决纠纷的能力，处理好每一起案件只能是空穴来风。处理案件的过程，是司法的过程，但并非单纯运用法律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法律是没有明文规定的。这时法官就要在自己的法学理论指导下，分析情况，比对事件、案例，提出自己解决纠纷的方案或者判决，这一过程，就是法官阅历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如果法官阅历很浅，就不能进行对比分析，就不能预测判决以后将要产生的后果，就不会平衡各种矛盾和冲突，有可能会使很简单的案件复杂化。

二、社会阅历是法官调解得到突破的关键。

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调解，调解的益处我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东营市二级法院非常注重法院调解工作，并且有一些新的举措，比如在立案庭实行庭前调解。那么如何提高调解率，使调解工作更上一个新的台阶而取得新突破呢？阅历同样至关重要。我们每天处理的案件，很多都是同一类型的案件，有的甚至是极其相似的案件，我们就套用一种模式去调解吗？这是行不通的。即使案件相同，当事人也不尽相同，性格脾气甚至迥异，采取相同的方式进行调解，可能使一些能够调解的'案件最终因方法简单而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因此，在调解时，法官要采取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做工作，这样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做这种工作时，法官的阅历是相当重要的，法官凭借自己丰富的阅历，分析案件的成因，预测案件的走向，对症下药，妥善的提出解决纠纷的合理建议，以使案件及时合理地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法官凭借自己的阅历有针对性采取措施会使纠纷及时解决，如果法官没有相当的社会阅历或者办经验，就不会提出最合理的解决方案，提出的方案有时只是理想化的方案，在现实生活中行不通，当然能达成调解只能是一句空话。

综上，法官的阅历对法官办案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如何使我们选任的法官具有相当的阅历呢？我认为应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建立法官选任制度，逐步实行从有实践经验的律师中选任法官。现在有些省市已经开始试行这一制度，我们山东省也将从2005年始从律师中选任法官。在实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也要尽量将一些考取了司法资格的有审判经验的法官充实审判前线。其二、建立专业化法官队伍，防止办案法官与非办案人员交流过于频繁。现在许多法院，不从事办案的人员也大多具有法官资格，因此，办案法官与非办案法官之间频繁交流在现实社会中非常普遍。这种情况，不利于法官队伍的健康发展。为了保证法官能够充分汲取办案经验，丰富办案阅历，保持法官队伍相对稳定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作者 垦利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副庭长）

刍议人民陪审员制度/陈淑法律论文网 篇三

王越江

书记员是人民法院审判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书记员制度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法制日益健全的形势下，健全书记员工作制度，加强书记员规范化管理，对于人民法院严肃执法、提高审判效率，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保驾护航，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书记员工作的好坏直接制约着审判工作的运行，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旧的书记员管理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队伍建设的需要，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书记员是审判工作的不可或缺的辅助人员，但在当前书记员管理制度中存在如下诸多问题：

一是现行书记员晋升法官制度存在弊端。长期以来，我国法院实行法官与助理审判员、书记员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即将书记员设置为法院最底层的群体。我敕ㄔ菏榧窃背晌晋升法官的必然途径。进入的法院的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必须先从书记员作起。有实践经验、熟悉业务的书记员晋升为法官，剩下的书记员既经验不足，又不能安心本职工作，不能潜心钻研书记员业务，使得书记员队伍的专业素质无法得到提高。

二是录用标准混同，人才资源浪费。书记员岗位是一个技术性、辅助性的岗位，不需要很高的学历和法律专业知识，一般来说，具有法律专业大专学历的人员就足以胜任工作。但是，根据旧的管理体制和“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的发展模式，人民法院在新录用书记员时不得不提高学历标准，这就造成了不同职业在用人标准上的混同。特别是东部发达地区，一般都要求新录用的书记员具有法律本科或研究生学历。所有新录用人员，无论学历多高，能力多强，都得从书记员干起。这种管理制度实际上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高消费”，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三是书记员工作缺乏专业性。在基层法院，书记员的工作可以说是无所不包，除了审判之外的任何工作，大多都是由书记员完成的，从立案立卷到结案归档，从简单的粘贴材料到复杂的草拟判决，书记员都快成了“全能战士”，这与我们对书记员工作的最初定位是不符的，是与司法发展的形势不符的。。

