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农业论文（最新9篇）
建立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的实施机制，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求好不求快，干一件成一件，努力让农村具备更好生活条件，建设宜居宜业美丽乡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面差异网为您精心整理了9篇《农村农业论文》，希望能够满足亲的需求。
农村农业论文 篇一
一、2004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要特点和成就
1．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粮食产量出现恢复性增长。2004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了近4000万亩，总播种面积恢复到15亿亩以上；粮食总产量预计达到9100亿斤~9300亿斤，超过9100亿斤的年初预定目标，扭转了多年下滑的局面。2004年，粮食生产有四个较为突出的特点：
（1）夏粮、早稻、秋粮季季增产。2004年，夏粮总产2021亿斤，比上年增长4.8%；早稻总产641.6亿斤，增长8.8%；秋粮估计总产超过6500多亿斤，增产400亿斤以上。
（2）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作物样样增产。水稻产量3532亿斤，增长9.9%；小麦总产量1815亿斤，增长4.9%；玉米产量估计超过上年水平；大豆总产量358亿斤，增长16.2%。
（3）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粮食处处增产。全国除西藏外，各省粮食产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其中主产区增产效果最为显著。主产区对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80%和90%。
（4）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样样增长。2004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19公斤。
2004年，粮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强硬的措施，清理整顿了各类园区，严格查处了各种土地违法案件，暂停了农地转用审批程序，加强了对基本农田的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了违法违规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为粮食播种面积的恢复性增长，创造了条件，有力地保护了粮食和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二是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补贴（“三补贴”）政策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2004年，“三补贴”政策共补给农民140多亿元：除对种粮农民实施直接补贴116亿元外，还对13个粮食主产省安排良种补贴资金28.5亿元，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7000万元。三是国家增加了对农村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2004年，在国债资金规模有所缩小的情况下，仍安排专项资金285亿元用于农村“六小工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粮食生产条件。四是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和粮食生产信贷资金的支持。2004年，中央在宏观调控大背景下，不仅没有关紧农业贷款这个“闸门”，而且还大规模地增加了农业信贷规模。2004年上半年，央行在宏观调控的关键时期，大幅度增加了对农村信用社的再贷款额度，重点用于支持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生产和扶持西部贫困地区发展。与2004年1月相比，同年11月农业贷款余额增加1386多亿元。五是气候因素。2004年，全国除局部地区出现暴雨、台风等自然灾害外，没有出现大的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播种、生产和收获提供了良好的生产条件。
2．农民收入增速加快。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估计全年实际增长幅度超过6%；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超过300元，这是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增长幅度最高的一年，比前6年的平均增速高近2个百分点。
农民收入增长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收入，由于粮价和“两减三补”等原因增加较多，改变了多年来主产区农民增收缓慢的状况。二是在农民家庭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的同时，农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例大幅上涨，并且超过了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2004年，农民增收之所以出现好的势头，主要是粮价涨、政策好、人努力。具体分析其原因，一是价格因素。2004年前三季度，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回升，出售粮食的综合平均价格提高27.9%。据估算，价格上涨使农民增收了600多亿元，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主因。二是政策因素。据农业部初步估算，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大中型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减免农业税、减免部分特产税的“两减免三补贴”政策，拉动农民收入增长2个百分点，使农民增收294亿元。三是加大工作力度因素。按照中央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要求，各地、各部门加大了支农工作力度，确保了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时落实到位。同时，广大农民受到中央扶持农业发展政策和优惠措施的鼓舞，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大大增强，普遍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
3．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2004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突出表现在：优势农产品加速向优势产区集中，优质专用粮食比重进一步提高；畜牧业克服了年初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的影响，下半年呈现加速发展势头，确保了全年畜牧业继续保持稳定发展的格局；渔业生产继续稳步发展，淡、海水养殖水产品比重进一步提高，水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乡镇企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增加值和效益同步增长。农业和农村经济整体上呈现出全面增长的态势。
4．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出现可喜变化。2004年，中央财政预算中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新增部分，主要用于农村；西部地区部分农村困难家庭学生，得到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资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和医疗救助工作取得进展；大力支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工作，截至11月底，已有150万农村劳动力完成免费培训，120万人转移就业。2004年，财政安排了120亿元扶贫资金，全年新脱贫人口300万人。此外，各级政府还将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5．农民权益保障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2004年，农民权益保障工作得到加强，具体表现在加强土（耕）地保护的同时，改进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了征地补偿的标准和补偿办法。在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中，全国共偿还拖欠农民征地补偿费160.45亿元，占拖欠总额的91.4%。同时，对进城农民工子女就近、免（借读）费入学提出明确的要求。更为突出的是，全面开展了清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专项行动。截至2004年12月10日，全国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偿付比例为96.57%。其中，天津、黑龙江、上海、海南、浙江5个省市，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清理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6．农村各项改革进一步稳定推进。2004年，我国农村重点深化了五项改革。一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中央1号文件确定将一定比例的国有土地出让金，用于支持农业土地开发，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国家出台了征地补偿标准，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二是推进市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4年，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国家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主产区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增加了农民的种粮收益，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三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继续减轻农民负担。在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的基础上，吉林、黑龙江免征农业税（西藏自治区一直免征农牧业税），11个粮食主产省降低3个百分点，其他非粮食主产省降低1个百分点。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福建共5个省市自主免征或基本免征农业税。实施这两项政策，农民减负增收约302亿元，大大超过年初预计为农民减负238.9亿元的目标。四是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加强对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2004年，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范围扩大到了29个省（区、市）。农村信用社支农投放继续快速增加，全年增加近2000亿元。五是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和推广。据卫生部资料，截至2004年10月底，全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333个县（市）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实际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8000多万，“参合”率为75.20%。为建立农村新型医疗保障体系，各级财政投入了300多亿元。
2004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呈现出少有的好发展态势，这是政策、市场、气侯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一步稳定、完善、巩固和强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支农政策，巩固和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大好形势，将成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旋律。
二、2005年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展望
农村论文 篇二
中央高度重视发展农村经济。近年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现在已经成为中共中央重视农村问题的专有名词。2004年至2009年，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了“三农”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重中之重”的地位；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因此，做好农村经济新闻，是地市级新闻媒体贯彻中央精神的责任和义务。农民群众对经济新闻的迫切需要。我国是农业大国，70-80％是农业人口，农民毫无疑问应当是媒体报道的主要群体。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繁荣，农民群众迫切需要更多的对自己生产、发展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经济新闻。地市级新闻媒体要认识到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情感和实际行动上贴近农民，为农民群众提供真正有用的信息和新闻，帮助农民发展经济，而不是仅仅对“三农”问题进行无关痛痒的报道。
二、当前农村经济新闻报道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地市级新闻媒体明显加强了农村经济新闻报道，但是总体来看，关于农民的经济新闻和给农民看的经济新闻仍然偏少，这种现象与现阶段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对称，也不符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具体表现为：农民作为农村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新闻报道中却时常被淡化；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角度比较狭窄；新闻媒体及采编人员对农村经济新闻的重视程度不够；媒体从业人员大都出生或生活在城市，有些记者编辑对农村经济活动的报道既缺乏深刻的认识，也缺乏专业素养和报道热情。上述原因导致农村经济新闻存在扁平化、模式化、肤浅化的认识，直接影响了对农村经济新闻的采访、素材的有效收集、整理加工和主题表达的力度。
三、做好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对策
加强农村经济新闻报道、创新农村经济新闻报道方式已迫在眉睫。结合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可从以下方面着手。对农村经济新闻报道要从思想上重视，行动上支持。首先要认识到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情感上贴近农民，而不是为了遵从上级指示，对农村经济发展进行无关痛痒的报道。农村经济绝不仅仅是农民的几个致富案例，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不仅仅要面对传统农村生活方式造成的困扰，还要应对和城镇人口相同的新型问题，如讨薪、医疗、子女教育费用等急需解决的忧虑。因此，经济新闻的报道视角只有与农民平齐，才能代表农民的真实夙愿。地市级新闻媒体要从总体上对农村经济新闻报道进行策划，在受众定位、栏目设置、报道内容等方面下功夫，要以“农村经济”为立足点，办出自己的特色；要加大对农村经济新闻报道的比重，拓宽报道面，通过多种形式客观、公正地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广大农民在经济发展中的创造；要主动收集国家实施的各项农村政策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反馈资料，及时进行报道，为党和政府及时作出决策提供依据。记者要坚持“三贴近”原则，深入基层，了解农民。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有着丰富的经济新闻资源。记者要写好农村经济新闻，就要坚持“三贴近”原则，深入基层，走进农村，走进田间地头，充分地了解农村、农民。只有“脚到”才能抓到“活鱼”。2012年10月，《亳州晚报》记者丁静在“走转改”活动中，来到谯城区一个偏远的乡镇，起了个大早去集镇走访，发现一个大院里天还没亮已人声鼎沸，原来是农民自发在这里交易地产中药材。记者敏锐地抓住这一现象，通过深入采访，采写出消息稿件《“地产药行”乐了药农活了市场》，获得2012年度安徽新闻奖一等奖。试想，如果记者没有走基层的亲身体验，会发现这样好的经济新闻选题吗？吃透新闻事实，为农民提供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地市级新闻媒体，不管何时、不论何地，时时刻刻都要关注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为基层群众提供有价值的实用信息，农村经济新闻亦是如此。2011年秋季，亳州市谯城区很多农户种植的冬瓜遭遇销售难，许多又大又好的冬瓜烂在了地里。在接到这个线索后，笔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在写稿时，在报道“销售难”现象的同时，提出了更深层的思考：为什么这种现象频频出现？采写了《传统蔬菜种植期待转型》一文，从农户的遭遇、某蔬菜专业村的成功、农业部门专家的指导性意见等方面，为农户指点迷津，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事实证明，在报道农村经济新闻时，媒体采编人员一定要吃透新闻事实，为农民提供各地有益的发展经验和农村实用经济信息。不仅可以采访农业经济专家学者，还可以请农村一线的致富能手、土专家建言献策，对一些技术性强、涉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开展大讨论，让农民群众一起来参加大讨论，从而增强农民对农村经济新闻的阅读兴趣。
