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论文（优秀8篇）

在我国的延安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差异网为朋友们精心整理了8篇《近代史论文》，亲的肯定与分享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2023年近代史论文(推荐 篇一

同志们：

按照农牧业局党总支学习党史专题党课学习安排，今天由我来跟大家共同学习和交流，主题是“重温党的历史，坚定理想信念”。下面我就学习党史谈点认识和体会，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重温中国共产党走过的波澜壮阔的历程，对于我们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干事创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要重温党的历史呢？因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加强党史的学习和研究，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中，才能使我们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今天的党课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享：一是重温党的历史，激发爱国热情；二是着眼未来发展，建设美好愿景；三是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员意识；四是提高爱党护党责任和干事创业能力。

学习研究党史，回顾我们走过的道路，我们深刻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史的大格局中学习和认识党史，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封建集权越来越强，到了清朝雍正时期达到了极致，封建制度已走向腐朽没落。而此时的欧洲，经过文艺复兴运动，西班牙、英国等国家政治上已完成君主立宪，成为了现代国家；经济上已完成工业革命，走殖民道路。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落后就要挨打，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西方列强不断发动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可以说战乱频发，民生凋敝，丧权辱国，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中。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一大批仁人志士们进行了奋勇的斗争，如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也进行了一系列改良运动，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改良运动，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没有完成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历史重任。归根到底，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来领导。

因此，要救国，就必须找新的出路。在这样大背景下，中国爆发了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为标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思想、反对旧思想，首次提出以科学与民主为目标。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舞台，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组织上思想上作了准备。1920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通过了党的纲领，把党的名称正式确定为中国共产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一件巨大事变。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个用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从此担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任，带领中国人民走出苦难、走向辉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所以我们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阶段有几个重要事件：“八一南昌起义”——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八？七会议”——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创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建立革命根据地。“遵义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遵义会议，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全面抗战”——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下的全面抗战时期，抗战最终取得了胜利。“解放战争”——1945年至1949年4月，中国共产党经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取得胜利，10月1日新中国成立。

第二件大事是创造性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着力恢复工业生产、建立国营经济、收回海关控制权、打击投机倒把行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并重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大力发展政治、经济、交通、教育、科技、外交等方面。但与此同时，在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上，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阶级斗争扩大化导致频繁的政治运动，并酿成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都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第三件大事，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革命，开创、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拨乱反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施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时指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了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也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都是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提出的发展方向和探索。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不久，蒙古族青年乌兰夫、吉雅泰、奎壁、多松年等蒙古族青年在xx蒙藏学校学习，其中乌兰夫同志接受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帮助，接受了进步思想，经受了革命锻炼，于1925年9月成为一名中共党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亲自率领蒙古族抗日部队，参加了归绥保卫战。1941年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延安，参加了1942年延安整风，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中央派他回到内蒙古地区，担负起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治的内蒙古革命。1945年，“单刀赴会”解决了“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分裂祖国的阴谋。这期间，内蒙古东部成立了“东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同志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成功说服一些人放弃“高度自治”、“独立自治”的错误主张，1946年4月，主持召开了内蒙古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四三会议”，解决了内蒙古东西部实行统一自治区的问题。全面内战爆发后，乌兰夫同志创建了锡察草原根据地。之后，在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于1947年5月1日，在王爷庙成立了我国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乌兰夫同志当选为自治政府主席。为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为解放战争和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可见，在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把党和人民97年的实践和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时刻不能丢的立身之本，成为我们爱党护党的决心和动力。

回顾历史、立足现实、展望未来。之前说过“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到今天，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怎么走？目标在哪？方向在哪？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二部分内容：着眼未来发展，建设美好愿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已提前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党提出，到建党一百年时建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然后再奋斗三十年，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这两个百年目标，是要强调，此时此刻，我们正处在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重要时刻，我们要加强自信！我们既倍加自豪，又对党和人民确立的理想信念倍加坚定，又对党肩负的历史责任倍加清醒。也可以说，这两个百年目标必将成为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两个里程碑。

党员意识是共产党员对党的性质、宗旨、历史使命，以及党的纲领和任务的自觉认识，是党员政治觉悟和党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同志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通过学习党史，使我们进一步坚定了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决心，也对我们今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学党史、懂党史、讲党史是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是必修课，是分内事。党员干部知道我们党艰辛而辉煌的历史，就能准确自己角色定位，找准前进方向，增强党员意识，这样才能形成高度自觉，经得起金钱、权力、美色的考验，拒腐防败和抵御风险。革命战争年代，有困难、风险，党员总是冲锋在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种精神。熟悉党的历史，就能够使我们时时、处处明白自己是谁，从而严格遵守落实党章要求，否则就有可能会犯错误、甚至走上邪路。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就能够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一名党员，要带头遵纪守法，带头艰苦奋斗，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二是要增进对党的感情。只有对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真知、真懂，才能对党有真感情，才能对党的事业有真热爱，才能自觉做一名合格党员。我们学习党史，就要铭记历史，增强看齐意识，自觉学习革命先烈为国家民族奋斗不息、敢于奉献和牺牲一切的精神，在工作和生活带着感情和责任，怀着对党的感恩之心，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把个人的理想融入到党的伟大事业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三是要强化责任担当。党员意识，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先进性意识。党员意识就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危难关头，挺身而出。

