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概论论文精选4篇

农学概论论文 篇一

相对于其他教育研究而言，农村教育研究起步比较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内忧外患，关注农村、发展农村教育成为部分先贤救国保民开启民智的路径选择。在革命立新的历史浪潮中，以开启民智为核心的农村教育运动逐渐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农村教育及其相关的研究成为中国教育学界研究的新领域。时至今日，我国农村教育研究已有90余年的历史。

然而，量化的历史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研究在质上的数值，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昭示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情景。总结农村教育研究的过去及当下种种状况，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农村教育研究处于一种失范或者“同质性”的困境，缺乏研究主题与对话理论在学术研究路线上的源流关系和逻辑体系。简而言之，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缺乏自身的学理逻辑和学术话语。

作为对问题的回应和寻求解决之道，我们自应回归问题本身，从农村教育研究的发展脉理中找到关键所在，并加以分析。

一、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传统农村社会的文化道统和政治生态在断断续续的革命和运动中遭到破坏。农村教育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亦随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而变化，农村教育实践的新问题层出不穷，问题背景下的农村教育研究获得了全面且深层次地发展。当然，问题与发展并存。

（一）农村教育研究的现状

同其他社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会科学研究一样，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农村教育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农村教育研究围绕农村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结合理论，描述、分析及解释教育现象和问题，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丰富和完善了农村教育研究的理论建构，提升了农村教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且有效地推动了政府关于农村教育的政策制定。

在研究实践和构建理论的过程中，农村教育研究的组织机构先后在各个高校建立，如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农村教育与农村发展研究院、盐城师范学院农村教育研究所、江苏农村教育研究中心、江汉大学农村教育与教师研究所等，农村教育研究有了一支相对稳定的研究学者群体。在此基础上，2010年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成立。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的成立表明农村教育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品位。事实上，回顾30年来的农村教育研究，可以看到农村教育研究在研究视野、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1. 研究视野的拓展。农村教育研究初始，关注的是农村教育基本问题，如农村小学普及和农村中等教育结构调整。这些基本性的问题也很容易通过相对简单的研究方法和学理分析总结出来，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容易获得研究成果。关于此类的研究，能很好地呼应社会需求，有效地促进农村教育的发展。当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问题也是时下农村教育研究的焦点。

然而，农村教育形态及发展主题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改变。农村小学普及问题研究并不能帮助解决农村教育所有的问题，农村义务教育并不代表农村教育整体。其中即是涉及到农村教育研究基本概念的界定，如“农村”、“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研究”。关注基本概念表明农村教育研究从一种研究的初始状态转向研究理论的建构，对概念的不同界定也丰富和拓展了农村教育研究的主题和范围。

在研究主题上，农村中小学学生辍学问题，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农村课程改革的适切性问题，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以至近年来关注农村教育深层次问题、教育质量问题、教育公平问题。在研究范围上，农村职业教育、农村高中教育、农村学前教育，注意与城乡的教育比较。关注农村中小学外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是对“农村教育及其研究”内涵的衍化。

此外，农村教育研究并没有束缚于教育研究的单一领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文明慢慢兴起，农村教育的载体与过去单一同质的乡镇公社有了很大的差别，简单地从教育学视角已无法深刻分析农村教育所出现的问题。学者也自觉地借用社会学、人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来描述和解释农村教育问题。尤其是近几年，多学科或跨学科的研究已成为农村教育研究的主流。可以说，农村教育问题的突出和农村教育研究的兴起，引导学者尝试从横纵两个维度拓展农村教育研究的视野。

2. 研究方法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以前，教育研究方法论意识初步觉醒，研究者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在教育研究中的价值以及如何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进行教育研究作了思考。[1]20世纪90年代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研究走向深入。[2]尽管我国农村教育研究有着深厚社会背景和精神支撑，但当前的农村教育研究作为教育研究的一种类型研究，其研究方法并没有体现时代或学科的先行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的工具选择越来越具有规范性和系统性，比较研究、历史研究、调查研究、文献研究等研究方法成为教育研究的经典方法。农村教育研究学者群体遵从教育研究方法的发展方向，自觉地把教育研究方法所包含的方法运用到农村教育研究领域。

针对农村教育问题研究，学者善于使用传统“实验”、“调查”、“统计”等注重量化的研究范式，习惯性地采用调查研究来描述分析问题。农村教育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本身包含诸多学科因素，其研究方法也相对灵活。当然，与教育研究一样，缺乏学科性研究方法必然随着研究问题和对象的复杂化而借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近年，针对不同的研究主题，学者也自觉地采用适切的研究方法，或族志法，或个案研究法，或行动研究，并取得很好的成果，如《村落中的‘国家’》（李书磊，1999）、《中国农村教师发展研究》（唐松林，2005）、《弹性与韧性》（魏峰，2009）、《嵌入村庄的学校》（司洪昌，2009）。这些农村教育研究成果所采用的方法跨学科性和综合性，总体上更多地采用质性的研究范式，强调“农村社会”这一文化载体，凸显农村教育的主体性。