四是法官与书记员比例失调，审判工作受到影响。人民法院的编制是有限的，由于书记员不断向法官晋升，造成法院内部人员结构极不合理，不仅造成书记员队伍不稳定，而且使审书比例失调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有的法院只得让助理审判员同时兼任书记员，甚至审判员之间互相代为记录或者到别的庭去“借”书记员。有的法院干脆从社会上招聘书记员，素质难以保证，直接影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书记员体制改革的意义

对书记员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单独序列的管理体制，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比较通行的做法。因为书记员工作有着特定的内容和范围，其性质与法官工作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二者不存在相通、相融和递进的关系。例如，日本将法院的书记官等法官以外的法院其他职员作为国家公务员法上的特别职员。作为单独职务序列的书记官分为首席书记官、次席书记官、主任书记官和书记官四等。书记官以处理审判权的附带事务为其权限，即担负制作调查笔录、书写和保管诉讼记录及其他法律规定的事务，同时明确规定对于书记官职务，即使法官也不得代为行使。然而，在我国原先的管理体制下，却忽视了书记员工作的特殊性，混淆了书记员与法官的工作性质、特点，特别是在晋升模式上，将书记员视为晋升法官的过渡阶段，不仅造成书记员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失去了钻研本职业务的原动力，而且导致书记员队伍不稳定，人员不安心，业务不精通。对书记员进行单独序列管理还有利于克服书记员忙闲不均等弊端，提高书记员使用的效率。书记员集中统一管理后，避免了各个法庭之间在书记员使用方面的不平衡以及为协调这种不平衡所耗费的精力，也将起到减员增效的作用。实行书记员聘任制，提高了法官的准入门槛，审判人员与书记员相对独立，各自的权责将更加明晰，进一步适应了审判工作规范化要求，有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也是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高效、优质的司法服务的客观要求。

三、完善书记员管理体制的具体思路。

1、实行书记员终身制。这是新型书记员管理制度的核心。书记员“终身制”是指书记员职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就是说，书记员在任职期间，只能在书记员职责范围内进行工作，不能承担应由法官完成的工作或者晋升为法官。为了充分开发书记资源，顺利完成日益繁重的开庭记录、卷宗装订归档任务，应当实行书记员终身制。

2、实行书记员集中管理。在以往的书记员管理模式中，由于书记员分散在各庭，不利于书记员的管理与整体提高。而成立书记员室或其他书记员专职机构，有利于对书记员集中管理、统一调配和业务培训，即实行“集中管理，分散使用”的管理模式，所谓“集中管理”就是，书记员隶属书记员办公室，书记员办公室对书记员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考核，统一培训，并设立几个小组分别负责刑事、民事、立案、审监、执行及速录员的管理工作。“分散使用”就是，按照审判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结合书记员岗位设置，把书记员合理安排到各业务庭，在审判工作中协助审判员做好各项法律辅助性工作，当好法官助手。

3、实行书记员单独序列的管理体系。一要实行单独的书记员任用考试制度。应组织实行法院书记员的全国统考制度，以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选择优秀人才充实书记员队伍。二要实行单列的书记员职级制度。由低至高，设书记员、副主任书记员、主任书记员等职级，根据书记员的工作水平、工作业绩等条件晋升职级，从而明确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方向。

德国司法考试一瞥/吴越法律论文网 篇四

陈淑 筱萍

【论文提要】《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院已向社会公开招聘了一批人民陪审员，该批人民陪审员经区人大人命，并经培训即将参与审判。本文拟从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谈谈肤浅看法，以期同仁指正。

