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经济学家论文（优秀4篇）

张五常如是说 篇一

新年伊始，话说经济学及经济学家。

如今，人们大凡称经济学为显学。显者，显眼、显赫、显贵、显要、显耀者也。我看，经济学对此大体也领受了。学问、学术乃至科学本无显隐之分、高下之别，世人都这么说，也许众口成俗，也就约定俗成了。

不过，事也有两说。你也可能丢人显眼，也可能显赫于一时，也可能显贵成贱，也可能显要并未重要，也可能如流星显耀而逝。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一直是独居尊位，甚至是只有第一，没有第二。曾几何时，如今中国讲主流经济学竟然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是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场所谓“郎顾之争”，也不过是主流经济学之间的争论。是的，后来也有新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介入，声援郎君，然而郎本人似乎并不领情，他对此的回应是，“对于左派没有任何兴趣，这整个争论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争论的焦点，因为自己也根本不是左派，只是一个资本主义熏陶下的经济学者，所以说他是左派是很可笑的，而且他也不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有人反对，他也乐于应战。”（引自李健、王小卫编著《出路——郎咸平引爆“国企改革”大辩论》，经济日报出版社20版）看来，经济学之于显学，大概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缘，没有份。如果说在这场辩论中，有人显眼了，那也一定有人丢脸了，又恰好只在主流经济学之中相印。

不过，对于社会经济问题，什么学派派都可以参加探讨，都可以进行研究，都可以发表见解，这是学术自由。当今社会，由于国际互联网的出现，以此为平台的网站具有以往任何媒体所不具有的优势：跨越时空的无差别性。不仅没有学派歧视，也没有学历、学位与职称歧视，你的文章只要有观点、有见地，都可以有点击量，并广泛被浏览、被传播。虽然强势主流经济学风头正劲，新左派主动出击，大显身手，在“郎顾之争”中有力抨击新自由主义，抒发与重新抒发改革方略，其雄辩之势可歌可泣，其论战业绩可圈可点，也是近年来非主流经济学论道经邦中所少见的。“乌有之乡”麾下集聚了他们的主要力量，正为经济学的显要添光增彩。

年经济生活的风风雨雨似乎再一次证明了经济学的显学性质。然而，“显学”之中并非所有学人都那么显赫，那么显摆。遭冷遇者有之，冷静思考者有之，长期坐冷板凳亦有之。有人想显而不能，有人不能而总显，有人想隐而反显，有人想显而总隐，有人却在显隐之间进退自如。

因而又引出一个话题，即经济学家或曰经济学人的划分。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近来有关经济学家的分类问题也引起了不少学人的兴趣，有人说，国内的经济学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理论研究型，也就是通常说的撗г号蓴；第二类是商业型，效力于投资银行的；第三类则是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服务的。一种看上去仿佛很整齐的分类，你稍稍想想立即会发现，这种划分不伦不类，因为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的标准。第一类，理论研究型，是相对于应用、实践而言的，是表达这类经济学的在学术研究中居于的层次。第二类，商业型，效力投资银行，是讲经济学家的服务的对象、范围。一下子从研究层次的划分跳到了服务对象划分上来。不仅如此，是商业（投资银行）还是各种生产业、制造业，是产业中的那一类产业，又有不同层面的划分，显然这种划分在这里只能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个部分，它属于是产业服务对象中的。亚类层面的划分。至于而且第三类，是为政府和公众服务的，这里仍然是以服务对象为划分标准。且不说政府与公众是不是同一层面的对象，或者说它们可能在多大程度上一致，而又在多大程度上不一致，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部门，它可能面对的正是企业，也可能面对的就是社会公众。如此混乱的划分，不是贫乏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贫乏！

经济学家或曰经济学人确实可以进行分类认知。如果以研究对象、以经济学本身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层次为标准，我想可划分为四大类：

处于基础层次的是理论经济学家。如从事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学说史、方法论、经济史学、专项机制与范畴、名著名人研究等等的学者，当属此类。

第二层次的是应用经济学家。如从事金融学、保险学、商业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农业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投资学、房地产学等等的学者当属此类。

第三层次的是政策（对策）经济学家。如从事经济政策研究、对策研究、项目研究、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研究、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经济规划研究等等的学者可归此类。