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灭人治国，必先去其史”，面对当前复杂的形势，常补精神之“钙”、筑牢思想之基，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头脑，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同志也指出，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回顾近代以来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没能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人民走出了漫漫长夜、建立了新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快速发展起来。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因此，面对“乱花溅欲迷人眼”的各种各样的社会思潮，我们要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增强政治上的定力，进一步增强爱党护党的责任感。始终保持对人民的敬畏、对先辈先烈的敬畏、对党赋予我们责任的敬畏，自觉维护党的历史，维护我们的领袖人物，坚持做到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护党。

历史是“百科全书”，我们要善于从中学习知识、经验和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党员干部学习历史，要落实在提高历史文化素养上，落实在提高工作水平上，要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要加深对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总之，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九十多年的奋斗，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实践成果，而且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因此，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重温党和人民共同走过的光辉历程，就是要汲取党史、国史中蕴藏着丰富的营养，进一步提高我们干事创业的能力，提高为人民服务能力，最终为实现“四个全面”积极奉献力量。

谢谢大家！

中国近代史论文3500字 篇二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渊源初探》

[摘 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其影响力是多方面的。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点，而对其维新思想渊源的探究，能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梁启超维新思想形成的过程及原因，探究本源，是我们理解梁启超一生思想的重要基础。本文力图从社会背景、传统儒家教育及其师从康有为后思想的演变等方面进行分析，从中探讨出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维新思想的渊源问题。

[关键词]内忧外患；儒家教育；康有为

梁启超的思想来源多元，在政治活动中往往“流质易变”，理解梁启超的思想，其思想渊源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而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的维新思想，是其一生政治思想的起点，亦更需对其渊源进行探讨分析，对其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戊戌变法时期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当时中国的命运，正处于衰颓之际。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冲进中国的大门。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逐渐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中国闭关锁国的生存状态被打破，西方列强逼人的态势咄咄而出。

1894年3月，为准备会试，梁启超来到向往已久的北京。春夏之交，中日两国交涉日紧，战争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但又逢慈禧太后60大寿，北京城里大兴土木忙于祝寿。一帮贪官污吏借机欺压百姓，骗取钱财。梁启超亲眼目睹如此黑暗的社会现实，心急如焚，如其他无权无势的士人一样，只能在杯酒和诗文中发泄对现实的不满。他在一首诗中就曾写到“群季年来几合并，短檠相坐对谈兵。一腔孤愤肝肠热，万事蹉跎髀肉生。痛苦谁能追贾谊，升沉应莫问君平。”[1]8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武器精良，策划周详，步步进逼；清军指挥不力，内部腐败，节节败退，可慈禧太后仍在鼓乐声里进行她的万寿庆典。甲午战败，中国竟以堂堂“天朝上国”败给了“蕞尔小国”的日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中国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挂起了求富求强的招牌，给人一种希望和幻觉，似乎中国也在前进、发展，似乎“中学为体、西洋为用”的洋务运动也能救中国。而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却经不起日本的一击。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复灭，不仅仅是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宣告了早期富强努力的失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人们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所以，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

由此可知，梁启超戊戌变法时期的维新思想正是在甲午战争等外在因素和满清政府腐朽统治等内在因素的刺激下产生的；是在救亡图存的满腔热情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二、传统的儒家教育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典型的乡间儒家小知识分子家庭，早年的梁启超天资聪慧，幼年便在“神童”的赞誉声中度过，深受梁氏家族的宠爱。他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私塾式教育，四岁开始读《四子书》、《诗经》，六岁学习《中国略史》、《五经》，八岁即能学作八股文，九岁便能写出洋洋千字的好文章，十三岁学帖括训诂词章，走的正是当时人们认为的理想正途“学而优则仕”。而在伦理道德教育方面，其父母都严格要求，希望他具有“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修养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他在1902年写的一篇《我之为童子时》，回忆了母亲对他的道德教育：“……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盗窃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人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2]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儿童家教的重要渗透作用。

1885年，梁启超以秀才的资格进入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他是汉学的堡垒和晚清糅合汉学和宋学的运动的中心。近5年的广州求学，使梁启超有机会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和较广泛地涉猎古典经籍。兴趣广泛的梁启超一时为乾嘉汉学所吸引，刻苦钻研，自称在学海堂的5年间“乃决舍帖括以从事于此，不知天地间于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3]在学海堂里梁启超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学生，少年得志，前程似锦，期间的学习为梁启超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的根底。由此可见，传统儒家的文化思想和道德行为准则对梁启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成为了其维新思想渊源的一部分。