【关键词】 人民陪审员 立法问题 缺陷与不足 完善措施 解决问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案件时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与职业法官或职业审判员一起审判案件的一种司法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法律的重要形式。

当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1951年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1954年的《宪法》和《法院组织法》，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都对陪审员制度作了明文规定；1979年通过、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和1979年通过、修正的《刑事诉讼法》重申了过去宪法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的有关规定；1982年试行、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和1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也都对人民陪审制度作了规定。另外，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等有关部委以及一些地方人大，专门就贯彻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但现行的法律法规中有关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行宪法中未作规定。作为一国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内容应当是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而作为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其地位和重要作用而言，都应当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规定，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语言表述有所不同。现行的1982年宪法却未规定人民陪审制度，迄今为止对宪法进行了3次修正，也均未提及人民陪审制度。在当今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治国方略、以民主政治建 www.paomian.net 设为基本纲领的形势下，这种情况不能不说是一种立法上的缺陷。

（二）现行法律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混乱。我国现行的涉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四部法律――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三大诉讼法，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表述相当混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否作为一项基本的司法制度表述不清。1979年的法院组织法第九条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但1983年修正时却删除了这一规定，其对应的关于合议庭的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修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这样在第一审案件中由人民陪审员必须参加合议庭就成了可参加可不参加，从而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应当”变成了“可以”，进而使该项制度成了“可有可无”。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仍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而在其第一百四十七条审判组织中，又把原来（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修改为“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与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保持了一致，使这项制度也成了“可有可无”。在同一部法律内这两条的表述似乎有前后相互矛盾之嫌。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没有把人民陪审制度作为一项制度来规定，也都只是在审判组织中作了“可有可无”的规定。由此看来，现行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地位的规定确实有些尴尬。

第二，关于在哪一审级的审判中可以采取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不一致。在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审判第一审案件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在行政诉讼法中却没有规定。有学者认为，这是法律赋予行政诉讼以更大的灵活性，即行政诉讼的第一审和第二审案件均可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法律并未明文规定行政诉讼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并且如果行政诉讼案件的第二审可以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话，也是与法院组织法的基本规定不相符，在立法上是相互矛盾的。笔者认为，这是行政诉讼法在立法上的一项差错。

第三，现行各部法律对“人民陪审员”的表述不尽一致。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三十八、第三十九条和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第一百四十七条都表述为“人民陪审员”，而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都表述为“陪审员”。法律语言应当是高度严密和统一的，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损法律语言表述的严肃性，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瑕疵。

第四，现行各部法律对于人民陪审员的权利、义务的规定表述不一。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与审判员有同等的权利义务，而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只规定有同等的权利，没有“义务”二字。行政诉讼法对此干脆不作任何规定。这是否意味着在不同的诉讼程序中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同呢？当然不是。从法理上讲，任何时候权利义务都应当是一致的。这些问题都应当在立法上进一步修正完善。

（三）现行“聘请特邀陪审员”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现行法律中，法院组织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时赋予了其职权：“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这说明，人民陪审员是经选举作为人民群众的代表参加审判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力的人。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作为合议庭的成员与审判员一样对案件的处理行使同等权力。审判权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根据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该项权力的行使只能根据法律的规定。现行的法院组织法只规定依法选举产生的人民陪审员有权行使审判权，没有规定“聘请特邀陪审员”可以行使审判权，也没有授权人民法院可以自行“聘请特邀陪审员”参加诉讼。因此，目前一些规范性文件和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聘请特邀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实际审判工作中起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这种做法却没有