第四层次的是管理专家。他们主要置身于经济管理部门与企业之中，从事具体的经济管理与企业管理，他们是理论与政策的延伸者、执行者、操作才。

1980年我在写作硕士学位论文时曾在毕业论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表达过类似的看法：“理论联系实践和指导实践，是任何科学，自然也是经济科学各门学科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但是，实践本身是一个多层次体系。在实践的系统中，经济学各学科对其联系的层次、方式却不尽相同。我以为，作为理论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应当‘本份’地在自己联系实践的层次上提出理论观点，建立体系，而把理论的应用、扩展、具体化，留待应用经济学去完成。这两项任务的完成也许体现在同一些人的劳作中，也许体现在社会分工下的不同人们的劳作中，也许交错地体现在多代人的劳作中。”一般说来，越是处于基础层次上的学者，他们显少隐多，而是处于应用与操作层次上的学者，则显多隐少。

如果以服务对象为标准，经济学家则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服务于政府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国家全额供养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经济研究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机构，以及政府全额供养的其它经济研究机构；第二类是服务于企业的经济学家，他们置身于企业的经济研究机构，或者受聘于企业，或者主动服务于企业；第三类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经济学家，他们大多置身于高校，置身于理论经济学研究机构，比较超脱于政府的政策导向与企业的盈利诉求，这类学者也有一部分来源于业余研究。既然有既定的服务对象，就一定会站在既定的立场，所谓吃谁的饭办谁的事。也有吃里扒外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者，应该属于少数，因为这只是例外，而且由于职业道德遭质疑，也不能长此以往。这三类经济学家中，有权力的人话语权也强劲，其影响范围也就大，也就显山显水。权力可能源于政治，也可能源于经济。有权有势，在市场关系中有钱也可以有势，所以，政府经济学家与企业经济学家总有更多的光环，有更多的赞誉，有更多的奖利，也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一句话有更多的权利。

此外，经济学家还可以以学派分类。以此类推，可以有多种分类方法。每一种分类都有独特的表达意义，不可替代，但也都有分类带来的弊端。

其实，无论从那个角度划分，只是一种认识的方法论，决无褒贬之意。处于管理层面、实际进行操作的经济学人，服务于经济实体的学人，未必不高尚，未必学问少，处于理论层次的学人，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学人也未必全高尚，也未必学问大。这里，还一个道德分野问题。遵德者与败德者，那里都有，它的分布不可能依所处研究层次与服务对象而泾渭分明。道德之上，还有一个理念问题。理想与信念，是一种精神，它是经济学的灵魂。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经济学学人，也无论他的学问与地位、名气与声望有千差万别，必定会在理念的领域里得到一个统一的区分，统一的衡量。最终，一定是历史大浪淘沙出金。

新年期待有理念的经济学家！

成功经济学家的故事 篇二

宾默尔出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空袭伦敦的困难时期。他家里的书不多，父母似乎也并不十分关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父亲在他16岁的时候，甚至想让他辍学去工作，因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才作罢。很小的时候，宾默尔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发明家和游戏爱好者。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发现了扑克游戏中的奥秘。后来，他甚至靠与家庭富裕的学生打牌来补贴自己的生活费。

大学毕业后，宾默尔一直想找一份好工作。但是经过多次面试，他最终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原来设想的那类工作。当时另一个选择就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题目，是对伟大的纯数学家哈迪和里特伍德的风格进行的古典分析。最后，他成功地解决了他们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此时他对博弈论的兴趣显露出来了。

20世纪80年代，宾默尔在实验室中开始了有关博弈论方面的实验。此前，他曾经多次转换过研究领域，但自从开始研究博弈论，宾默尔就完完全全脱离了自己曾是其中一分子的纯数学领域。因此，他开始寻求有无可能成为经济学家。他在剑桥丘吉尔学院担任了几个月的经济学教授，检验了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能力。发现自己能够胜任这一工作以后，他接受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系讲学一年的邀请。在这次访问中，宾默尔有两点很重要的体会：一是做一个经济学家获得的乐趣远比做一个数学家多得多；其次就是他有自称经济学家的资格。在经过小心翼翼的试探后，他发现自己在讨价还价问题上的研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已超乎他自己的想象。