三、师从康有为对其思想发展的影响

1890年春，北京会试失败后，梁启超在上海停留期间接触了大量有关西学的中文书籍，这使他第一次看到了中国之外的世界。[4]同年秋，通过学海堂的同班同学陈千秋的引荐结识了康有为。正如梁启超后来回忆的，他与康有为第一次长时间的会晤对他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顿悟。动摇了他对传统学问自以为是的接受，展现了一个他以前没有梦想过的新的思想天地。[5]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写到：“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于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6]从中可看出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重要地位。自此，梁启超中止了他在学海堂的学习，成为了康有为的学生。

一年后，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梁启超在那里断断续续学了四年。学习期间，康有为的讲课很快激发了梁启超的政治意识，梁启超的思想几乎完全受康有为的支配，他的社会交际大部分也局限在康有为的圈子里。当时的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和反汉学运动的出现成为两股新的思潮，也对梁启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今文经学中占其中心位置的春秋公羊学，正是以魏源、龚自珍等为先驱，不久被康有为广泛宣传的。这也成为康有为吸引梁启超的一方面原因。张灏在其文章中总结到：“康有为的思想体系来源于晚清各个主要的思想流派。汉学、宋学、今文经学派和经世学派都对康有为思想的形成有所影响。佛教和西学对康将这些儒家思想改造成为这样一个思想体系也有重大的影响，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这样一种思想体系不仅对思想界有广泛影响，而且成为政治改良运动的根源。这样一种思想体系必然会引起轰动，并征服那些有才智的人，其中一位才智过人的年轻人便是梁启超。”[7]如梁启超后来回忆的，这几年的思想骚动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础。[8]康有为的思想也定将成为其维新思想发展的根本渊源。

综上所述，可知梁启超维新时期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来自于传统的儒家经典；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来源于其师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即与康有为的思想渊源类似，很大一部分是儒家的，但同时也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佛教和西方思想的印记。其经世致用的理想形式上是儒家的，但实质上是综合的。[9]梁启超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在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兼收并蓄的想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来挽救中国。并且在这个特殊时期，内忧外患使更多的国人有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感。面对严酷的现实，有觉醒意识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怎样把中国从这危机落后的时局中挽救出来，这种做法合乎了多数爱国之士的心理。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便在在这种背景与思潮的作用下产生了。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页。

[2]梁启超：《我之为童子时》，《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3]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4]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5页。

[5]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5页。

[6]梁启超：《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

[7]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1页。

[8]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第16-17页。

[9]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人民出版社，第41页。

大学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三

《论中国近代革命》

[摘要]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为求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民族 奋斗史。民族民主革命是他的主题，旧、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他的内容。回顾中国近代史，探索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历程。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民族民主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族主义革命。

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中国人民饱受列强的欺压与凌辱，深受国弱民贫的危害。鸦片战争的屈辱、联军侵华的无奈、日本扩张的悲惨遭遇„„但同时，就其本质与主流上来说，中国近现代史又是中国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民族民主革命、艰苦探索的历史。 1840年，英国发动了世界知名的鸦片战争，中国历史的发展从此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鸦片战争以前中过是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后，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解体，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矛盾也由阶级矛盾转化为民族矛盾，革命任务也发生变化，由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转变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任务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页，也拉开了中国革命的序幕。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祖国，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争取国家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革命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革命因为前后期的领导阶级分别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又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族主义革命两个时期。

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国家实现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了民主政治的启蒙思想；鸦片战争后， 随着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建立民主政治的探索， 都以失败告终。

旧民主主义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反对外国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革命。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79年，即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然而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却对此置若罔闻，甘当“洋人的朝廷”，使得国人对清政府更加失望，国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广州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等一系列的变法革命运动爆发，一位位爱国主义分子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一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却惨遭清政府的屠杀。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牺牲让我们认识到，想通过改良的方法来救中国是行不通的。我们不能依靠清政府，而是要依靠人民大众。于是伟大的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世界闻名的辛亥革命，要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来救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了，但它也是失败的。不可否认，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居住专制制度，是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但是中华民国却错误地将帝国主义列强当作了朋友，孙中山先生甚至发表了《告各友邦书》，承认各个不平等条约的有效，期望换来帝国主义的支持。这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与妥协性。

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通过这次革命被改变了。我国的社会性质虽然没有改变，依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政府，为中国的未来带来了希望。但毕竟由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导致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事实证明资产阶级革命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然而就在这时，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西主义，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无产阶级是革命性最彻底的阶级，也因为如此才能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于是，又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必须拥有一个新的救国阵营，有一场新的、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民主革命，这样，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其本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将“三民主义”取代的革命斗争，也是中国社会制度进步的象征。此次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7)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并直接促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此后，中国共产党不断发起工人暴动，反抗北洋政府统治。1924年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与共产党实现第一次合作，促成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在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中共内部右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下，接连出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

第二阶段(1927~1937)

这一阶段被称为“土地革命”时期。

由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群众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后，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代表的无数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成功粉碎国民党数次“围剿”。1933年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开始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1936年三大主力会师陕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

在此期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并虎视眈眈、不断向南推进。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战；而国民党为了稳固政权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最终导致国土沦丧。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结局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1937~1945)