四、结语
农村经济论文 篇三
一、项目建设的成效
（—）增加了森林资源。按照项目的既定目标，一、二期项目主要是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三、四期项目除发展部分速生丰产用材林外，发展部分经济林，以帮助农民在短期内实现脱贫致富。10间完成的13万公顷造林面积中，速生丰产用材林12万公顷，名、特、优、新干鲜果经济林1万公顷。根据幼林摸底调查结果，一、二类林面积达到90%以上。世行贷款造林项目的实施，为我省实现造林面积和林木蓄积双增长做出了积极贡献。首先，增加了项目区的林木资源，使世行贷款造林成为我省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的主体工程；第二，使项目区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其中一期项目平均提高1.2个百分点，二期项目平均提高2.2个百分点，三期项目平均提高8.5个百分点；第三，上述完成的12万公顷速生丰产用材林，按每年每亩平均生长一个立方米计算，可持续生产1600万立方米的木材，将有效地缓解我省木材短缺等诸多问题。同时完成的1万公顷干鲜果品经济林，进入盛果期后每年可生产15万吨的干鲜果品。
（二）促进了农业发展。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区主要分布在我省中南部平原以及太行山和燕山贫困山区的70个县（市），项目的造林地重点利用的是各河流两岸多年滚动形成的沙荒地以及进一步延伸的次耕地。我省的永定河、沙河、滹沱河、漳河的两岸和故道，一直是我省平原农区遭受风沙危害最为严重的3大沙区之一。针对这一问题，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开发改造沙荒、沙滩地6万多公顷，新打机井8000眼，修渠256公里，整修道路1020公里，使沙荒地变成了林茂粮丰的稳产田，并涌现出永清、安次、定洲、新乐、大名、临漳等一大批治沙造林先进典型。世行造林项目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发展。第一，栽植的树木防风固沙改善了生态环境。据河北农业大学在本项目中持续8年的关于杨粮间作的林木生长效应、农田小气候效应、农作物产量效应和杨粮间作的生理生态学基础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杨粮间作使农田小气候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白杨幼林（3*2*18）可以使农田平均气温下降0.4-0.7度，平均相对湿度提高4.5—12.2个百分点，平均风速降低44.5%—76.5%。第二，小气候的改善提高了粮食单产。在上述条件下，间作物亩产可比对照提高1.65%-31.8%。第三，项目建设增加了耕地面积。在山区，世行项目坚持以项目村为单位，按流域进行综合治理，凡在5度以上的坡地，都采取反坡梯田、水平阶（围山转）或鱼鳞坑整地、品字型栽植等措施营造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此举在控制水土流失的同时，每亩一般还可开发出3—5成的可耕地；在平原区，则通过开发沙荒增加了耕地面积。大名县在境内3条古河道形成的5条大沙带范围内（沙荒和流动沙地占60%以上）营造间作式速生丰产用材林8.85万亩，通过开发改造沙荒增加农业种植面积6万亩，林地间作小麦增加产量1000万公斤、花生1200万公斤。
（三）提高了农民收入。据有关方面测算，目前农民在高产稳产田上种植农作物，两茬纯收入每亩也不足400元，而世行项目的实施，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首先是营造林木的直接收入。世行贷款造林一、二期项目，重点分布在中南部平原农区，其土地资源主要是沙荒地和次耕地。实行林粮间作后，由于农民的耕作对林木起到了以耕代抚的作用以及林木的边行优势效应，使毛白杨的平均单株材积生长量比相似条件下的毛白杨纯林提高30%—137%。保守一点，按每亩每年生长一个立方米计算，每亩每年仅林木一项就可增加收入400元；其次是间作的农作物增加的收入。沙荒地开发后仅种植花生一项，每亩可收获200多公斤，折合人民币400余元，同时，次耕地改造后，农作物产量至少可增长1倍。截至目前，定洲市共完成项目造林5.55万亩，仅间作物一项平均年增加小麦、花生作物产量500万公斤，增加收入700多万元。永清县、安次区在沙荒次耕地发展的10万亩速生丰产用材林，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效益。第三是发展经济林增加的收入。三期项目重点分布在山区县的贫困乡村，自1999年实施以来，在以项目村为单位按流域进行全面治理的同时，重点发展名、特、优、新及有市场前景的热杂果经济林，目前已涌现出临城的围场、赞皇的花木、涿鹿的赵庄、丰宁的两间房、承德的东窝铺等项目示范村。以东窝铺村为例，全村总面积1.48万亩，其中山场面积1.42万亩。全村辖12个村民小组，243户，825口人，分别散居在东西两条沟，交通不便，人均收入不足500元。实施世行项目后，共整地造林6000余亩，栽植各种果树9.65万株，并完成退耕还果600多亩，老果园改造120亩，果树高接换头1.4万株。人均栽植优良新品种果树120株，3—5年进入结果期后，仅此一项就会远远超过其人均收入3000元的目标。
世行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有力地说明了世行项目造林在改善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以及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方面的重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些项目村的林业发展模式，亦是县域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
二、项目建设的成功经验
（—）加强组织领导。发展速生丰产用材林，解决木材供需矛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亦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同时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发展速生丰产林的管理是严格的、科学的、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涉及林业技术和资金财务管理，还涉及有关政策和广泛的群众工作。因此，每期项目开始前，省、市、县各级都要根据工作需要，由主管领导牵头，吸收林业、财政、计委、土地、审计等有关部门参加，建立健全各级项目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项目建设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并在领导小组下设项目办公室，配备精干的技术和专门财务人员，具体负责项目的实施工作；同时，聘请教学、科研、种苗、森防等单位的科技人员组成科技支持组，使项目建设可以随时得到技术咨询和指导。
（二）周密组织实施。在项目建设的准备阶段，首先要自下而上以政府名义提出参加项目的申请并履行相应的承诺，同时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以项目县为单位的造林总体设计；在项目生效启动前，要编制严密的生产计划和资金计划，制定项目的实施细则、造林技术模型、施工设计方法、检查验收办法、会计核算办法、提款报帐办法等规章制度，作为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间共同遵循的准则，使每个环节都有章可循，有效地避免了主观随意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生产计划、资金计划和以保证质量为核心的检查验收制度、报帐拨款制度，做到按规划设计，按设计施工，
按标准检查验收。凡是无造林设计、造林成活率不达标、不符合造林标准要求的，一律不予验收、不予报帐、不予拨款。
（三）增加科技含量。科技含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项目建设的质量。为此，项目建设中突出抓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使用良种壮苗。当前造林靠壮苗，长远发展靠良种，良种壮苗是造林工作的基础。据调查，用材林良种的蓄积生长量较之一般品种可提高30—150%。因此，各项目县以国营苗圃为中心，推行了“定点供种、定点育苗、定点供苗”的三定育苗办法，不仅保证了所需苗木的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解决了良种的推广落实问题，确保了林木的速生丰产。特别是在三期项目中，良种使用率普遍达到了百分之百。二是推广适用技术。针对我省十年九旱特别是春旱的特点，在项目造林中大力推广了“ABT生根粉、抗旱保水剂、地膜覆盖”三项技术。在1999、2000我省连续两年遭受特大干旱的情况下，项目区由于采取了上述三项保证措施，造林成活率仍然达到了80%以上。三是加强科研和推广工作。世行项目实施后，先后开展了杨树优良无性系选择和推广、落叶松良种引种和推广、项目实施效果监测等十几项科研推广课题，并及时将阶段性成果组装配套运用到项目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四是加强技术培训。为提高项目区农民的技术水平，省市、县、各级都制订了详细的培训计划并采取电视台讲座、发放录制光盘、编制小册子、现场参观考察、地头直接演示等多种形式不定期地对农民进行培训。三期项目实施三年来，仅省级就向6市、15个县、60个乡（镇）、340个项目村发放各种小册子、光盘、录象带等52000余册（盘）。
（四）建立健全经营管理机制。经营管理机制是项目建设成败的关键。世行项目实施十年来，经过不断地探索和改进，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经营管理机制。一是资金管理报账制。报帐提款程序是每年春季造林结束后，经专业队伍全面进行检查验收，由县（市）林业世行贷款项目办公室组织，按小班、树种，逐村、乡汇总报帐单据，经县（市）财政授权提款人签字，逐级上报到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然后，按规定办理有关提款报帐手续。报账制的优点在于，资金投入同造林成效直接挂钩，有效地避免了资金投入的风险，保证了投资效益最大化。二是经营模式多样化。项目造林以村为单位，进行统一规划，统一施工，项目完成后根据农民的意愿，实行分户经营、股份经营或集体经营。但无论采取什么经营方式，其收益的大部分要归属农民。三是项目造林合同制。具体要求是，无论采取什么经营方式，都要签订土地承包（拍卖）经营合同。合同中要明确自主经营内容，权、责、利、义务、责任以及土地承包使用年限，土地承包（拍卖）使用年限不少于50年。同时要明确经核算和债务分割双方确认的承贷数量、还贷年限、还贷计划等。合同制的应用，将农民的责权利紧密结合在一起，大大激发了群众造林护林的积极性，保证了项目建设的成效。
在项目建设中，各级项目办都注意用社会林业、混农林业、立体林业等现代林业模式和观念指导实际工作，在保证林木速生丰产的前提下，千方百计的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由于持续地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世行造林项目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其实际意义，不仅仅在于高标准地完成了12万公顷速省丰产用材林，1万公顷名、特、优干鲜果经济林，更重要的是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对农民脱贫致富起到了积极的推进和有效的示范带动作用。同时，借鉴和推行了世界银行的科学管理方法，在资金管理上坚持“投入有偿制、支付报帐制、使用专项制”，对于习惯了拨款造林粗放管理的干部群众来讲，约束当中潜移默化地使人们增强了质量意识、还贷意识、责任观念和效益观念，较好的遵循和实践了林业改革思想，是林业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体现。
三、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存在的主要问题。林业世行项目实施情况总体上是好的，但有些地方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影响到已建项目的还贷、在建项目的质量、以及进一步的引进和利用外资问题。
1、责任意识不强，短期行为突出。有些干部急功近利，
争取项目时积极主动，轻易承诺，但言而无信，一旦项目上马，就觉得万事大吉，于是出现了配套资金不到位，生产管理不扎实，在还贷问题上推诿扯皮等现象。我省一期项目从1998年开始还贷，按照现在的还贷条件，全省每年平均还贷400万人民币。就一个县来讲，每年最多还50万，最少还20万，且一般都涉及6、7个乡，几十个村，应该说还贷的压力并不是太大，但实际结果却很不理想。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省财政采取了财政预算逐级扣款还贷的办法。
2、工作漂浮，管理粗放。有些地方不能按项目要求办
事，随意性很大，挪用、滞留资金的情况时有发生；有些地方不注意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不能很好地研究和落实经营机制，习惯于大轰大嗡式的粗放管理，形成了上边一头热而群众不理解，不支持，存有应付过关的心理，结果是既影响了造林成效又劳民伤财，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在二期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不中止了几个县项目的执行。
3、认识不足，配合不够。林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发展林业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并且，世行项目造林不仅仅是林业部门一家的事情，它涉及到技术、政策、土地、扶贫等多方面的问题，以及广泛的群众工作，因此，需要各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临城、涿鹿、承德等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项目造林，把项目造林作为富民工程、德政工程，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切入点和农村经济的增长点来抓，积极协调林业、农业、土地、水利、扶贫以及财政等部门，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局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相比较而言，有些项目县，对项目造林重视、支持和协调不够，工作方法简单，只是林业部门自己在孤军奋战，影响了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几点意见和建议
1、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扩大对外开放是我省林业建设的一项基本方针。借鉴和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是促进我省林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利用世行贷款造林，一是贷款时间长，二是资金有保证，这既符合林业生产周期长的特点又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目前，我省的世行贷款造林项目已经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欢迎。但是，利用外资（贷款）造林，就其管理上来说是严格和烦琐的并且项目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各级政府的国际形象。因此，各级领导一定要充分认识利用外资造林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质量意识、效益意识和风险意识，切实把项目建设抓紧抓好。当前，各地一定要克服畏难情绪和等、靠、拖的侥幸心理，从维护我省各级政府信誉和林业部门形象的高度出发，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强化措施，认真督查，保证在建项目的优质高效，搞好竣工项目的扫尾工作。特别是在一期项目的还贷问题上，要采取目标考核、财政预算统筹安排以及现有幼林拍卖转包等有效措施，按计划完成还贷任务。公务员之家
2、严格管理，保证质量。我省世行二期林业项目将于2001
乡村论文 篇四
论文摘要：本文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乡村关系”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对立与冲突，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20余年来，在村民自治实践稳步推进的同时，有关村民自治的争论也一直相伴始终。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理背景和基础，研究者对村民自治的争论往往就事论事“各自言说”，没有多少知识增量。在异常热闹的村民自治研究领域，尽管不乏“标新立异”的观点，但鲜见经得起推敲的学问，整个研究呈现低水平重复的现状。近年来，为打破这种研究局面，建构起学理性讨论的平台，有学者将“现代国家建构”范式引入到这一论域，促进了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化。循着这一路径，本文将立足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尝试求解村民自治实践中“乡村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
一、国家整合：“控制”与“放权”的悖论