法律上的依据，亟待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四）人民陪审员制度没有专项立法。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人民陪审员的规定过于笼统，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和陪审员产生的程序等没有具体规定，陪审员的素质难以保证，有的人民陪审员在庭审中难以真正发挥作用。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后，这种情形更为明显。由于没有法律依据，各地对于人民陪审员履行职责的经济补助标准各不相同，很多情况下，补助很少甚至没有补助。基于上述原因，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很多地方已名存实亡，流于形式，甚至根本就不搞陪审。因此，亟须出台《人民陪审员法》，就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选举程序、任职资格、职责范围、权利义务、管理与培训、经济保障等具体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以便于在司法实践中操作。

我国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缺陷与不足

1、陪审员职权不明确，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按照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陪审员在审判中究竟应该具有哪些职权和责任，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这就使陪审员的具体运作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也使其地位没有了保障。在实际中，法官往往在庭审时安排陪审员宣读一些程序性文字材料，如有关案件当事人权利的规定等，就算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了，在作出判决时，虽然陪审员有着与职业法官平等的表决权，但是普通公民往往信服于职业法官的专业知识，从而自然地产生一种权威屈从心理，在表决时总是遵从职业法官的意志。这样，陪审的作用无从发挥，产生了陪而不审的现象，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独立的表决权，就是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也就不能与法官形成制约关系。这也是近年审判中陪审制度弱化的原因之一。

2 、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实践中，有的法官有“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让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有的即使请了陪审员，对其意见也是采取“听而不理”的态度，甚至不允许陪审员参加合议，进行表决。正是由于这种对陪审制度的不正确看法，在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3、陪审员任期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一般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一案一选”制。而实践中有的陪审员甚至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陪审员这样的任期制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

4 、陪审员的选任方式不当。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应该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但是在目前的实践中，陪审员的选举很不受重视。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活动中根本“排不上队”，因此造成了各地人民陪审员选任现状的混乱。例如，有的地方由法院直接邀请人民陪审员，有的地方让有关单位和团体推荐人民陪审员，等等。在实践中，当某个案件的审判需要陪审员的时候，负责该案审判的法官在本案陪审员“候选名单”中挑选。法官乐于挑选那些与自己关系比较好或比较熟悉的陪审员的作法屡见不鲜。这种人民陪审员的选举方式干预过多，与法院的牵连过多，导致选举出的人民陪审员不能真正对法官监督，对法官的制约作用也减弱了。

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条措施

1、严格规定人民陪审员条件和选任程序。人民陪审员除了要年满二十三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身体健康，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条件外，还要对本案无先入为主的偏见。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是在案件审理前随机产生，这样选出的陪审员不与法官产生利益冲突，更不与双方当事人有关系牵连，他们能在法庭上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判决，自主的认定案件事实，而不受外界干扰。另外建议国家尽快出台人民法院陪审员办法，明确人民陪审员的选任程序。

2、明确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案件范围。通过诉讼法的修改程序或在陪审员办法中明确陪审制度适用的具体案件范围，防止当前的随意化现象。

3、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的权力范围。人民陪审员到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履行下列职责：审阅所陪审案件的材料；参加案件调查；参加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或案件的调解；参加案件评议。人民陪审员遇有下列情形，有权向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审判活动违反法定程序的；认为案件的事实认定或处理确有错误或者显失公正而在合议庭未能解决的；审判人员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的；审判人员有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

4、明确规定对人民陪审员的奖惩措施及保障制度。通过一系列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来促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中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已于205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既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决定》的颁行，对于完善和改革我国审判制度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出台后，全国法院反响强烈。但因为肖扬院长在讲话中提到年内最高法院将制定有关实施细则，故大多数法院仍在观望中。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制度当前需要着重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人大代表不宜担任同级人民陪审员

人大代表由于其代表的广泛性以及社会活动知名度等原因，是许多人民法院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首要人选。对此，全国人大的决定并未限定。但我们认为目前人大代表担任同级法院人民陪审员的普遍作法值得商榷。