这一阶段被称为“抗日战争” 时期。

以“七七事变”为起点，中国人民进入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代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独立，极大地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在此后称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第四阶段(1945~1949)

这一阶段被称为“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重庆谈判，签订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协定（即“双十协定”）。1946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解放战争最终获得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除台湾、西藏以及港澳以外全部的大陆领土（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1999年回归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即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近代史的结束，也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数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是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又凭借坚船利炮，把中国一步步拖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是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中国人民为了自由、民主、独立和统一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劳动人民成了新中国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新的时期。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我们从中吸取了宝贵的经验。

1、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中国近代以来，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 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也失败了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戊戌变法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也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性质，最终失败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领导中国革命一步一步的走向胜利，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因此历史时间证明，只有共产党 才能救中国

2、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成立后 进行国共第一次合作 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国民大革命 基本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

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取得了红军长征的胜利 保存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力量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七七事变后，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3、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时间相结合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走人民路线中国才有希望

4、国共两党 合则两利 分则两伤 团结就是力量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法宝 5落后就要挨打。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们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们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让我们铭记历史，开创未来。

中国近代史相关论文 篇四

《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之争》

摘 要：中国近代史是指1840年到1949年这110年间的历史。本论文是从1840到1919这80年着手，研究的是这80年间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80年只是微不足道的几十年，可是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这80年却不容忽视。因为这80年在中华民族史上是一个苦难的岁月，是一段艰辛的历程。这段历史，留下了许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甚至于中国近代起始时间以及以什么作为标志，学术界还存在多种说法。

关键词：中国；近代历史；开端之争

一、鸦片战争开端说

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的开端。因为鸦片战争在很多学者看来，从鸦片战争失败就标志着中国国家地位开始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个说法是很合理的。虽然很多学者都赞同鸦片战争开端说，但是就鸦片战争具体开始的时间上，大家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法。

(一)1839年说

1839年发生了九龙之战，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的第一战。另外这一年，还发生了两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第一个是中国禁烟运动开始了，这标志着中国和英国正式进入正面的对立状态。第二个是英国政府通过了远征中国的议案。这就是1839年说。

(二)1840说

1840年6月，英国的海军少将曾率领远征军，在到达广州附近的洋面的时候。这事实上也就标志着中国和英国双方，从那一刻起就正式进入战争状态。因此1840年也就理所当然地被学者们认为是鸦片战争的开始。这就是1840年说。

(三)1842年说

1842年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正式签订，随之而来，中国社会开始变化，国家地位也有了改变，这都是这一场战争结束之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导致的。从这个时候起，中国近代的历史才真正开篇。这就是1842年说。

虽然鸦片战争开端说获得了大多数学者得认同，但是也有不少学者反对这一说法。尤其是最近几年来，置疑鸦片战争开端说的学者越来越多，甚至有学者这么认为：鸦片战争开端说，这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假说，他假定中国社会，是由于受到外部世界的冲击，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生变化。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讲，也就是会出现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但是学者们同样认为：不论社会如何变化，他都取决于这个社会内部的内层驱动力。也就是说，随着鸦片战争之后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虽然中国社会经济会发生变化，但是社会经济怎么变化，变化的趋势又是什么，这个主要取决于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而实际上呢，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内部无论是从生产关系方面来说，还是从新的生产力因素方面来说，他们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事实上，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除了这部分学者提出质疑，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个鸦片战争开端说，他只不过是所谓的中国社会停滞论基础上的一个冲击反应模式。这些学者中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一个停滞不前、自我感觉良好的社会，就像死水一样。如果不加以干涉，让这个社会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的话，中国不会发生质的变化。因此就必须有一股外部力量对他进行冲击，他才会有所反应。

除了以上两种反对观点，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这个鸦片战争开端说，还存在着一种缺陷。那就是不利于历史老师的教学。因为清朝历史被鸦片战争分成两段。讲清代历史的和讲中国古代史的，一旦讲到清朝中期就结束了，割断了历史的整体性。

所以这些学者是反对以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的。

二、明清之际开端说

(一)1581年说

1581年也就是明代万历九年，这一年，张居正进行了改革，他推出了一条鞭法。这条鞭法随之带来的是：意大利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这个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起点。因此有学者认为，紧接着一条鞭法的确立和利玛窦来华而来的，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历史。因为改革开放到现在还是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所以他们认为把1581年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是毫无争议的。

（二）明代隆庆帝开放说

在隆庆帝的继位后，隆庆帝推出了一个开放措施。那就是在福建彰州设立海城县。而且在隆庆元年就是1567年的时候，部分海禁也被开放了。在这之前明朝一直是禁海的。通过这一举措，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此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倭寇骚扰，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贸易也跟着快速发展起来。并且这时白银大量内流，白银的大量内流，就标着那个时期的银本位制基本得到确立。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商品经济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所以这些学者主张明代隆庆开放，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这是明代隆庆帝开放说。