依“冲击－回应”现代化理论范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缘起于对西方现代化挑战的回应。相对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中国乃是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后来者。后发现代化的中国，自19世纪中后期起，就“一直面临两大政治任务的挑战：一是‘国家建构’，一是‘民主建构’”，亦即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中国的现代化，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就是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任务。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包含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的双重任务。对于中国这类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呈现非均衡性的特性，往往是先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逐步推进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只有在实现国家一体化后，才为国家的民主化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要完成的是民族－国家建构任务。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方面，亦即对外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进行的是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国家转型。这个历史进程，始自清朝末年，展开于民国时期，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自19世纪中叶始，面对西方列强的蚕食鲸吞，中国的国家主权逐步沦丧，成为了任由西方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风雨飘摇的大好河山，无数中华儿女奋起抗争，在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后，我们最终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民族解放，建立起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们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一个方面的任务，即“对外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的任务。
民族－国家建构的第二方面的任务，是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所谓国家整合，又称国家的一体化，即通过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力量将国家内部的各个部分和要素结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国的国家整合面对的是一个松散的农民国家，其重要内容就是要实现对乡村社会的一体化整合，通过国家权力的向下渗透，将农民和乡村社会组织到国家体系中，从纵向上建立起农民与国家沟通的治理体制。自清末“新政”始，国家通过“政权下乡”、“政党下乡”等途径，逐步实现了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渗透，完成了国家对内的一体化整合。
在对外争得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后，中国也就实现了从“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国家转型。这个转型的完成，标志着我们实现了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但还不是终极目标。我们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希望通过它来主导和推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应该说，现代国家的建立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创造了基础条件。新中国建立后，有着强烈振兴中华使命感的共和国领袖们，迅速启动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为加速推进工业化，国家实行了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战略。面对“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条件，为了推动以赶超欧美先进国家为目标的工业化，国家只能做出以牺牲农村和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化的政策选择。为推动这种建立在“向内积累”基础上的工业化，国家需要从农村汲取资源。而要做到这一点，国家需要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增强对乡村社会的资源提取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由于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强化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也强化了国家的一体化。
由此可见，无论是实现一体化，还是推进工业化，都需要国家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根源于此，建国后，国家政权也似乎一直在努力维持并强化着自己对乡村社会的超强控制。建国后，通过“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等途径，国家逐步实现了对乡村社会强制性行政整合。直至“政社合一”的体制确立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一体化整合达到了极致。
体制因其存在着制窒息乡村社会生机、抑制生产力发展的弊端，最终难逃被抛弃的历史宿命。1970年代末期，体制开始逐渐走向衰落，至1980年代初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为填补体制解体后乡村社会出现的组织“真空”、化解乡村社会治理危机，村民自治制度应运而生。发端于“草根”的村民自治，在国家的行政推动下，逐渐上升为国家制度并在全国普遍推行开来。那么，在后时期国家为何要实行村民自治这一替代性制度呢？笔者以为，村民自治之所以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得以在国家的主导下强力推行，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来自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重建乡村秩序、重构乡村治理机制的现实考量。
农村改革后，国家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重新获得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性空间，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力较大提高，农村的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发展。改革后的乡村社会，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摧毁了时期统一有序的农村政治经济关系，使得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阶段，农村正式组织在日益分化的社会结构里逐渐衰落，致使乡村社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的局面，最明显地表现是公共设施被分割，公众事宜无人关心，社会治安恶化，人们的道德水平与合作精神降低等。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也不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此时的乡村社会孕育着一股强烈的变革这种混乱局面的内在冲动。村民委员会在广西合寨村的“横空出世”就印证了这一点。
改革后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时期的“铁板一块”、高度同质化了，而是处于日益趋于分化和异质化的态势。体制解体后，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控制也渐趋松弛。伴随着“放权式”改革的推进，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力呈日益减弱之势。与此同时，国家在推动农村改革后不仅，又启动了城市的改革。在缺乏积累和外部资源的形势下，城市改革的推动仍然离不开来自农村和农业的支持。这就需要国家一方面能够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以为城市改革创造安定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能够保持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力以便于从农村汲取资源，支持城市改革。要实现这两个目标，国家只能是选择再次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要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必需建立在一定的治理体制之上。选择什么样的治理机制，成为摆在国家面前的一道难题。能否重拾“体制”，走回过去的老路上呢？显然是不可能的，毕竟“覆水难收”啊。而且，由于农村改革的推行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转换，体制已经丧失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基础和合法性依据。能否将国家政权下层到村这一级呢？但如此一来，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就会增加国家的治理成本。那么，究竟该如何既减少治理成本又能重新组织分散化的农民，重建乡村秩序，重构乡村治理机制呢？“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村民委员会，无疑为国家破解难题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盖缘于此，萌生于广西山村的村民自治，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最终成为了一项国家制度。
在这里似乎存在着逻辑悖论：国家为实现“控制”乡村社会的目标，却采取了“放权”于乡村社会的途径，建立了具有社会民主色彩的乡村治理机制。其实，如果我们运用国家建构的分析范式，是可以解释这一悖论的。
在中国视阈下，现代国家具有双重特性，即包含着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两重含义。相应地，现代国家的建构也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过程。在欧美国家，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建构是同步的；而在中国这类后发国家，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的特点。这种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决定了在着重于国家的一体化时，要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在侧重于国家的民主化时，又要强调国家给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性”。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就会摇摆于对“社会”的“控制”与“放权”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这种内在紧张关系的缓解，有赖于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完成后，确立起国家一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当下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形下，摇摆于“控制”与“放权”之间的两难境地，是国家尚难从根本上摆脱的。
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关系，是当前村民自治面临“成长烦恼”的重要根源之一。村民自治实践中，由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而引发的村民自治“行政化”的问题、由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引发的“乡村关系”冲突问题、由领导权与自治权冲突引发的“两委关系”对立问题，其深层次根源即在于此。
二、乡村博弈：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冲突
农村改革后，中国农村基层的治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政社合一”的体制转变为政经分开的“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国家行政权上收至乡镇，乡镇政府成为基层政权组织，对本辖区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但不直接具体管理农村基层社会事务；在乡镇政府以下建立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对村域范围内的事务行使自治权。这样，在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中，就形成了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二元格局，存在着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一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具体表现为在党的政治领导下的乡政府行政管理权，其功能是将国家行政管理传递到农村社会；二是蕴含于农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权，其功能是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对社区进行自我管理。
乡镇政权是国家为治理农村社会而设立的直接面对民众的政权组织，是乡政权、民族乡政权、镇政权的统称，“主要由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和乡、镇人民政府两大部分组成。”乡镇政权处于国家政权序列的最底层，是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支点，也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输出终端。作为国家权力在农村的基础和末梢，乡镇政权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管理农村基层社会，行使行政权。行政权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宪法和法律，对国家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国家行政权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或换言之是国家政府机构；国家行政权的内容，是组织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资格和能力，包括行政立法权；强制执行权；说服、教育、协调、指挥、命令等权力。国家行政权的基本特征：一是这种权力行使的主体必须是依法设立的国家行政机关或它委托、派出的机关；二是这种权力的行使具有强制性的特征；三是这种权力行使的范围，是国家的公共事务。
村民委员会是乡村社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是乡村社会组织和权力的代表。作为乡村社会的自组织，村民委员会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自我管理村庄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维护社会治安等，行使自治权。与国家行政权不同，村民自治权是一种社会性公共权力。它是通过一定形式组织起来的区域性群众自治组织依据国家立法对一定范围内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国家的授予，是国家通过立法，将一些可以由群众办好的事情交给群众自己去办理，这些事务不需要国家强制力介入，它可以通过群众性的公共契约解决。村民自治权的特征是：第一，村民自治权的主体是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村民。第二，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依靠的是群众的自觉性、公众的舆论，其权力行使的手段主要是说服教育，缺乏强制性手段。第三，村民自治权的行使范围，是一定区域范围的公共事务。从法理层面讲，村民自治权是特定区域内的居民享有的社会自治权，在实际的运作中通常是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来行使的。在“乡政村治”体制下，在乡村社会管理中，事实上存在着由乡镇政权行使的行政权和由村民自治组织行使的自治权的二元权力格局。这两种权力作用于乡村社会时，由于诸多原因往往会产生一定的矛盾甚至冲突，由此而形成了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乡村关系”问题。所谓“乡村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乡村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乡村关系”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