首先，根据法律，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案件和被确定为合议庭组成人员后，便开始参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可以审阅案卷、询问当事人、询问证人、调查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参加法庭审理活动。因此，可以认为，人民陪审员在履行审判职责时，就是法官，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而根据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代表作为各级权力机关的主体，不仅享有立法权，而且可以行使对包括司法审判在内的“一府两院”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力。如果大量的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那么就人大代表个人来说，其将立法权、监督权和司法权集于一身，这显然是与我国的政体相违背。

其次，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其在案件审理中就是一名名副其实的法官，然而他又可以对法官的司法行为进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出现类似于“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情况，这样的监督工作缺乏正当性。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实行陪审员和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陪审员必定和审判员在客观上具有“捆绑利益”，人大代表担任陪审员，很可能就会在监督者与审判者之间迷失自己的角色，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发生错位，从而导致懈于履行监督职责。

第三，由于担任陪审员，人大代表也很可能和法院的关系密切起来，这就有可能在述职评议、个案监督等工

作中出现先入为主的倾向，难以确保对司法审判工作作出客观的评价。《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应当比照法官的产生程序，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按照“谁任命，谁监督”的原则，人大常委会应当对其任命的人民陪审员进行监督。而人大常委会又是同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理应接受人大代表的监督。显然，这就陷入了循环怪圈，在理论上也是说不通的。

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在实施细则中将此问题予以明确。

二、人民陪审员的年龄上限是否应规定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职年龄上限决定未作规定，实践中有许多法院一般是以当地公务员任职上限年龄为参照，即限定在23岁以上，60岁以下，笔者认为这是不适宜的。

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对此未予规定，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得限定公民权利的原则，法院将选任资格进行限定是不合法的。

二是对许多退职人员来讲，由于热心公益事业或有一定的法律职业经历，担任人民陪审员更为得心应手，也是老有所为的体现。

因此，认为担任人民陪审员应设立年龄上限的做法不妥，只要身体健康足以胜任工作就行，而不能搞人为限制。

三、人民陪审员的任期能否连任

《决定》第九条只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没有规定能否连任。因此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民大常委会任命的，就在当选之列，就可连选连任。

我们认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的最大区别就是非职业化。理论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有以下优势：1、职业法官由于长期闭门审理案件有可能变得过于追求学术理论方面的探究和适用，而陪审员比职业法官更接近大众生活，更具有基层工作和生活的经验，因此，他们参审会更贴近实践，在理论上更完美，给审判工作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2、陪审员不依赖司法当局的恩惠而求生，也没有必要为职务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他们往往比职业法官少一些偏私和顾忌，会更公平地判案。3、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社会法律及其运作体系，已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职业化，成为律师、检察官和法官把持的过程。允许各行各业的民众参加到审判中，保持民众的声音，既可以监督法官，也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以此保持法治和民主的相互联系。

陪审员虽然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但与法官却不是同一战壕的“战友”，陪审员肩负着监督法官廉洁公正司法的重要使命，是对审判更为直接和有效的监督方式。陪审员连选连任显然与上述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相违背。

陪审员连任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在我国的法律中，陪审员都采用任期制，而非似国外的“一案一选”制。有的陪审员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这样不但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成了“凑数”。一方面，陪审员连任制的直接结果就是脱离人民群众，陪审员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和隔阂由此产生；另一个结果则是陪审员的专职化必然导致专业化，这使他们迅速向法律职业者演变，而日益摆脱“民间化”和“非职业化”的特征。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把陪审员与法院和法官利益“捆绑”在一起，导致陪审员对法院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陪审员也无法起到对社会和周围人的法制宣传和教育作用。总之，连任只能造就一批“准法官”，而无法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应有功能。其实，陪审员的连任制除了违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设立初衷外，还会产生其他一些负面效果。由于陪审员在特定时间内的固定性和总体上的临时性（将来的无保障性），再加上对陪审员监督措施的欠缺和制度的缺位，给陪审员腐败提供了可能。相比法官而言，这些陪审员的腐败风险更大，收买成本可能会更低。陪审员连任并不能起到“监督司法公正、教育民众”的作用，相反，却更容易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失去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民主内涵。