(三)1644年说

1644年，清朝入关，定都北京，清王朝从此正式开始。这个年份和世界近代历史开端年代是相吻合的。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1640年。所以世界近代史就从1640年开始。因此把中国近代史定于1644年，这就非常吻合世界近代史的时间。这就是1644年说。

(四)1600年说

国外的一些学者就把160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我们可以从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看出。他就把160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此他提出了三个依据，第一个，他认为东方历史和西方历史的汇合，实际上就是在16世纪。16世纪17世纪，欧洲人、俄罗斯人的来临，为19世纪西方在中国的强烈活动做好了准备工作，这个强烈活动实际上也就是西方来侵略中国。第二个是以1600年为开端，他正好是与欧洲近代开始是相吻合的。第三个是1600年到1800年两百年间，中国内政的发展，外交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和探讨，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明清之际开端说。

三、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说

最后一种学说认为中国近代的开端是：以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鸦片战争为标志的。这个年代是1861年。因为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有标志性的事件。第一个，他们认为：只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形成了这种《北京条约》体系，才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真正地侵入了中国内地。同时也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对清朝统治造成了严重打击，才使得清政府，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优越先进性，从而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最终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开始真正有意识的，改变固有的华夷之辩这么一个政治旧习，这么一个固有的观念，使得当时清政府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摆脱内忧外患。第二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太平天国上游重镇安庆失守，这个安庆失守基本上可以说，它标志着太平天国的失败。第三个就是在1861年这一年，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个实际上我们又可以把他看作是洋务运动的开始。当然洋务运动的开始，大规模是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第四个是1861年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通过这一个个标志性的事件，所以他们认为把1861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最好不过。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有学者赞成鸦片战争说，有学者赞成明清之际说，还有学者赞成太平天国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说。可以说，他们都有自己的道理。虽然没有一个具体的结论，但是我们从他们的争执中，可以看出历史在这个时期确实已经踏入了近代的门槛。

大学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五

《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影响》

摘 要：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对近代中国经济而言，辛亥革命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但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关键词：辛亥革命；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经济思想；社会基础

时光流转，一个世纪以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无疑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就近代中国经济来说，辛亥革命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辛亥革命进一步深化了中国晚清以来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

中国自进入封建专制社会以后，重农抑商和政府主导就成为封建时代经济思想的主要特征。重农抑商是农业社会在经济思想上的突出体现，政府主导则是专制体制的题中之义。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内忧外患，清政府的统治危机重重。从1840年到1911年，即我们常说的晚清时期，清政府为挽救统治危机开展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例如：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后允许私人设厂、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特别是晚清时期的新政，其主要内容有：倡导振兴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民间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制定并颁布了《商人通例》、《公司律》、《试办银行章程》、《筹办矿物章程》、《铁路总表》、《奖励公司章程》等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经济法规；对私人业主按照投资额度给予奖励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重农抑商与政府主导的经济传统在政策层面逐渐地为振兴工商、允许并鼓励私人自由发展实业的思想所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开始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并逐渐发展。不过，专制政权的改革始终甩不掉浓厚的政府干预的色彩。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成立了真正资产阶级的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接下来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在社会中就汇聚成一股强大的进步思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来看，只有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实现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发展资本主义最好的方式便是任民间自营，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为此，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比如《临时约法》中就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自由保有财产”、“人民营业自由”等等，从法律和政策层面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转变，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社会日益成为主流。借鉴当时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经验，倡导自由资本主义之路，南京临时政府亦明确表示政府不直接出面办实业。资产阶级政权的非专制性导致对政府干预倾向的比较彻底的放弃，进而使得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思想在中国快速发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环境，在中国封建的自给自足经济的轨道之外，又并行了一条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轨道。“民族资本主义的春天”就是当时自由经济思想在社会中的反映。

二、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社会条件和基础

辛亥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们普遍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与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之后要谋求的便是实现民生主义。于是，当时全国上下在“振兴实业”上一度形成了较高水平的思想认同和比较一致的行为取向，这就为推动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辛亥革命的政治影响转化为经济发展实际成果的重要途径之一就在于它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积极的社会环境。孙中山在民国创建伊始就主持制订了一系列奖促工商的法规法令，为发展工商业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更是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民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如，对私人财产严加保护；在中央成立实业部，地方成立实业司，专门负责管理和振兴实业；制定银行条例，鼓励民间新式金融业的发展；制定并颁布《商业注册章程》，允许私人自由申报设厂；之后又陆续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工商保息法》、《矿业条例》、《审查矿商资格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商人通例施行细则》、《农商部奖章规则》等一系列法令：实施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学校教育，推动新思想的传播，激发人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意识，这些思想都是包含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主流思想，即有了自由、平等才会有持久的交换，有了持久的交换才会有经济的繁荣兴旺，以上这些对当时民国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促进效应。毋庸置疑，南京临时政府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是积极的、迫切的，传统的抑商政策此时在政策层面已经烟消云散了。

从经济上看，辛亥革命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把贫穷落后的中国引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1912年，孙中山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中就写到：“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1912年，孙中山亲自发起筹备中华实业银行，并自任名誉董事长。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倡办中华汽船公司和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此外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建设垦植协会和国民银行。于右任、陈英士等发起建设蒙藏交通公司。各省的中下层革命党人也多从事实业活动。