实行村民自治后，包括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内的一系列成文法律法规都已确认了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性质，并规定了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如1982年《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不具有政权组织的属性，不是乡镇政权的“下级”组织。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第三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1998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则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这些法律条文来看，乡村之间的规范关系，被界定为“指导与被指导、协助与被协助”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即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并不隶属于乡镇政府，对乡镇政府只负有协助的义务而不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义务。这种关系的规定和维持，无疑是村民自治能够正常、规范运作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
然而，在实际的运作中，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不规范、不协调甚至冲突的一面。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乡村关系”的现实状况，离法律法规的“文本规范”还有一定的偏差，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矛盾。“乡村关系”的失范，制约了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和乡镇职能的正常履行。具体表现为：
第一，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乡村关系”失范的突出表现是，在乡镇政权的行政权与村民委员会的自治权博弈的过程中，强势的行政权往往占据支配地位，致使村民委员会“行政化”。具体来讲，村民委员会的“行政化”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被动行政化”，就是村民委员会迫于来自于乡镇政权的行政权强势压力，而被动地被“行政化”。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受时期治理模式的影响，乡镇政权仍然习惯于传统的命令指挥式管理方式，将村民委员会视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对村民委员会的自治事务进行行政干预。在处理“乡村关系”上，乡镇政权以“领导”代替“指导”，或在“指导”的名义下“领导”、“替代”、“包办”甚至干预村民委员会的工作，致使村民委员会丧失对村务的自主管理权，沦为事实上的乡镇政权的下级机构。第二种类型是“主动行政化”，是指在资源不对称的格局下，处于弱势地位的村民委员会主动屈从于乡镇政权的行政主控。相较于村民委员会，作为国家政权组织的乡镇政权拥有更多的治理资源，在与村民委员会的博弈过程中，往往会处于优势地位。作为势弱的一方，村民委员会只能做出服从甚至迎合乡镇政权的“理性选择”。“主动行政化”的后果，是作为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丧失“自主性”，难以有效履行自治功能。“行政化”的村民委员会，是有悖于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本质属性，也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基本原则和精神。
第二，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化”。“乡村关系”失范还表现在村民委员脱离乡镇政权的约束，呈现过度“自治化”倾向。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化”也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为便于分析，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松散型自治化”。在这种类型中，由于乡镇政权忽视对村民委员会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两者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致使村民委员会高度“自治化”。从理论上讲，可能存在着这种类型的“乡村关系”，但似乎鲜见于现实生活中。第二种类型，我们将之称为“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化”。在这种类型中，村民委员会假“自治”之名，拒绝来自于乡镇政权的“合法”指导，将村庄社区变为不受基层政权约束的“土围子”和“独立王国”。“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化”，不仅阻碍了乡镇政权职能的正常履行，而且是一种违法行为，严重背离了村民自治的原则精神。这种类型的“乡村关系”尽管不多见，但也存在着少数极端的个案。
在当前的村民自治实践中，尽管不乏“乡村关系”规范运作的典型案例，但总的来看，“乡村关系”的现状离“文本规范”还有较大的差距。这也是为什么“乡村关系”问题被视为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引起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的重要原因。当然，“乡村关系”问题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学界对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不少观点颇有洞见。在此，我们想换一种视角，尝试将“乡村关系”置于“国家－社会”的分析范式下，运用国家建构理论来重新阐释这一问题。
从根本上讲，“乡村关系”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实质上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乡村关系”问题，是转型时期中国国家与社会矛盾的表现，是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在乡村“场域”紧张关系的反映。从问题的表象来看，“乡村关系”问题缘于国家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不同属性的公共权力在乡村“场域”的冲突与博弈；但是，如果我们深入问题的实质，就会发现“乡村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如前文所述，现代国家建构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任务，直至当下，这一任务仍然尚未完成。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具有双重性，是一个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双重建构的过程。而且，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与民主－国家的建构具有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的特点。这种非均衡性和非协同性，决定了在着重于国家的一体化时，要强调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在侧重于国家的民主化时，又要强调国家给予社会一定的“自主性”。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国家就会摇摆于对“社会”的“控制”与“放权”之间，形成内在的紧张关系。在当下民主－国家建构任务尚未完成的情形下，摇摆于“控制”与“放权”之间的两难境地，是国家尚难从根本上摆脱的。
乡村论文 篇五
传统的绅士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的社会是以小农业结合着家庭手工业为特征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所以传统的绅士必然以乡村为其活动舞台。“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也就是说，绅士是指那些有科第功名或官职并居住在乡里又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标准的绅士应当具备的条件，除了功名和官职外，就是要在乡里有一定的影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要达到这一点，功名和官职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有功名和官职还不够，还应在家世方面有荣耀的历史，比如他的祖辈、父辈或他本人对地方有所贡献，或者维持本地的风俗和秩序，或者推动本地的公益事业的建设。因此，绅士阶层是与传统的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的。同时，绅士要有影响并受人敬重，还须有丰厚的财产，比如较多的土地和房屋。绅士与地主往往密不可分，虽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大都是地主。这样，绅士又与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相联系。标准的绅士就是学而优则仕，仕毕则退居乡里。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李朝正的《清代四川进士征略》上看到许多例子：
王灏，南充县人，康熙庚子(1720)年举人，雍正甲辰(1724)年进士，历任博罗、阳春、石城、东莞等县知县，后升直隶州知州，越年，离任归里。在家乡捐立义仓以赈济灾荒，又出资修建南池书院。王灏能够捐立义仓、创立书院，必定是家产相当殷实，要么是祖上的遗产，要么是在外为官的积累，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
王清远，定远县（今武胜县）人，乾隆丁卯(1747)年举人，戊辰(1748)年进士。授临乡县知县，又调城步县知县，未抵任以其父病逝归里，服阙，补长乐县知县，调监利县知县，俸满推升贵州正安州知州，未赴任，因以同僚被累而辞官。抵家后，不问政事，夜则闭门著述。封建时代推崇孝道，父母丧，官员要回籍守孝三年，这一制度使绅士即使在外为官，也还与家族、乡土保持密切联系。
龙载恬，宜宾县人，嘉庆丙子(1846)年举人，道光壬年(1822)年进士。性梗直，不徇私情，上官多不悦，久滞知县不得升迁，终以其知县休致。
王朝杰，壁山县人，道光戊子(1828)年举人，壬辰(1832)年进士，不求虚名，不讨好上官，因之久滞知县不得晋阶，后请求解组归籍。
韦杰生，南川县人，道光甲午(1834)年举人，丙申(1836)年进士，授刑部广东司主事，任职数年，不得迁升，以脚疾请归养。[1](p17-31)
对绅士而言，家乡是养育他的地方，即使在外为官，仍然有一种乡土情绪，一旦在官场不顺或受挫，便退隐乡里。当然，青年、中年时在外“高官任做，烈马任骑”，晚年“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还”的绅士也大有人在。现以清朝前期湖北一些著名绅士为例：张至学，沔阳人，乾隆二十七(1762)年任武定（今属山东）知府，勤政爱民，政绩卓著，后荣归故里。李钧，简黄州（今黄冈）人，乾隆五十四(1789)年进士，先后任内阁学士、江西学政、吏部左侍郎、顺天府尹，最后任光禄寺卿，算得上是朝中大员。到晚年辞官不做，回乡逸享天年。袁铣，麻城人，嘉庆十六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升监察御史，又升为礼科给事中，改革弊政，绩效显著。后辞官归里。归乡后继续发挥他的影响，主讲书院，教课授徒，名学者出其门下者甚多。屠之申，孝感人，官至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最后升到清朝地方官员中最显赫的职位——直隶总督，晚年回孝感原籍。[2](p205-206,208,212,213-214)费孝通总结说：“中国的官吏在做官时掩护他亲亲戚戚，做了一阵，他任务完成，就要告老还乡了，所谓‘归去来兮’那一套。退隐山林是中国人的理想。这时，上边没有了随时可以杀他的主子，周围是感激他的亲戚街坊。他的财产有了安全……不事耕种而享受着农业的收益。这是‘衣锦还乡’的景况，是中国专制政治之下的特权人物的享有。”[3](p8)
除了上述的标准绅士外，还有其家族势单力薄、本人贫寒式微的绅士。张仲礼把绅士分为上层和下层，认为“下层绅士不能直接取得官职，与此相比，上层绅士与仕宦紧密相连。上层绅士由那些学历较深者以及有官职者组成”[4](p18)，是十分中肯的。但是还应补充一点，那就是，因为绅士都是居乡的，所以绅士在乡里的地位和影响应当成为划分绅士上层和下层的一个因素。固然绅士的学历和官职与他在乡里的地位和影响成正比，但是学历低的和没有官职的绅士，如果家族势力强大，本人财产丰厚，也往往享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影响，这类人是应该划入绅士上层的，只有那些学历较低、没有官职且家境贫寒的绅士才真正属于绅士的下层。这类绅士既不闻达于官府，又不躬耕垄亩，积年累月甚至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诵经习字、著书立说。《蕲州志》（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记载了这方面的例子：
有一诸生，所居住的只有“环堵之室，半亩之宫”，但是“手一卷书，老而不辍”，虽然他的著述不传于后世，其学说不见效于当时，但“志行修法，不可废也”[5](p1)。有一个叫秦京的拔贡生，“家贫无子，皓首穷经”，80岁时还赴省闱。[5](p3-4)范正，岁贡生，“多疾苦，读书至呕血，不辍”[5](p7)。李培滋，岁贡生，“为文古奥，尤工书法，年八十余，犹手不释卷，日以吟咏自适”[5](p8)。陈燮锋，举人，“家故贫”，“于学虽严寒酷暑不辍，夜读辄漏尽始就枕”[5](p24)。
我们说传统的绅士与乡里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传统绅士都是来自于乡村而又隐归乡村，城市里也出秀才、举人和进士。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因为在传统社会里，城市的人口占城乡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城市的经济文化虽然比农村要发达些，但差别毕竟不悬殊，因此，城市里的绅士数在城乡绅士总数里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李朝正《清代四川进士征略》列举了四川有清一代的进士774人，其中成都县27人，巴县21人，宜宾县23人，万县9人。这4个地区虽然在清代称县，实际上有城市的规模；这4个城市的进士共80人，占全省进士人数的10.3%。还要看到这4个县包括城区和乡村，故80名进士中，仍有一部分是来自乡村，真正出自城区的进士就更少，出自城区的进士与出自农村的进士的比例就因而更小些，可惜的是四川清代还没有这方面的具体统计。如果把考察的范围缩小一些，看看江苏省江宁府的情况，则可得出二者的真正比例。
江宁府自嘉庆至道光六年进士举人数
附图{图}
资料来源：《续纂江宁府志》卷十二，清光绪六年刻本，第1-15页。
清代江宁府的行政区划包括7县1府治，7县属于农村，1府治属于城区（即今天的南京市区）。两相对照，城区的进士数仅占总数的8.6%，城区的举人仅占总数8.9%。第二，即使那些真正出自城区的绅士，与出自农村的绅士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在传统社会里，虽然城市较农村文化发达，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这个问题上，与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城区的绅士也许比农村的绅士在见识上要多一些，但是在出而为仕、退而为绅的人生归宿上与农村绅士是一样的。根据前面的计算，城市绅士仅占城乡总数的10%左右，即使有学者根据其它有关资料计算出城市绅士的比例要高一些。（注：见费孝通：《乡土重建》，民国丛书，第3编，14，第70页。“最近潘光旦先生和我一同分析了九百十五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从他们地域分布上说，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另有6.34%出自介于城乡之间的市镇。”），也不能改变绅士阶层与乡土的亲密关系。
绅士这种出自农村又回归农村的状况给传统绅士阶层赋予了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分散性。费孝通说：“中国人才缺乏集中性的事实，也就是原来在乡间的，并不因为被科举选择出来之后就脱离本土。”[6](p70)绅士阶层在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中处于剥削压迫农民群众（小农）的地位，但是其分散、孤立、彼此隔绝的状况与农民群众大同小异。“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也“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7](p693)他们利益、地位、经历是具有同一性，但是这种同一性并不能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7](p693)所以，章开沅先生在剖析中国近代社会的阶级、集团的状况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绅士作为一种社会群体，尽管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却从来未能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8](p187)绅士本来是社会精英，拥有知识和财富，处在统治集团和人民之间（注：见周谷城：《中国社会之结构》，民国丛书，第1编，77，第233页。“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显然是由三部分人构成的：一曰高高在上，以政治为谋生之手段的统治阶级；二曰居最下层，以劳力为谋生之手段的被压迫的民众；三曰调和于此两者之间的智识分子。”），他们应该成为号召人民推动统治集团进行城市化近代化的群体，但是他们这种分散、孤立的状况使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这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在西方资本主义介入之前，中国城市化近代化为什么迟迟不能发生？（这方面不少学者已作了深入的研究，但仍未能完满地解决问题）依我看，传统绅士群体的分散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是地缘性和血缘性。绅士阶层与乡土有着不解之缘。除了应试和为官需要离开乡土外，其他时间都是被固着在乡土上的。很多绅士以隐居为荣，以宁静为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在被刘备三顾茅庐之前，其志向就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宋朝，隐居不只是一般的喜好，而是成了一种职业，有“隐于市、隐于野、隐于朝”的说法。[9](p507)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绅士与乡土联系的密切程度有增无减，其活动的范围十分狭小，有的仅限于“环堵之室，半亩之宫”，有的“筑万涛园，朝夕觞咏其中，足迹不履城市”[5](p1)，有的“筑园于河干修篁古木亭台楼舫，远绝尘俗，颜曰半亩”，所著诗文集称为“半亩园集”[5](p4)，有的“以诗酒自娱，比邻罕见其面”[5](p7)，他们与外界不能说没有联系，但联系仅仅限于同宗、同族、同乡、亲戚和邻里关系，（这方面农村中其他社会阶层阶级也是如此）这样，所谓地缘性便与血缘性相伴随。别人和自己的往来，别人在自己生活中的重要程度不是基于职业上的需要，而是基于其与自己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远近。“这种不忘本的观念，却因而奠定了同父者为亲、同祖者为堂、同远祖者为族、同姓者为宗的血缘观念。同时又由于大家都在同一地区聚族而居，于是又形成了同乡者为我群，异乡者为他群的地缘观念或乡土观念。既然有了血缘和地缘观念，于是爱族、爱乡士之心盛，一旦遭受其他群欺凌时，大伙儿就会起来协力对外。”[10](p104)