90年代初期，宾默尔在伦敦的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还成功地获得了一笔政府资助，建立了用于研究进化动态的研究中心，其后，宾默尔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领导这一机构。政府提供资助的一个附带条件，就是要求他们的研究包括一些可以直接应用的部分。因此，研究中心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寻找那些需要应用博弈论的工作。比如他们为英国政府设计第三代无线电话频道的拍卖方案的合同。他们还曾经作为专家，参与设计刚刚私有化的英国天然气行业储藏设施的出卖方案。其中，无线频道的拍卖设计尤其值得一提。

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宾默尔与他的同事们一同设计了一种新型拍卖机制，于2000年3月对政府的五个第三代无线电频道的经营执照进行拍卖。事实证明，这一拍卖非常成功。政府原来预期拍卖可以得到30亿英镑的收益，而经过近八周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对方利益最大化。父亲教导的人生哲理与经济学理论原来也是“兼容”的。经济学不仅是一门研究事实的学科，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学到待人处世的哲学。

张五常的四大读书技巧 篇三

詹姆士˙托宾(James Tobin,1918～)，美国着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托宾19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香槟。他的求学历程异常顺利，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之后，托宾于1935年9月进入哈佛大学，四年后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1940年又获得哈佛硕士学位。在哈佛的六年时间里，托宾受益良多：一方面他受到了爱德华˙张伯伦、爱德华˙梅森、阿尔文˙汉森、瓦西里˙列昂惕夫、约瑟夫˙熊彼特等着名经济学家的指导和影响；一方面他还交往了一群非凡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包括保罗？萨缪尔森、保罗？斯威齐、J.K.加尔布雷斯、劳埃德？雷诺兹等人。

1941年，托宾加入美国海军后备队，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90天的军训后成为了驱逐舰凯尼尔号上的一名战斗指挥官，后来是炮兵指挥官、领航员、第二指挥，随舰到过大西洋和地中海，参加过攻占北非、法国南部和意大利的战役。四年后退役获海军预备役上尉军衔。

退役后，于1946年返回哈佛大学经济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47年以一篇关于消费函数的理论和统计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同年被选为研究协会副研究员。1949年，他赴英国剑桥大学应用经济系当访问学者。1950年之后，托宾则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耶鲁大学任教期间：1955—1961年和1964—1965年间两度担任柯立芝基金会主席，帮助过很多年轻的经济学家。

他热爱教学并身体力行，而且善于从学生身上学习，善于从一群各个年龄层的朋友身上得到收获。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写了一些关于当代经济问题的文章给普通读者，并汇集成册，名为《国民经济政策》。托宾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再加上他为人宽厚谦和的风度和乐于助人的行为，赢得了经济学界广泛的尊重和称赞。正是由于此，1657—1958被选为美国经济计量学会副会长、会长。1961—1962年任美国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三成员之一。1964年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1968-1969年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0——1971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4—1978再任耶鲁大学经济系主任，1977年任美国东部经济学会会长。1979——1982年任经济科学部主任。198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得到瑞典皇家科学院真挚美好的评价“……今天，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够赢得如此众多的追随者或者对当代经济研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托宾一生论着颇丰。主要论文有：《资产的持有和支出决定》(1952);《动态总量模型》(1955);《作为对风险行为的流动偏好》(1958);《有限因变数关系的估计》(1958);《货币、资本和其他价值的储备》(1961);《货币与经济增长等》(1965);《货币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1969)等。着作则主要汇集在他的三本论文集中：《经济学论文集：宏观经济学》卷一(1971);《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和计量经济学》(卷二1975);《经济学论文集：理论和政策》卷三(1982)。专着有《国民经济政策》(1966)、《十年来的新经济学》(1974)。

托宾的贡献涉及广泛的经济研究领域，在诸如经济计量方法，严格数学化的风险理论，家庭和企业行为理论，一般宏观理论，经济政策应用分析，投资决策，生产、就业和物价关系理论，均做出了突出贡献。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就有“托宾Q值”、“托宾税”和“芒德尔—托宾效应”、“托宾分析”等，称得上是经济学界的奇迹。