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在实施细则中明确不可以连任；或借鉴宪法的规定，任期不超过两届。

四、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法院一直是重视的。如广东省人民陪审员的来源就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来自各级人大的人民代表160人，占总人数的10.8％；来自政协的委员共96人，占6.5％；来自公务员系列598人，占40.4％；来自企业、事业单位197人，占13.3％；来自其他行业（主要是妇女联合会）428人，占29％。济南市槐荫区法院在选任中初步确定各行业的比例为：公务员15％、教师10％、医务人员10％、科技人员15％、企业职工15％、居民15％、农民10％、社会知名人士10％，其中女性人民陪审员比例不少于40％，少数民族不少于10％，党外人士不少于30％

我们认为，在注意代表面的同时，更应注意在政治层面上，应考虑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在社会界别上，应考虑工会、共青团、妇联、教师等。作为多个民族同时聚居地区，少数民族也应有一定的比例。专业人员应占相当的比例。如金融、计算机、知识产权、医疗、建筑、外经外贸等等。也要考虑到名额在地域方面的平衡。我们认为应提倡一人多代表性，如既是妇女，又是知识分子，还有专业上的一技之长，确保在人数相对较少的情况下有较多的代表面。但不应从所谓社会精英中选择固定的人长期去“陪审”，更要限制特定的官员阶层乃至特定职业的人参加陪审。这样才能使陪审员不致成为“法官外的法官”。

人民陪审员的法律素质低一直是陪审制度的'诟病所在。因为审判是作为社会精英的法官依据法律作出公正裁判的行为。法官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公务性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正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法院的地位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娴熟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渊博的社会综合知识、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和言词表达能力。许多法院普遍认为陪审员缺乏法律知识，文化程度也很低，因而在参加合议庭审理和评议案件的活动中，很少发表意见，有的只起到“陪坐”或者“陪衬”的作用，建议多选任学者型陪审员。

文化素质高、有专业特长，反映了法院对于社会精英的要求，但从我国当前受教育程度看，高学历、专业强的人才毕竟是少数，如果对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要求过高，就不可能实现“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的目标。

其实，那种试图通过选任各领域专家充任陪审员，以更好地解决某些纠纷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专家也有其行业利益，例如请医学专家担任医疗纠纷案件的陪审员，他能否保持公正的立场就大可怀疑。这里恐怕也有物伤其类的问题。而且即使是专家可以保持中立，当事人是否相信其中立性又是一个问题。这是选任中的一个难题。

五、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

《决定》第七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由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判案件的需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确定。”

我们认为名额的确定应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数量不易过多过滥，防止本末倒置。二是数量太少，使其作用难以发挥。

最高法院的草案中曾提出，人民陪审员选任后参与合议庭审理案件，以每年每人十件为宜。可惜，人大决定中没有采纳此意见。

我们认为一人陪审过多，就会使其成为

“编外职业法官”，易于与职业法官的关系过于密切，对于公正审判可能也无益处。过少，则不利于陪审员自身法律素质的提高，也不利于自身作用的充分发挥。具体陪审案件多少，还应结合实践确定。

六、人民陪审员的培训

《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这一设定有其合理性。

但培训不能试图将陪审员培训成法律专家，这在实践中既不可能也不经济，且完全损害了陪审员的自然的判断能力，并最终损及制度设立的初衷。对于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将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与法官同等的职权；二是人民陪审员不是法律专业人员，不可能与法官发挥同等作用，应当将人民陪审员的地位、作用定位于对法官审判案件进行监督；三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既行使与法官同等的权力，又对审判活动发挥监督作用。《决定》认为，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实现司法民主，确保司法公正。对于人民陪审员在审判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仍应定位于参与审判案件，行使审判权。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丰富思维判断。同时人民陪审员在参与审判活动的过程中，客观上会对法官形成一种监督和约束。这种监督作用是人民陪审员制度所固有的。关于陪审员的定位，沈德咏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答记者问中指出，实行陪审是当今世界大多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度。我国的陪审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