在这里，传统的绅士阶层反对改革、抵制西学、趋向保守就有了答案。狭窄的活动范围、深厚的血缘关系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政治态度、文化心理归根结底还是由他们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和条件决定的。
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之后，前后只不过几十年的时间，绅士阶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反对改革转到赞成、领导改革，从抵制西学到欢迎、接受西学，从趋向保守到要求进步，从近代化的阻力变为近代化的动力。这是什么原因？与前述同样的道理，主观上行为的根源还在于客观条件，绅士阶层政治上的变化还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所引起的，即由于他们不断地从农村走到城市，不断地城市化所引起的。
绅士城市化离不开人口城市化这个大环境。所谓人口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使城市人口逐渐增加的过程。也就是说，人口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的机械增长，而不是自然的繁衍。人口城市化最早先的原因，便是农村人口的急剧增长，耕地面积增长相对滞后或基本不增长，在传统生产方式下所产出的财富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这就是社会学和人口学所说的推力(put)。在湖北武昌县，“土地蹐确，人民淳厚，火耕水耨，以稻田为业。（按：这里说的武昌县当指郊区农村，不指武昌市区）县境所隶水居其七、山二、田一耳。灵溪、马蹟乡多山，生齿繁，不足以供养。”[11]离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是如此，在边远偏僻的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就更为突出，湖北建始县，“邑境山多亩少，居民倍增，稻谷不足以给”[12]。湖南桂东县，“出齿日繁，谋生者众，深谷高陵，种植杂粮几无隙地；地利尽，民力亦尽矣”[13]。湖南郴州，“今生齿日繁，谋生者众，使野无旷土，人无游民，地利尽而民力亦困矣”[14]。西部地区人多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光绪年间的四川省，“人稠地密，年胜一年，略见灾荒，小民之荡析离居、嗷嗷待哺者不下数百万人，老弱则转于沟壑，强壮则流为盗贼”（注：《皇朝畜艾文编》卷六，都永龢：《联民以弭乱议》。）。绅士是居住在人民中间依靠人民的生产生活的，人民的生计艰难，绅士的日子也不好过，“张杨园谓四海之穷，皆由于游民之众，且未论其他，即为生员、军伍、吏胥三种人，俱不可少者，然无用冗食十而八九矣。”[15](p1087)人口城市化的另一个原因，是随着中外交通的发展，城市里的近代工业、近代商业建立和发展起来，新兴的行业、职业、各种谋生手段吸引着农村居民纷纷涌入城市。这就是社会学和人口学所说的拉力(pull)。上海怡和丝厂雇佣剥蚕与拣蚕女工200人，缫丝的女工500人，刷丝的女工250人，清理废丝的女工100人，此外还有账房、技师以及小工共约500人。[15](p177)至1900年，上海缫丝厂、纺纱厂、造纸局、自来水公司共雇佣工人30000余人，武汉三市的工厂雇佣工人不下30000人，各种苦力据说有9至10万人。[16](p1181-1182)这些新兴行业的工人大部分都是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人口，如“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女子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15](p1178)。湖北汉口等城市“街居妇女多事剪绣，乡农之家勤于纺绩，每入夜登机，旦即成匹”[17]。这样使上海、汉口、天津等城市，“客籍多于土著”，“土著居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18]在这些被城市吸入的人口中，自然有一部分是属于绅士阶层。
绅士的城市化的原因除了与一般下层人民城市化有着同样的原因外，还有两个原因值得分析，一是绅士追求新的人生价值，一是绅士对于国家民族的忧患意识。
如前所述，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作为封建制度产物的绅士阶层也逐渐走向没落，龚书铎先生的研究表明，在鸦片战争之前，清王朝已经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士大夫集团“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19](p65)。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封建主义文化败下阵来，中国的传统绅士阶层败下阵来。士大夫们不得不反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价值。他们为了更新知识，寻找出路，便跨出闭塞落后的农村，来到开放先进的城市。以清末上海书画人士而言，其中大部分都来自江苏、浙江、江西、安徽和其他省分的农村和中小城镇。在近代以前，书画诗人分布各地，“大江南北，书画士无量数。其居乡而高隐者，不可知”，近代以来，书画诗人逐渐群集上海，“其橐笔而游，闻风而趋者，必于上海”，“四方宾彦，挟艺来游，更多者不可胜纪”。道光己亥年，绅士蒋宝龄从虞山到上海消暑，邀集各地绅士于小蓬莱，每日作画赋诗，这是上海书画会之嚆矢。其后吴冠云等在上海成立“萍花社书画会”，“江浙名流，一时并集”。到同、光之际，豫园之“得月楼”、“飞丹阁”，成为各地寓沪绅士游憩的处所。著名的绅士有：冯桂芬，道光二十七年进士，在上海被聘请主持敬业书院，后在广方言馆总司厥事。龚橙，仁和人，龚自珍之子，“海内大才，藏书极富”。俞樾，德清人，道光三十年进士，康有为的老师，主讲诂经精舍，“学问文章为东南一柱”。胡公寿，华亭人，工画山水、兰竹、花卉，“江浙名士无不倾服，谓三百年来无此作也”。翁同龢，常熟人，咸丰元年进士（状元），“学问经济为海内宗仰”，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少保，是光绪皇帝的老师。袁昶，桐庐人，光绪二年进士，历官太常寺卿，庚子事变时，与许景澄、徐用仪同时被难。严信厚，慈溪人，早年为李鸿章幕僚，后来创兴商务，一度为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吴大溅{图}，吴县人，同治七年进士，历官广东、湖南巡抚。甲午中日之役，奉命督师出关，无功获谴，同治初曾寓居上海，入萍花社书画会，解职后被聘为龙门书院院长。稍晚些还有袁树勋、陆润庠、梁鼎芬等。寓沪的绅士以江、浙、皖等籍为多，但不限于江南。南至福建、广东，西至湖北、四川、云南，北至河南，都有绅士寓居上海。《海上墨林》卷三《寓贤》共收录由各地寓居上海的绅士312人，其中宋、元、明三代总共才7人，其余均属清代，清代人物中绝大部分又是鸦片战争以后流寓上海的。[20](p55-90)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进入近代以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
应当指出的是，绅士从农村到城市不完全是或不都是出于对新的人生价值的自觉追求。部分绅士是因为社会动荡和战乱而到城市寻找避难所的。19世纪50、60年代，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席卷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省的地主绅士为了躲避农民革命的打击，纷纷携财产和资金进入上海。这个过程不仅促进了上海的繁荣，而且也造成了绅士的城市化。
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绅士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地加快了，绅士与城市的联系更加密切，与农村的联系则更加松散。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教育机构集中于城市，绅士要接受再教育，青年要学习新知识，只有前往城市。而城市这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传入与农村的差别越来越大，如果说从前由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之上，城市和乡村只有程度的差别，那么这时由于实行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城市和乡村则具有性质上的不同。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多年的受教育的过程中，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又由于城市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文化享受比较优越，富于诱惑，他们在完成学业之后，不愿离开城市而返回到农村那种简陋单调的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从前绅士的教学内容——诗书、五经、八股、试帖，全国都是一个模式，并没有什么城乡的区别。但在教育制度改革后，绅士和青年学生在学校里学习的大部分都是适应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知识和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在仍然停留在传统生产方式和耕作方式的乡村是派不上用场的。这种教育上的取向符合社会发展趋势，但在乡村和农民那里极不受欢迎。1927年，回忆他在一所新式学堂读书的经历和感受：
“洋学堂”，农民是一向看不惯的。我从前做学生时，回乡看见农民反对“洋学堂”，也和一般“洋学生”、“洋教习”一鼻孔出气，站在洋学堂的利益上面，总觉得农民未免有些不对。民国十四年在乡下住了半年，这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才明白我是错了，农民的道理是对的。乡村小学校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21](p39-40)
农民和城市化近代化的绅士的隔阂和矛盾是社会造成的，农民们从自己的实际生活和生产出发，厌恶、抵拒那些“洋”绅士，情有可原。绅士们从自己所处的近代化城市化的角度出发，看不惯农民们的保守和落后，不愿回到无用武之地的乡村，而愿继续留在城市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可以理解的。正如民国学者吴景超所说的：
都市所以能吸引大人物的缘故，便是因为都市中百业发达，大人物有用武之地。一个只有几千人的乡村，养不起一个闻名全国的医生。即便这位医生，是生在乡下的，他壮年的事业，一定在都市的大医院里。乡村养不起好医生，也养不起大教授。学者是不肯在小学中与孩童周旋的，他希望到都市的大学中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不但医生如此，教员如此，别种职业的人，也是如此，所以都市便成为人才的集中区域。以前的皇帝，要搜罗人才时，眼光要注在隐士身上。现在时势变易，人材不集于山林，而集于都市。假如一个人材，离开都市，不与外界往来，不久便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不成其为人材了。（着重号为引者所加）[22](p41)。
绅士滞留于都市的状况不利于知识精英与社会大众的联系，不利于农村的社会发展，但是应当承认，这对集中中国有限人才资源以发挥更大的效用，以及对城市社会的整合有积极意义。
关于绅士阶层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且不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近代以前的名言，看看近代仁人志士（其中有很多人属于绅士阶层）为获得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东奔西走、上下求索就够了。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国遭受到从未有过的侵略和蹂躏，从传统绅士阶层中分化出一批以关怀“时务”和“夷务”为己任的经世致用派。他们不再醉心于八股制艺、考据词章，而是悉心稽察历代的治乱得失，深究天下之利病。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勇于做事的地方督抚监司，大抵都精通业务，关心国计民生、注重水利、漕运、盐务等大政。而一些退而不仕的士大夫如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都是熟于朝章国故，以经世自任的。他们要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便不能呆在乡村和固守在书斋里，而要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社会矛盾比较复杂的城市作一番探究考察，于是在绅士中兴起了一股游历、交友的风尚，张际亮、姚莹、张维屏、朱琦等或者“一生足迹半天下，道途遍历知民隐”，或者“览城廓而眺山川，慷慨悲歌，俯仰一世”，或者“足迹遍天下，游处率当世豪杰”。（注：关于鸦片战争时期绅士交游的情况和分析见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姚莹交游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
到60、70年代，以早期改良思想家为代表的部分绅士更是以救民救业为己任，郑观应说：“人生难得，岁月易迁，瞬息百年，电光石火，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贻临去无穷之悔，何如努力从公，一心向善，积现前莫大之功。”[23](p4)在这种“积现前莫大之功”的强烈使命感的驱使下，早期改良思想家们要求绅士效法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及王公贵族注重游历、善于探寻的精神和办法，倡导为了研究中国和世界而游历国内各大都市和西方各国。郑观应说：
降至今日，泰西各国尤重游历，尊如世子王孙，贵如世爵将相，莫不以游历各国为要图。虽道路崎岖，风波险恶，经年累岁，皆所不辞。经过之处，观其朝章得失，询其俗尚美恶，察其物产多寡，究其贸易盛衰，访其制作精粗，探其武备强弱。而于地利一事尤所究心，山川之险夷，出入之难易，路径之远近，江河海口之浅深，无不绘成地图载入日记，刊诸日报，纸贵一时。无事则彼此传闻，以资谈助，一旦有事，则举国之人胸有成竹，不难驾轻就熟，乘胜长驱。道里山关，画沙聚米。人第见其今日夺若干城，明日辟若干地，以为用兵之神速，而不知兵皆素习，谋皆豫定，无一不从游历得来，非一朝一夕之故也。[23](p381-382)
郑观应把西方国家强大先进的原因归结为重视游历（“无一不从游历得来”）是不科学的，但是以此而告诫中国绅士，要跨出家门，了解社会，跨出国门，了解世界，是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中国绅士只要走出闭塞的乡村，实现向城市人士的转化，中国近代化的人才匮乏问题就会随之解决，“十年以后，中国内外文、武人才皆当辈出，决不致有乏才之患，亦何庸楚材晋用，雇募洋师，岁掷百万金钱，且为远人所窃笑也哉！”[23](383)
郑观应身体力行，实践他关于游历的思想。他本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但他以上海、汉口等大都市作为自己活动舞台，早年充当上海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并捐得道员衔（这是他绅士身份的标志）。后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会办，汉阳铁厂总办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职，创办和投资了不少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中法战争时期，为了联络东南亚各国共同抗法，他曾游历、访问西贡、暹罗、金边、新州、广州、会安、河内等东南亚各城市，“欲穷中越交界沿海形势，备悉夷情要领”。[23](p941)
另一位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出生在江苏省甫里镇，曾在家乡考取秀才，后来到上海、香港等大城市从事教育、新闻等工作。而他的教育、新闻业务又以启迪民智、传播西学、反对侵略为宗旨。大城市里那种完全不同于农村的人文景观深深地吸引了他：“一入黄歇浦中，气象顿异。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24](p9809-9810)
为了救国而走向城市的取向在戊戌维新时的绅士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维新时代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绅士的城市化，“他们趋向于集中在都市中心，很少和他们自己的家乡或祖籍有联系。典型的例子是，康梁和他们的许多同事都是广东人，但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都在北京、上海和长沙等地”[25](p390)。他们在北京上书，在上海、天津办报，在广州、长沙交游。如在广州，“每月夜，吾侪则从游焉……然而春秋佳日，三五之夕，学海堂、菊坡精舍、红棉草堂、锦海楼一带，其无万木草堂师弟踪迹者盖寡”。[26](p26)绅士的城市化，为他们交游提供了机会，这有利于他们相互了解和相互学习，真正形成一个有共同立场和志向的群体。梁启超回忆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嗣同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梁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而启超之学，受夏、谭影响亦至巨。”[27](p61)康有为是维新运动的领袖，但他的维新理论也是与其他绅士交游、受其他绅士的启发而形成的。他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的了解得力于严复翻译的西方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在四川经学大师廖平“古文为周公所创、今文为孔子所创”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28](p197)