辛亥革命后，学校数目和在校学生数量都逐年增长。1912年，学校数量达到87272所，比1910年增加了44576所；学生人数达到290多万人，比1910年增加了165万人；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达到13478人，是1909年人数的三倍，文化教育事业的兴盛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和实业经济的进步培养了各类人才，同时也带动了出版印刷工业的兴旺。这样，在当时社会上就形成了一股象征时代进步的发展实业的热潮，或多或少地优化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环境。反过来，这股热潮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又进一步深化了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黄金时期”，这集中体现在民国初十年的发展上。1911―1915年，全国各地成立的经济团体达到107个；清末十余年所建银行总共不过17家，而仅1912年一年新建银行即达14家，此后更是新增不绝；自1914年起中国经济的各项统计指标均呈现较大幅度的提升。辛亥革命的成果之一就是为中国民族经济迈出了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第一步。

三、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带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能带领中国经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诚然，辛亥革命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积极的环境，使得近代中国经济获得了一定发展。可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局面是相对的，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究致使辛亥革命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作用是有很大限制的，中国经济没有能在辛亥革命之后真正走上资本主义发展之路。

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根深蒂固，到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市场的掠夺和投资侵略，其在工矿企业的投资远远大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力量。中国封建政权则在客观形势的迫使下逐渐放松了对民族企业的束缚，然而一旦有利可图，他们便会对商办企业进行种种形式的勒索。回望民族工业自身，大多处于设厂的起步阶段，存在着资金、技术、营销、经验等多方面的困难，尤其是在购买外国机器设备的时候经常受到外国商人的敲诈。同时，民族工业的资本家为了减少封建官僚的各种勒索，凡是与清政府及其官员打交道，都不得不借助于绅商的力量，因而他们也就不可避免地与封建势力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国在内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的形势下，民族资本力量微弱，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成长，机器工业和手工工场业的发展长期处在低水平的状态。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政权，但它没有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是到20世纪初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上也还是很低的，资本主义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相当软弱。

直到抗日战争前为止，整个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也只有10%左右。并且这一时期民族经济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水平低，因此不能很好地破除自然经济的局限，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中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此外，辛亥革命是很不彻底的，这个“命”是在不触动封建主义利益的基础上“革”的，因此，封建专制主义被运用于经济领域就导致了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

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并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其实质不过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它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此，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同时还受到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1922年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渐由自由资本主义轨道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轨道过渡。尤其是经过1929―1930年的几次新军阀混战，蒋介石政权得到巩固，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全国性政权，这样，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就被迅速改变了。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控制下，民族资本只有或被兼并或相附合，自由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崎岖的小路。有资料显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1922年后表现得跌宕不定，到1931年时彻底陷入了窘境。

参考文献

[1]石波。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J]。湖北社会科学，1991，(8)。

[2]虞和平。辛亥革命与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社会动员[J]。社会学研究，1992，(5)。

[3]张佳坚。浅议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影响[J]。金融经济，2011，(10)。

中国近代史相关论文 篇六

《浅谈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

摘要：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人物选择的道路、革命策略决定了他的立场、成就和历史功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命运。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使中国这个备受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关键词：近代中国 历史命运 革命策略 社会主义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从鸦片战争开始，就由其性质决定了，那就是要反帝反封建，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独立、自主和富强。对此，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的仁人志士似乎都没有异议。尽管他们都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但基于其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不同，所选择实现理想的道路、方法和谋略也是大大不同。

1、不同的救国道路

林则徐在封建皇帝的支持下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又在失去封建皇帝支持的情况下无奈承认其失败。洪秀全则继承了林则徐反对帝国主义的光荣传统，以其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宣告了中国人口最多的农民阶级是不甘于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的。但不同于林则徐的是，洪秀全完全和封建皇帝站在了对立面，在反对封建皇帝的同时反对帝国主义，洪秀全和他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既反帝又反封的革命，对以后的革命开启了极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孙中山就称自己为洪秀全第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在方式方法上、在谋略方略上也很明显受到过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影响。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之所以失败，并不是其反帝反封建的目标错了，而是其用来反帝反封建的路线、方法、谋略方略还不能够把这一历史任务更加彻底、全面地完成。而从戊戌变法开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所进行的维新、变法，在反帝反封建这两个方面都显得畏首畏尾得多，甚至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也是反封建有力，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敢明确反帝的目标。到了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则更是沦落为帝国主义的附庸。虽然蒋介石也想靠一种力量来摆脱这种附庸地位，但由于其政权的性质是反人民的，是建立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不敢，也不愿发动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