托宾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应当属创立不确定条件下有价证券选择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该理论考察家庭和企业怎样确定以各种不同的实物和金融资产形式来持有财富。由于各种形式的财富尤其是股票、债券等资产的预期报酬率存在不确定性，因此，资产选择理论可以看作是投资者在权衡比较各种资产的预期报酬率与风险程度是怎样选择其资产稽核的投资决策理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精髓是分散投资风险：“就像是不要把你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托宾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此理论运用到货币需求的决定中，把凯恩斯宏观模型中货币与债券的简单替代，变为多种资产间的替代，从而修补、拓展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托宾的另一项重要贡献是：把资产选择理论的一些观点发展成一个包括金融资产和物质资产的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经济体系中二者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考察金融市场的变化，将怎样通过影响家庭和企业的支出决策来影响生产、就业和物价。他的研究成为核心经济理论中实物和金融状况的结合方面的一次重大突破。正是这些突出贡献为托宾赢得了198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托宾作为美国凯恩斯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是一个积极行动主义者，他深信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奏效，政府采取积极行动调节经济运行是必要的、有效的。他主张政府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进行管理，并主张辅以工资指导线、收入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来抑制通货膨胀和结构性失业。

成功经济学家的故事 篇四

郎咸平在台湾东海大学读书的时候，成绩并不理想。有一次，美国一位非常着名的微观经济学家来学校演讲，他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在演讲中讲述了许多新的经济观点。

那位美国教授离开以后，郎咸平给那位教授写了一封信，讲了自己对于世界经济的许多稚嫩看法。没有想到，那位美国教授竟然真的给郎咸平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一个年轻人有如此的激情，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郎咸平却非常受鼓舞，他念完本科以后又念研究生，可尽管如此，他的成绩却依旧很差。研究生勉强毕业后，郎咸平想出国念书。他的老师对他说：“郎成平，你的水平这么差，就找个银行上上班算了，而且还有房子分，薪水和福利也很不错！”

郎咸平听了老师的劝导，于是去一些银行应聘，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面试之后，结果没有一家银行要他。失落之余，郎咸平想起了那位美国教授给他的回信，不禁来了精神：“我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别说是他们没有录取我，即便是来求我，我又哪能就这样委身于他们呢？”

郎咸平左思右想之后，决定去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总分是2400分，可是他只考了1640分。结果，只有一家学校要他，那就是美国的沃顿商学院。沃顿商学院之所以会要他，是因为当年学校里新创了一个“商业经济系”，是第一届招生，全世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系，因为人数少，所以就把郎成平破格录取了。

开学后，郎咸平的“表现”并不好，他的系主任找他谈话，说他的水平有问题，他的教授对他的评价也不高，让他考个微积分的资格考试。郎成平也知道自己的实力，他根本不可能通过资格考试，于是就百般哀求免除考试，可是他的系主任根本不同意。

郎咸平非常沮丧，一次在校园里闲逛的时候，他看见几个金融系的学生垂头丧气地走出来，郎咸平问他们怎么回事，他们回答说金融系好难念。郎咸平又问他们要不要考微积分，他们说不要，郎咸平就说：“带我见见你们的系主任。”

郎咸平见到他们的系主任后，就问能不能转进来，他还自称对金融系更有兴趣，系主任一听很开心，就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此后，他就进入了金融系。有意思的是，他在进入金融系的第一天，就问他的老师说：“金融系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自然在他以后的学习中得到了解答，不仅如此，因为郎咸平始终认为自己将来会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慢慢的，他的悟性开启了，加上学习特别用功，对世界经济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

念完博士以后，郎咸平留在了美国教书。第二年，他写了一篇《美国的破产制度》的论文，这篇论文从1990年问世到现在，一直是全世界引用率最高的论文。这几乎使郎咸平在美国一炮而红，随后，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密西西比大学，都纷纷请他授课。

郎咸平终于成为了一名不可小觑的经济学家。后来的一次，他在一所大学授课的时候，碰到了那位当初给他回过信的经济学家，郎成平立刻上前问候并致谢，那位经济学家想了半天后说：“你就是那位曾经给我写信的台湾小伙子？其实，你不用感谢我，信里面的那句话我只是安慰你，随口乱说的。”

无论是不是乱说的，郎咸平现在都已经成为了一位经济学家。

前不久，郎咸平在浙江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说到了自己的这个故事，他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百味杂陈地说：“我能有今天，其实是因为我在收到那位美国教授回信后的好多年里，一直都以为他说的话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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