辛亥革命志士中有很多人原是生长在乡村甚至是非常偏僻的乡村的士绅。他们受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纷纷走出家门，走出国门。
以四川为例。石青阳，“清末应童子试为秀才，入重庆府中学校”，“丙午，谒香山孙公于东京，遂入同盟会。”[29]张知竟“隶附生籍，光绪二十八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30]。曾省斋“幼习帖括业，应试中秀才；痛满清政府歧视汉人，丧权辱国，不屑供驱使，弃去，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以光复汉族为职志”[31]。
与此同时，清朝政府派遣员绅出国游历与留学。1903年，张之洞在奏折中说到：“已入仕途之人，类多读书明理，循分守法，内而京堂翰林科道部属，外而候补道府，以下等官，无论满汉，择其素行端谨志趣远大者，使之出洋游历，分门考察，遇事谘询，师人之长，补己之短，用以开广见闻，增长学识，则实有益无弊。其能亲入外国学堂留学者尤善。”清政府派遣员绅游历游学的目的，一是培养既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又能服务于封建统治的人才，“职官出洋游历游学者众”，“将来回国后任使之才日多”；二是监视和左右自费留学的进步青年，使之不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不加入进步和革命团体，“在洋时与本国游学生渐相稔习，灼知其品谊才识，何人为学行兼修之士，何人为乖张不逞之徒，异时以类相求，黑白确有明证，且力持正论之人日多，则邪说？词势自孤而不敌，学生嚣张之气，亦必可默为转移。”[32](122-123)1907年，清政府学部批准进士馆选送绅员万宝成、何璚章、唐宗愈、吉祥、蒋棻、沈家彝、梁载熊、郑思曾8人到日本入法政速成科学习。户部选送主事王炳宸、刘远驹、张贻3人，翰林院选送修撰骆成骧、编修江志伊、赵士琛、徐兆玮、袁励准、谢远涵、张启藩、黄彦鸿、陈培锟、检讨刘嘉琛等10人到日本入速成科合班学习。[33](p61-62)清朝政府派遣留学的绅士和官员中，部分人顽固地保持传统思想，坚持封建主义立场，为维护清王朝反动统治尽心尽力。也有部分人经过欧风美雨的沐浴，思想和立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还成为主张变革社会政治、致力推翻清廷的革命志士。湖南宁乡士绅陈家鼎（字汉元），“年十五，补博士弟子员。未几，复考入湖北武普通学堂，旋以官费东渡日本留学，遍交志士。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先总理孙公在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汉元首先加入，以文字宣传排满，乃与章炳麟、胡汉民等创设《民报》，下笔万言，发人深省”[34](p59)。湖南邵阳人蔡锷，“年十四，补诸生。十七而负笈时务学堂，梁启超主讲席，遂奉手焉。……锷稍长，亦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乡人之中，独与度（注：指杨度）契。休假日，必饭于度，放言高论”[34](p230)。山西芮城县人景耀月，“年十八，入县学。后二年，举于乡。受书于阎敬铭先生，极蒙识许，誉为大器天成。是时清廷迫于民意，预备立宪，诏各省遴选优异，外遣游学，被派赴日，肄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校，攻法政。结识国父及胡衍鸿、宋遁初诸公，参加同盟会，戮力革命。”[34](p70)云南思茅人吕志伊，“十五入沣，肄业普洱宏书院、省会经正书院，为高材生……弱冠，中式庚子，辛丑并科举人。甲辰，被派赴日本留学，肄业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及是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己巳秋，孙总理至日京，留学生开欢迎会于富士见轩，先考（按：传主系作者的父亲）聆听总理演讲革命大义，遂决心革命，矢志不移”[34](p506)。
清末赴日留学的人员情况颇为复杂。从费用供给看，分自费留学生和官费留学生，从身份来源看，分毕业于国内新式学堂的知识青年和已获取传统功名的士绅（注：以前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将革命的发动者概括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但未作分类的研究，忽略了士绅阶层的转化及其在新式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以前的有关中国留学史的著作也没有专门分析士绅出国留学以及实现自身转变的历史过程。）。无论是自费的，还是官费的，无论是新式知识青年，还是传统的士绅，他们出国留学都是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从传统到近代的近代化过程。“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35](p37)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使中国绅士和青年眼界大开，感慨良多。蔡锷在《致湖南士绅诸公书》中首先称赞日本的现代城市文明，“道路修夷，市廛雅法，邮旅妥便，法制改良，电讯、铁轨纵横通国，警察严密，游盗绝踪，学校公社，公道商情，农工实业，军备重要，日懋月上，不可轨量”，反映贫穷落后的中国，“以我四百余州之土地，五百兆众之人民，势利社会，国体精神，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但正是这次跨出国门的机会才使他们猛醒，“若使某等镇日守乡里，抱妻子，黜聪堕明，深闭固拒，一无闻睹于外务，则等此黄胄之脑质，亦宁有望今日一得之解乎？”[36](p36)
为什么救国救民就要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甚至跨出国门，留学外国？一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多半出现于城市中心，所以人们必须在那里对付它”[37](p80)；二是城市和外国有“救国救民的真理”，要救国，就要维新（后来是革命），要维新（及革命），就要学外国，要学外国，就要到城市（那里有外国的租界和文化）里活动和到日本、欧美各国求学。那句“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名言，正是对中国绅士城市化历史过程的高度概括。这两个因素还集中体现了中国绅士对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及其辩证关系的领悟，到城市去反抗侵略者，这是民族主义，到城市和外国去学习侵略者，这是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应当发展到世界主义。罗志田认为，我们若细看许多关于中国近代各“事件”的研究，便会发现：一开始时民族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这些事件的动力，而到结尾时民族主义又多因这些事件而进一步上升到世界主义。[38]王韬对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的局势持乐观态度，他说：“今者强邻悍敌，日从而环伺我，非我国之祸，正我国之福。我与此正可励精壹志，以自振兴……耻不若西国尚有可为也。”[39](p13-14)蔡锷认为西方各国的入侵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好事，因为它能够激起国民的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他说：“中国近二千年来，其所谓敌国外患，不过区区野蛮种族，沓然侵入。未几皆为天演力所败蚀，以致日就消亡。……职是之故，而国民之忧患心与竞争心，遂益不振矣。……自斯以往，其或感欧风美雨之震荡，知生存之维艰，乃发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36](p27)说民族主义发展到世界主义，并不是说到了世界主义就不要民族主义了。恰恰相反，世界主义的最终归宿仍是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辛亥革命时期的刊物《江苏》上有一篇文章阐明了这个道理：“欧洲之史，进步之史也，非唯欧人爱之，吾亦爱之。然而，吾爱之而不能发达之使如欧人之自爱者何也？则以吾国历史、土地之不同使然也。祖宗之血质、社会之习惯、个人之感情，即使我以不能爱吾国而兼受其他，则吾之爱吾国也不得不专。而见他之国，虽其机械发明，文艺日新，吾亦唯崇拜之，尊贵之而已，又岂可目许其文明，遂心醉西风乎哉。”[40](p840)羡慕、称赞甚至崇拜他国的文明，但不失掉自己的民族本性和立场，这便是中国城市化了的绅士群体的世界主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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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论文 篇六
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中国学者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面均有所描述。部分学者从农村居民收入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谭燕芝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1〕但华志远通过协整分析发现，农村贷款的增加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而农村居民储蓄的提高则起到抑制作用。〔2〕在探究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谢琼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府主导特征导致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张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负向影响，〔3〕而赵洪丹则认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均具有负面效应。〔4〕在区域层面，赵洪丹等通过分析认为，长春市农村金融严重抑制了农村经济发展，〔5〕但刘荣刚通过对山东省农村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实证分析后提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深化水平则呈现反向作用。〔6〕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国外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支撑作用，提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值得借鉴的地方。郑良芳认为，美国在政府农贷机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合理分工值得中国借鉴，〔7〕张坚则以印度农村金融改革为例，提出中国应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分布、发展农业保险和加强农村金融法规建设。〔8〕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均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整体归纳后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上，通常以农村经济总量或农业经济增长指标代替经济发展指标，而单一指标不能全面描述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第二，对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不一致，对二者的相互作用有着较大的分歧。第三，对农村经济转型的农村金融支持研究文献极少。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从农村金融深化水平、金融效率水平和金融结构三个角度描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民生改善、农业政策支持、农业现代化水平、城乡协调发展等多角度出发，提取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经济转型指标与金融发展指标的实证分析模型，考察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村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框架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的实证研究框架主要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农村经济转型指标。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民生改善、农村政策支持、农业现代化水平、城乡协调发展五个方面设定指标，指标的选取原则主要是依据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制度着力点和前人的农村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研究，最终获得农村经济转型综合指标。然后，运用VAR模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农村金融深化水平、金融效率水平和金融结构三个方面构建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另一方面，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等实证分析方法描述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状况，考察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和农村金融结构指标对经济转型的作用及影响程度。1．指标设定在充分考虑相关指标代表性以及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将以三级指标体系构建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上，主要参考Beck和Levine〔9〕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归纳总结，并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了金融深化指标（FIN－SIZ）、金融效率指标（FIN－EFI）和金融结构指标（FIN－STR）。农村金融结构指标为农村非正式金融信贷规模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阮素梅通过研究界定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表现为农村居民个人之间、个人（含私营企业）与民间金融组织之间的货币型借款融资，〔10〕李海峰在分析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逻辑中指出，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上，并以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依据提出以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的68．37％估算农村非正式金融规模。〔11〕本文对农村非正式金融信贷规模采取同样做法。2．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包括基础数据和分析数据，基础数据采用1992年～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为能够综合反映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情况，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作用，所以对农村经济转型指标的因子分析过程将不详细赘述。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ET）的因子分析结果为：通过因子分析最终提取了一个公共因子，即农村经济转型指标（ET），累计可解释14个三级指标中82％的变动情况；计算得到的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36＞0．5，Bartlett值为595．91，P值趋近于0，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最终构建为一个变量，该变量可有效代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数据。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对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和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ET、FIN－SIZ、FIN－EFI和FIN－STR均为非平稳变量，经一阶差分处理后，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表明ET、FIN－SIZ、FIN－EFI和FIN－STR为一阶单整序列。
2．Jonhamson协整检验
利用Jonhamson协整检验判断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考察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5％的置信水平下，对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的Jonhamso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可以确定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VAR模型估计