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但这种短期培训却是无法让人民陪审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奠定良好的法律功底，并形成合理的法律意识，积累审判实践经验的。在现代法律制度日趋复杂严密、法律更新频繁、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掌握其运用技术的。如果要让陪审员走专业化道路，那还不如将审判责任完全托付给专业素质要高得多的职业法官们。

培训应以培养陪审员的基本法律意识为目标，以明确陪审员职责为重点，增强陪审员审判案件的使命感、责任感。培训的内容应包括证据的采信规则、陪审员的职责和权力、廉政制度规定等基本法律规定。审理案件中遇到的具体的法律、事实问题，应由法官通过指引予以解决。要以制度的形式对陪审员的职责予以明确，防止出现陪而不审的局面。

七、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法官自由权过大

《决定》对必须实行陪审的案件未作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在我国哪些案件陪审员参与审理，法律没有明确，完全由法官来自行决定，导致法官的随意性过大。

实践中，有的法官出于 “怕麻烦、怕监督、怕干扰”的考虑，所以根本不愿意陪审员参加，而由清一色的审判人员组成合议庭来进行审理。在司法实际中，真正吸收陪审员审理的案件非常少，从而导致陪审制度流于形式，成为摆设，最终会名存实亡。这主要是陪审案件的范围不明确和法官决定的任意性所导致。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

笔者认为，应确立陪或不陪由当事人定的制度和机制。就某一具体案件而言，是否要陪审法律不宜做硬性规定，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当事人，若当事人要求陪审，法官有义务为其找陪审员。这时，应至少有需要数量3倍以上的陪审员供当事人挑选，候选者要当庭接受法官和律师的询问，从而使当事人在选择陪审员时有一个了解的机会，当事人对陪审员有申请回避权。这样就真正使陪审制得到当事人的认可。

八、人民陪审员可否放弃陪审

对此，有诸多观点。笔者认为，人民陪审员可以在确定前主动放弃其参与审判的权力。但一旦参加审判，就必须保证按时参加审理案件。

“权力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在于公共利益，弃权必使公共利益受损，有违设立权力的初衷，所以权力不可放弃”。因此，对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审理是强制性的，只要确定其为陪审员后，则不允许无故缺席。在审理过程中，其承担的职责亦是强制性的，不能随意放弃。

九、选任陪审员的程序

以公开透明的方式选任人民陪审员是保证这项工作制度有鲜活的、强大的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它既是人民陪审员担任者基本素质的重要保障，也是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的基本条件。法院在选任人民陪审员过程中体现要公开、公平、公正的精神。我们确定的程序是：

一是选任公告公开。利用报纸、电视台、信息网络以及张贴选任公告等方式向社会公开进行人民陪审员选任的公告，将选任条件具体而明确、简明扼要地提出来。

二是报名自愿。自愿报名者来法院填写报名申请表（或通过网络下载），申请表中须填写个人基本情况，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报名，凡未填写报名申请表的不具有参加选任的资格。

三是资格审查公开。由法院人民陪审员管理办公室对申请报名人员进行基本情况核实后，按照要求逐个作出确定，制作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决定书。

四是社会公示。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必须突出民主性和合法性，对拟任命的陪审员在辖区内的新闻媒体上公布于众，公示期满无发生有悖于条件要求的反映的予以正式任命。

五是任命颁证。由市人大举行庄重的颁证仪式，通过颁证任命这一形式，增强人民陪审员活动的社会效果。

六是建立档案，加强对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和业绩考核。

参考书目：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

・贯彻《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几个问题探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

・人民陪审制度的理性选择与制度建构

・周永坤：《法理学》，法律出版社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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