2、蒋介石缘何失败

德国哲学家曼海姆曾说，“法西斯主义有它自己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看法。总的说来，它是行动主义的和非理性的。”蒋介石政权的失败，还在于它有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及其法西斯纳粹党同样的极端非理性。对照来看，中国的蒋介石在反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坚持自己的“知易行难”时，在热心地用权谋周旋于军阀混战时，在高叫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时，与法西斯的以上特点极为相似。蒋介石甚至在1931年的“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然宣称，当今世界所有的三种理论――法西斯蒂、共产主义、自由民治主义中，“唯有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依据，以工农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效能者”，而共产主义则“不适合中国产业落后的情形，及中国固有的道德”，至于自由民治主义更是“各据议席”，“众难塞胸”，“今岁不征，明岁不战，使共产主义军阀坐大于中原也”。言词之间对自由民治主义充满了不满。

由于蒋介石毕竟是主要投靠英美势力的，尽管他倾慕法西斯主义，也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他在鼓吹了一番法西斯主义后，并没有忘记为自己粉饰。他首先拉出国民党最大的权威、国父孙中山来为自己掩饰说:“总之，每各国各有其客观环境，世间决无可以完全移植之政治，此之必须融汇中外学说，研究国内实况，而后可以定医国之不易良剂也。主权属于全体人民，系所亲定，最后之目的在于民治，而所以致民之道，则必经过训政阶段，挽救迫不及待之国家危难”。接着又贼喊捉贼地说:“领导素无政治之民族，自非藉经过较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不可，况既明定为过渡阶段，自与法西斯蒂理论有别。至民族主义必与民权民生相提互证，则绝无流于国际侵略的危险，而以大同为鹄的可知矣”。这样，蒋介石就自以为得计地把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偷梁换柱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了。

蒋介石从根本上不懂得法西斯主义不仅是最非理性的，而且还是侵略性最强的一种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国内制度，还和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同步，二者不可单独存在。蒋想在国内实行此制度，如果没有对外扩张，是绝没有可能成功的，即使世界上的其他法西斯在国内一时成功了，也还要面临在世界上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较量，他们只有在这一场帝国主义的大战中取胜，才有可能延续其寿命，而如果战败，则一定彻底破产。蒋在国内实行法西斯主义，在国际上依附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虽然能在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中生存下来，但由于其不能采取对外扩张之策略，则中国人民所受的压迫必定非常沉重，这就使得蒋的政权面临国内外的强大压力，非常脆弱。事实也正是如此，蒋在抗日战争后由于坚持独裁、坚持法西斯，很快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

3、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

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命运的归宿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的结果。法西斯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前已阐述，资本主义不被历史选择，则在于其是一种对内实行民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主义，对此，马克思早就深刻地揭露过，马克思认为:“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资产阶级自命为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什么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纯用贪污不能满足自己掠夺欲望的时候，难道不是都象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当它们以保护‘我们神圣的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宣传____吗？他们为了从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不是把扎格纳特庙里的惨杀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面目！”

因此，中国唯一选择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对出现的各类弊端进行改革甚至变革的问题。也许现在我们仍有许多方面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这不是社会主义造成的，而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遗产，需要一个清除过程，这个过程比较漫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允许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好处，对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也有好处。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我们走了弯路，但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这样的一段约三十年的发展，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世界上也开始有很多人在热烈讨论中国的崛起问题，这都有力地证明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的救国方略的正确性。但尽管如此，仍可能会有许多国人不满足于这个成就，不满足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不过，如果我们放弃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和乌托邦，采取历史主义、现实主义的态度，我们就会认识到，社会主义毕竟使我们这个备受欺凌的将要亡国甚至灭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成为了一个崛起中的世界性大国。更何况，社会主义为中国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即使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优势，这就为中华民族实现进一步的伟大崛起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当然，要彻底、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潜力，还需要我们以极大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去探讨、去思考、去发现。

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七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中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然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个崭新的思想武器，并不意味着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殊品格，它决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决不是终极的真理，而是发展的学说。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指导着我国的革命和建设，另一方面它又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得到发展。这中间经历了四个过程

（1）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任务是与我们党的历史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因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中华民族振兴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告诉我们，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离不开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我理解，这就要求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党的理论活动，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要遵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要遵循党的建设的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可以说，遵循一般规律进而探索和把握中国的特殊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又结合实际要求，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以指导实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任务。

（2）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之道。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伟大创新。

第二次伟大革命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这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把邓小平理论也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修订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

“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角度，对如何在实际中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而作出的精辟论断。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基本的指导原理和一般的指导原则，只能从总体上概括实际生活的一般现象和规律。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和规律，只有与各国不同时期具体的国情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鲜明地强调，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使之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这个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科学回答，与毛泽东同志的深刻见解一脉相承，交相辉映。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3）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核心主题，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新任务条件下，党的建设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解决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建设没有解决或没解决好的新课题。 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历史方位也发生重大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新世纪新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对党和国家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建设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江泽民站在时代高度，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深邃理论洞察力，以新的视角深刻