利用VAR模型考察ET和FIN－SIZ、FIN－EF、FIN－STR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通过检验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结合AR根的倒数图表显示，所有单位根的倒数均在单位圆内，确保了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回归结果为：ET＝－0．187813＋0．81881ET（－1）－0．264079ET（－2）＋0．059254FINSIZ（－1）＋0．131494FINSIZ（－2）＋0．075454FINEFI（－1）－0．177456FINEFI（－2）－0．267143FINSTR（－1）＋0．460685FINSTR（－2）（1）通过对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检验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IN－SIZ、FIN－EF和FIN－STR的第1滞后项均通过检验，FIN－EF和FIN－STR的第2滞后项未通过检验，说明上述三个变量的短期变动会引起农村经济转型水平的波动，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转型水平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上存在差别，这与中国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了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方向。表4为农村经济转型指标与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是农村经济转型的Granger原因，农村经济转型水平是农村金融效率水平的Granger原因，说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转型有着显著的影响。
5．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描述三个农村金融发展指标与农村经济转型指标的动态关系。农村金融深化水平的波动对农村经济转型有着显著性影响。当对农村金融深化指标施加一个冲击后，农村经济转型指标从第1期开始迅速攀升，在第5期冲击效应达到峰值，此后冲击效应减弱并最终趋于平稳。这说明以农村存贷款余额、农业保险保费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衡量的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对农村经济转型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村存贷款余额和农业保险保费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农村的消费和投资水平，生产性投资水平的提高无疑会带动农村经济转型水平的优化。农村金融效率水平的波动对农村经济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当对农村金融效率指标施加一个冲击后，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在第2期迅速达到峰值，在第3期达到负向峰值，并且这种波动反应极小，最终冲击效应逐步减弱并趋于0。实证结果说明，由农村贷款余额和农村存款余额之比表示的农村金融效率水平对农村经济转型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单一、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单一和农村金融机构资源配置能力效率低的问题，农村金融机构在面向农村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资金需求时，仍然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12〕金融产品多样性严重不足，并且在资金配置上，农村金融机构为满足风险性和盈利性原则，致使农村信贷资金大量流出，弱化了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农村金融结构水平的波动对农村经济转型有着显著性影响。当对农村金融结构指标施加一个冲击后，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在第6期达到负向峰值，然后逐渐上升并趋于平稳。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发展在法制建设上仍不完善，目前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发展是以缺乏有效监控和牺牲风险控制为前提的，〔13〕导致农村居民和乡镇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和风险不可控，对农村经济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从图3也可以看出，农村金融结构指标对农村经济转型的影响一直都是负向的。
6．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方法可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图4是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
四、结论
乡村论文 篇七
全区乡镇间接债务，总额为291万元，乡镇平均8.82万元。其中：为个人担保债务额172万元，占59.1%；为其他单位担保债务数额84万元，占28.9%；为所属企业担保债务数额35万元，占12.0%.乡镇债务构成：一是兴建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支出形成的债务，为7564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57.4%.其中：学校建设欠债4875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64.4%；道路修建欠债2176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28.8%；民政优抚欠债91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1.2%；计划生育欠债57万元，占0.8%.二是弥补基金会资金缺口3015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22.9%.其中：历年乡镇政府借款1884万元，占62.5%，呆坏账1131万元，占37.5%.三是兴建政府办公楼、住宿楼等其它开支1154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8.7%.四是借款兴办企业972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7.4%.五是弥补日常开支476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3.6%.（二）村级债务基本情况在村级债务总额5070万元中，直接债务为4959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97.53%，担保债务为111万元，占2.47%.村级债务分布。全区村级直接债务总额4959万元，村平均债务9.9万元。如果以乡为单位分类，村级债务最多的乡总额高达1070万元，最少债务的乡总额为4万元。表2是以乡镇为单位计算的村级债务分布情况。
表2以乡镇为单位的村级债务分布情况负债额（万元）50以下50～100101～200201～300301～4001000以上总额平均
乡镇数（个）10866214959万元9.9万元
农村农业论文 篇八
发展农业科技的十项战略对策
1．加大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力度，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农业科技体制。
既积极推进改革，又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地域性、周期性、公益性的特点。一是优化专业结构，使产前、产中、产后三个环节的科技力量配置科学合理，当前的重点是加强产前，特别是产后的科技力量；二是优化布局，逐步改变农业科研机构按行政区划设置的格局，建立以生态类型区为基础的新型科研组织体系；三是扩大开放，更多的吸收国外有益的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引进资金和先进的设备、设施。
2．切实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和科技服务体系的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促进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多元化，推广形式的多样化，运行机制市场化。在改革的基础上，完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下大力气把农民和企业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逐步建立一支以政府为主导，农业科技工作者、农民、企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宏大的农业科技推广队伍。
3．围绕推进农村经济产业化，抓好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针对农业产业化对技术的需求，筛选一批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适当引进进行组装配套，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并通过科技攻关计划、国家重大成果推广计划、星火计划，大力推进农村的科技进步，积极引导东部乡镇企业上水平、上规模、出效益。
4．切实提高农业科技研究与开发能力。一是突出应用研究，努力解决严重制约农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性、战略性技术难题；二是抓好基础研究与基础性工作，为农业科技发展奠定良好基础。特别要抓好基因工程、光合作用机理、杂交优势机理和生物固氮等方面的工作；三是要加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生物技术、信息技术、遥感技术、核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与产业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形成一批农业高技术企业和企业集团。四是要针对21世纪养活16亿人口对技术的需求，抓好超前研究与技术储备。
5．建立一个宏大的、高质量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大幅度地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我国的人口多，主要农产品人均占有量还很低，农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大。这一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拥有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农业科技体系。
6．加速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新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新的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应由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科技管理和科技企业等部分组成。针对农业科技多头管理、重复和分散的现状，建立协调高效的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对农业科技机构进行分类重组，建立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农业科技机构。将农业研究开发机构分为技术开发类、科技服务类和基础公益类三大类，采取不同支持方式。技术开发类机构转变为科技企业或进入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科技服务类机构转变为企业或实行企业化管理；公益类农业科技工作由政府以项目和基地的形式给予支持。对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进行改革，建立队伍多元化、运行市场化、形式多样化的服务体系。提高农业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民营农业科技企业，逐步形成国家、地方、企业、民营等多元化的农业科技体系，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择优支持，建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基地，培养一批世界知名的农业科学家。
7．抓紧建立和完善农业信息体系。
通过信息体系的完善，使科研单位更迅速方便地了解农业生产实践对科技的需要，使生产经营单位更容易地了解和得到农业技术信息，促进科研面向生产、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8．抓紧建立农业标准体系。
尽快制定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在内的农业质量标准体系。
9．建立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作为科研成果转化和农科教结合的突破口。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按照实现农业区域布局合理化的要求，在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和指导下，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建立一批功能比较完善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10．增加科教兴农的投入。
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各级政府、全社会对农业科技的投入，特别要增加各级财政科技投入，中央和地方每年都要在基建拨款中安排一定数量的专项资金用于重点科研基地和重大科技工程的建设。到20世纪末，使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达到0．5％～0．7％以上；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
突出科教改革重视三项任务
1．战略重点和布局
在科技项目发展上，不断总结成就，寻找差距，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重要农业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进行攻关。
"十五"期间的重点和布局。"十五"农业科技工作，紧紧围绕农业新阶段对科技的需求，在原有增产类技术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有关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对技术的需求。拟着重突出以下几个方面：（1）针对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对科技的需求，大力发展以大幅度提高单产和综合生产能力为主的增产技术。（2）针对我国农产品品质较差的现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品种结构，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为核心的优质技术。采用自主开发、引进、消化、吸收、转化等多种途径，尽快改变我国目前的农产品质量不佳的状况。（3）针对提高农民收入、扩大内需的要求，发展以加速农业产业化为目标的高效农业技术，着眼于资源高效利用，农产品附加值提高等方面，开发新技术，开拓新产业，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4）21世纪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将是国际农业竞争的热点，要针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竞争，大力加强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并加速实用化、商品化、产业化，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和企业集团。（5）充分考虑农业科技公益性强的特点，大力加强农业科技基础性建设工作，特别是农业、林业、水利、气象等部门的长期定位观测和基地建设，进一步强化动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保存，农业信息网络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开展以农机、节水灌溉机具、肥料、农药、农膜为主的支农工业技术研究，为农村科技的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条件。（6）发展以生态建设和保护环境为主的林业科学技术。开展生态林业、防护林体系建设、森林资源综合利用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推动荒漠化综合治理。（7）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发展以改善环境为主题的可持续农业科学技术体系。（8）针对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的技术需求，发展区域性综合配套技术。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优势，促进全国农业快速、持续、均衡发展。为提高西部大开发的起点，"实施农科教战略西进紧急行动"。
中远期战略重点。（1）充分利用生物的遗传潜力。培育高产、优质、抗逆性好的动植物新品种，重视资源与环境问题。（2）保持和提高土壤肥力。（3）保护和有效利用水资源。今后，应因地制宜地加强灌溉农业、节水农业、雨养农业和旱地农业的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的配套技术研究。（4）食物安全、国人营养和健康。（5）提高科学种植与养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化，增加投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提高动植物综合生产力。（6）改进农产品加工、储运技术，大力发展农产品保鲜、加工、储运、包装、销售和综合利用等技术，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技术保证，尤其要重视发展饲料工业和食品工业。（7）关注转基因动物和植物的研制和生产，使我国农业紧跟世界高科技先进水平。此外，工厂化农业、设施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农业等也都是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方向。（8）针对我国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的实际，利用信息社会即将到来的有利时机，把农业生产中的"软件"部分，特别是管理水平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2．"十五"期间体制改革问题
改革的指导思想。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以结构调整、机制转换、人才分流、制度创新为重点，从农业发展的需求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的特点出发，调整农业科技力量的布局，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体制建立的步伐，以改革促进发展。
转制改革的方案设计框架。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将按照分类指导，抓大放小，适当归并，促进发展的思路，积极有序地推进。
分类指导。目前对农口不同类型的科研院所，应根据其不同特点，进行院所定位，分类指导。对从事农业、林业、气象、水利水文资源、生态环境、大江大河治理，防灾减灾、节水灌溉以及重大工程技术等公益性研究及应用基础性研究的科研机构，按非营利性机构的机制进行运行和管理；对从事成果推广、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专业培训、分析测试、质量标准等的科研机构，要转变为实行企业化管理的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或中介机构；对具备研究开发优势并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或具备产业开发能力的科研机构，要转为科技性企业或进入企业。
抓大放小，适当归并。根据未来农业科技、教育事业发展的需求和目前科研单位专业结构分布情况，应在专业重组，结构调整的基础上，重点依托综合性科研机构，稳住一支高水平、精干的农业科研队伍。保留若干个研究院，按非营利机构运行，由中央管理；归并若干个科研单位，按非营利机构运行；若干个科研单位转为企业；若干个科研单位转为中介机构，实行企业化管理；若干个科研单位进行结构性调整并转化。
促进发展。通过改革，进一步促进科研院所的结构调整和机制转变，同时，配套进行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改革和创新，逐步建立起有利于农业科技发展，有利于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化，有利于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的新型农业科技体制。
组建和完善国家、部、省（市）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高科技园示范区、开发区、高科技集团等。近期将主要依托农口各部门的直属研究院所，联合有关院所、高校，通过组建部级或地方级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高科技园示范区、高科技集团等科研机构，集聚农业最优秀科技人才，围绕关系农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联合攻关和技术创新，为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3．在科技的使用上进行革命性变革，重视发挥科技的综合作用，借助综合国力，深层次地改变农业生产的重大机制问题。
由传统的粮食开发机制转向大食物开发机制。由于我国食物资源的丰富多样和人口众多，通过科技的作用，使尚未被用作人类食物的资源成为人的食品以及创造出新的食品种类，其革命性变革的巨大作用将是不可估量的。
由传统的种植业二元结构机制转向三元结构机制。使"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转为"粮食作物--饲料作物--经济作物"的结构。这是挖掘饲料潜力，增加我国优质饲料的重要途径。
由传统的耕地资源开发机制转向整个国土资源开发机制。我国广大的丘陵山区、草地、海陆水面和滩涂都可发展各具特点的农业产业，特别是通过高新技术的运用，可以开发出人类未曾有过的农业产业，前途不可限量。
由传统的农产品简单加工机制转向多次增值的现代化农产品制造业机制。使农产品在农村多层次地利用，形成巨型的现代化产业。
我国农业科技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以下九个方面的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农作物品种
我国拥有丰富的品种资源，但在种质资源研究利用的深度如抗性基因的发掘利用，野生种、边缘种优良特性的利用，利用生物技术保存种质资源和人工创造新种质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还比较落后。资源鉴定和品种资源工作体系也不够完善。另外，在良种繁育体系与制度方面，不如发达国家规范化、科学化。
作物生理化研究，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个体、器官或细胞水平上，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
栽培技术
目前我国的耕作栽培技术体系仍停留在常规耕作技术与经验上，同国外开展的以计算机为主的规范化、定量化栽培比较，还有相当差距。在利用化学调节剂调控作物生长发育方面，有的专家认为与国外的差距有15－20年。
在土壤肥料方面，免耕与少耕理论风靡全球，而我国的土壤科学基础研究还很薄弱，施肥方法落后，世界先进国家的肥料利用率稳定在50％－70％，而我国只有30％－40％左右。
防止作物减产科技
据专家估计，我国植病生物技术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至少相差15年以上。在昆虫行为机制、害虫与寄主植物关系、害虫与天敌间的生理、生化机制等方面的研究都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农产品产后运输、贮藏、保鲜、加工设施和技术也有很大差距。据估计，北京因粮食储藏条件而导致虫蛀、霉烂和其他侵害损失的粮食总和达500万公斤。每年约有15％的生鲜果蔬损耗掉，直接经济损失达两亿多元。
植物生物技术
目前国外的农业生物技术产业化程度相当高，形成产业的产品主要有：细胞和组织培养产业，如花卉、草莓、荔枝等试管苗和脱毒苗；微生物农药，如苏芸金杆菌；生物技术农产品；兽医治疗药物和防治疫苗品；农用诊断试剂；家畜胚胎移植技术；单细胞蛋白；人工种子和胚芽等。
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技术水平仍然较低，研究设备和手段，工业化生产还相当落后，生物产品商业化生产、产业化发展还不够。
畜牧业科技
目前我国畜牧业科技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总体上落后10－15年。特别是在畜牧业基础学科研究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明显。有些研究还几乎是空白。
农田灌溉技术
瑞典、英国、奥地利、罗马尼亚、法国等国的喷灌面积均已超过80％，美国、俄罗斯约为40％，美国微灌面积到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达到总灌溉面积的3％，以色列灌溉面积中约2／3为微灌，1／3为喷灌。我国在地面灌溉方面，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无论在材质、性能、自动化程度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自动控制设备方面差距更大。
农业机械化技术
从大量生产的现有产品来看，机具性能、质量技术水平，只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的一般水平或50年代世界先进水平，亦即落后30－40年。
在应用方面，农业机械化程度，机耕率为80％，机播率为77％，机收率为70％，而发达国家则全面实现机械化。
农业信息技术
计算机进入我国农业领域仅有10多年的历史，但从世界范围看尚属起步阶段，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比较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应用中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农业计算机应用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
林业科学技术
我国现有的林业技术水平同林业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20多年。科学技术对林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1．2％；人工林林木每公顷蓄积只有33．3立方米，远远低于我国森林总蓄积每公顷平均83．6立方米的水平；全国有林地面积只占全部林业用地的50％，而美国为95％，瑞典为98％，日本为96％；我国的树木利用率很低，树林出材率只占全树的25％，而林业发达国家已从原来的全树利用发展到全林利用以至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利用；我国每公顷森林年均净生长量仅为2．7立方米，而德国是6立方米，芬兰是4立方米，美国和日本是3．1立方米。
全面启动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紧迫性
1．适应世界农业科技革命的需要。
由于以育种技术和农业化学技术为主导的农业技术革命的带动，到20世纪中叶，农业得到高速的发展。相应地，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导致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新材料、航空与航天、自动控制等现代技术的兴起，使农业面临启动一场新的科技革命，并将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这次新的农业技术革命将导致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再次振兴。
2．再次振兴农村经济的客观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生了两次革命性进展。第一次是农业家庭承包制的建立，理顺了农村的经济关系，是农业生产力巨大的全面释放，奇迹般地快速达到农业生产的成倍增长，为终止我国农产品长期短缺的历史创造了根本条件。第二次是乡镇企业的广泛兴起，使农村进行了历史性的产业大调整，农村工业占全国工业增幅的主要地位，开拓了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出路，把农民引向小康。这两次革命性进展，已各持续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将以突出科技为特点。
3．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方针、道路一些基本问题的客观需要。
我们应着眼于以下几个在20世纪尚未解决好的基本问题：
缺乏可靠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科学技术还没有真正成为农业强有力的第一生产力，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很好消除，等等。
4．及时解决农业发展中面临现实矛盾的客观需要。
农产品质量差、农业效益低，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它导致农民收入低，结构调整难。在"入世"之后，对农业的挑战更为激烈，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将越来越显露出来。在未来人口增长和需求多样化进程中，资源和市场的双重制约更加突出。乡镇企业技术推动的发展后劲不足。乡镇企业是农村非农产业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由于产品升级、布局调整等问题，使其发展面临转折时期，难度较大，减弱了农村经济实力，成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
战略思路和目标
1．战略指导思路。要切实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根本方向，促进科技与经济和市场的有效结合。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研究的有机衔接和有效配置，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既要加速常规技术的组装配套、大面积推广，又要力争使农业高新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培育一批高科技企业或集团；既要抓好农业增产技术，又要加速发展调整结构、提高效益、改善生态环境方面的技术；既要造就一批学术带头人、高级管理人才，又要培养一大批农业科技企业家，并大幅度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总体目标。
"十五"期间要把为调整农业结构、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作为核心任务。
到2005年，使我国农业科技关键领域科技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缩短五年，科技在农业、林业、畜牧业、水产业、气象业增长中的贡献率分别达到45％、35％、55％、55％和60％以上，农业国际竞争力显著提高。
到2020年，农业科技的基本任务是：满足食物安全的技术需求。为实现粮食总产达到六亿吨、肉类总产6500万吨，人均日摄入能量2500大卡、蛋白质75克、脂肪75克等目标，提供技术保障。
农村经济论文 篇九
1.1管理方法及管理理念。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对市场经济进行一定的调控，从而使得本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更好、更快。所谓行政手段调控，是指政府部门在对本地区经济走势有着清晰的认识的前提下，通过推出更多的涉农政策，使本地区农业经济更加快速、规范的发展。政府通过引进适合本地区的产业或企业，带动发展当地的龙头企业。对优势加工企业予以大力的发展，使优势产业带得以建立并促使产业链条的延伸和拓展。进而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经济体系，就是要在国家经济总体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政府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的经济条件和市场经济环境，确定经济发展目标，从而对本地区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进行完整的规划。行政调控作为一种最常用、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一直都被各级政府广泛应用，行政体系就有针对性、灵活性，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规划人员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执行力度，避免了“一刀切”的情况。一直以来，行政管理都是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管理的有力武器，它为我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促进管理工作向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2管理特点。行政管理手段是众多经济管理手段中最有效的一种管理方法。行政管理的管理力度比自由调控的管理方式管理力度更大，便于政府部门进行宏观调控。政府部门通过引进大型企业或新型产业来调动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是自由调控模式所无法做到的。而且，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经济调控的管理手段的效率和灵活度也要高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可以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进行建立，让龙头型经济得到更好的推动使之发展壮大，农民组织化程度得到提高，要让市场、农户、企业之间的联系得以强化，使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得以更好的提高，而不必通过执行严格的法律调控，最大程度避免了对市场经济的负面干预。
2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经济管理
2.1管理方法及管理理念。通过制定法律进行经济调控，指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来对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调整，也指政府部门通过建设仲裁体系来保障农民合法收入。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经济管理是众多管理手段中最严格的管理手段，利用法律手段进行经济调控一般是在市场自由调控和行政管理均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时来使用。而一般来说，法律调控手段还是作为维护农村市场经济的秩序的管理手段，农村经济管理过程中，政府人员要充分发挥法治的作用。
以上就是差异网为大家整理的9篇《农村农业论文》，希望可以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