地总结了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80年的奋斗历史经验和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根本问题。时代的挑战、社会的变迁、历史的责任、人民的愿望，要求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三个代表”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观、领导观和解决两大历史课题的根本指导思想，其中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物质基础；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整合价值取向与道德观念，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与先进文化的发展内涵统一起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方向和保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群众路线，是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完成十五大确定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制定了正确纲领，同时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成为新世纪新阶段党的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4）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向前推进，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两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中国的重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蕴涵着深远的理性思考，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我们党在认识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升华，也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代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坚持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核心，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在新时期中国科学的运用和*差异网 www.chayi5.com*发展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其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质。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下根据国情、世界发展趋势总结出的新的理论成果，它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髓充分贯彻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阶段。

中国近代史论文 篇八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革命中的转折点

电子商务 专业 二 班级 2010043204学号 姓名 梁栋

内容摘要：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其中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让后北上到达遵义，进行中国历史上革命的第二个转折会议遵义会议，会议中经过激烈讨论否定了博古的报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取消“三人团”，总结政治和革命经验。遵义会议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成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伟大转折点。

关键词：候场会议 遵义会议 毛泽东 基本方针

正文：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

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4 年 12 月下旬，到达猴场（今瓮安县草塘镇）进行了第一次转折会议猴场会议。会议上在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

于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对党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它的最大功绩在于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和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然而，人们在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时，往往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遵义会议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担任党内和军内的最高领导职务，为什么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只要我们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党和红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执行结果及历史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遵义会议召开前（即猴场会议的共识），全党全军已基本形成共识：只有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才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这一认识，为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是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并在继续遭受损失、陷入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面对惨重的失败，红军广大指战员特别是党和红军的高层领导不能不深刻反思：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党和红军的出路在哪里？谁能领导党和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答案只有一个，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到遵义会议前，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壮大和遭受重大挫折、面临生存危机的曲折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出一条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胜利的方向。毛泽东等人还总结创立了一整套机动灵活的红军作战原则。运用这些原则，红军以弱胜强，连续打破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和部队不断发展壮大。只要有毛泽东的指挥，红军就能打胜仗，这成为广大指战员有目共睹的事实。李维汉回忆说：“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搞起来的。”[2]这种很高的威望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最终能够成为党和红军领导核心的深厚基础。然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教条主义者轻视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迷信本本和外国经验，把毛泽东等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性认识斥为“狭隘经验论”，排斥毛泽东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全盘否定毛泽东等总结的行之有效的红军作战原则，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为了筹划战略转移事宜，中央成立了由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实施的“三人团”，全权领导党和红军。长征初期，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红军继续处于被动挨打境地，出发时的8．6万余人渡过湘江后已锐减至3万余人。红军前四次反“围剿”巨大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严重失败的鲜明对比，使广大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日益显著，湘江战役，到达了顶点”。[3]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说：“指战员们怨声载道，有的骂娘，责怪中央领导不力。”[4]让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岗位上来，成为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共同呼声。经过毛泽东因势利导的说服，党内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从惨痛的教训中醒悟过来，深感只有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才能摆脱被动。党内高层认识上的渐趋统一，保证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毛泽东此时虽然身处逆境，无权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但他为挽救危局，一再向中央提出扭转被动局面的战略性建议。红军进入湘南后，毛泽东建议中央抓住各路国民党“追剿”军尚未靠拢的有利时机寻歼敌之一部，以摆脱被动。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红军即将北上湘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途中，布下20万大军张网以待。在党和红军又一次面临险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力主红军西进贵州，到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寻求发展。这一重大战略决定，不仅使党和红军避免了可能遭受的覆没危险，也打乱了国民党军的原有部署，为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在决议中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战术；毛泽东不但进入党的最高决策层，其核心领导地位也得到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一致认同。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5—17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全面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错误。张闻天根据与毛泽东、王稼祥事前共同拟定的提纲，代表毛、王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系统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随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多数与会同志都同意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意见。“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5]张闻天也认为，“在目前这种险恶的情况下，只有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才可能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毛泽东却说服了大家，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责。因为这样既有利于团结一些思想认识还没有完全转变的同志，也有利于与共产国际的沟通联系。虽然毛泽东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因此，1935年10月15日，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长征情况时就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6]张闻天也认为，“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7]从我们党的历史看，李立

三、王明当时都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但由于他们的错误路线在全党得到贯彻，因而成为两次“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邓小平也没有担任过党内最高领导职务，但谁也不会否认他是我们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毛泽东在没有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的情况下，能够在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发挥核心作用，除了他本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有充分的党内民主作保证。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是一个民主团结的领导集体。邓小平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那个时候行军，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和他都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毛泽东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他们这些同志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8]这是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好说明，也是对党的其他领导同志的高风亮节的充分肯定。

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中国革命历史中，正因有这几次转折会议，才有今日的新中国。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伟大的革命先辈们虚心的接受和相互听取建议和做出的正确结论，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革命先辈们的高风亮节，这也是我们当代人应该学习的，永记历史，用历史提醒自己。 参考文献：

[1] 《列宁选集》，第2卷第3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339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3]《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4]《遵义会议的光芒》，第25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5]《周恩来传》上，第34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6]《陈云文集》，第1卷第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张闻天传》，第205—206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8]参见郭德宏：《中共党史论集》，第29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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