（二）农村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农村教育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研究组织和团体越来越活跃，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也越来越有时代感。无论怎样，若抛开农村教育问题严重性带来的农村教育研究的紧迫性和社会对其的期待性，农村教育研究自身是存在问题的。研究主题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并没有促使农村教育研究形成逻辑体系。

1. 基本概念界定模糊。基本概念清晰，才能找到主题的研究脉络。农村教育研究必然要对基本概念进行学理分析。农村教育研究，不管是描述问题，还是解释问题，亦或是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亦或是探求农村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前提性的问题在于“农村教育”是什么。对很多人而言，这可能不是个问题，但它却关系到研究者与问题之间的主客体定位问题。

在过去的30年，农村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并没有得到鞭辟入里的分析，学者在研究相应问题时，往往忽略在农村教育研究框架内论述问题，而是基于找出研究问题的策略回答，从上位概念中选择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性地对“农村”、“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研究”进行界定。除此之外，基于“教育普及”、“教育公平”、“教育质量”等一些教育概念，我们亦是缺乏研究，缺乏针对一些规定性概念基于农村教育实际的批判和分析，而往往使用通行的界定。

概念是理论建构的基本单位。[3]正是对一些基本概念缺乏系统研究，农村教育研究者很难拥有自己的学术表达空间，使得农村教育研究很难构建起自己的研究体系，未能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

2. 研究的问题意识错位。研究，探求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是也。要研究，得有问题，以问题为切入口，循序渐进，最终把问题分析好。问题是贯穿研究全过程的核心因素，做好研究就应有问题意识，对关注的领域所出现的现象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时刻保持一种专业敏感性。

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教育研究相同，目前的农村教育研究仍有着自己的时代命题和研究主题。但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教育研究学者的研究取向不同，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学者群体研究基于问题研究，而非一种使命研究。然而，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是从农村教育现象及其政策表征显现的问题，如农村中小学普及问题、辍学问题、教师队伍建设问题等。有学者坦言：农村教育研究往往就是对策研究，而这首先就要求应认识某一具体的农村教育现实问题及其根源所在，然后才可能提出可行的破解之道。[4]农村教育研究的对策取向是时下研究的主流。

对策研究是一种工具性路径选择，在研究过程中往往忽略问题机理分析，简单地进行现象描述、经验汇编，追求问题对策的达成，有问题但欠缺研究。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农村教育是一种相对于城市教育的教育形态，是一种区域概念，更是一种文化概念。在对策研究视角下，农村教育问题是在城市教育发展比较视野下得到的，研究者也是在城市教育发展的理论视角下来理解和解释农村教育实践，而罔顾农村教育内在发展逻辑。

二、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

回顾农村教育研究的30年，辉煌与问题并存。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农村教育研究已成为教育研究领域最为被世人关注和尊敬。这种社会荣耀是基于农村教育问题紧迫性，而非农村教育研究实际给农村教育或社会做出了相匹配的贡献。

在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境况下，若当局实施有效的政策，农村教育表征的问题得到暂时的解决，那农村教育研究的价值何在？寻求农村教育研究在困境中突围，提升其研究品位既是农村教育研究者当前所面对的困难，也是时代使命，但要很好地找到解决困境之道，就应回到研究的起始范畴——研究的逻辑起点。

（一）逻辑起点

要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结构或体系，必须有一个逻辑起点……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及其性质，不论理论层次高低与否，都来源于一定的逻辑起点。[5]逻辑起点具有如下特征：第一，逻辑起点与科学或学科理论紧密联系；第二，是科学或学科间区别的最基本单元；第三，决定学科的发展方向。

众所周知，逻辑起点与科学和学科理论体系联系在一起，起着最为基础的规定性作用。农村教育研究并不是科学，也不是学科，但是在科学指导下，属于学科内

的问题研究。农村教育研究亦存在科学和学科理论体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的基本矛盾。可见，逻辑起点同样可以帮助农村教育研究解释研究的起始范畴。

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农村教育研究的逻辑起点是规定研究起始。（黑格尔：科学应以什么开端）。具体包含：农村教育研究的前提或先在条件；农村教育最基本的矛盾；农村教育基本概念关系的规定。

（二）逻辑起点的应用

农村教育研究并非研究者简单地运用研究方法纯粹地对客观的农村教育现象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研究者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运用研究方法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农村教育中存在的现象放在农村社会及农村教育基本矛盾中进行分析和解读。

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向并不是要求农村教育研究者简单地回归到对量化还是质性研究方法取舍的讨论上。农村教育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针对目前农村教育研究的困境，研究者应自觉回归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的研究上，实现从“农村到农村”、从“农村教育到农村教育”，在多学科理论的借鉴和对话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核心概念，并试图摆脱现有的城市教育发展视野下关于教育研究的逻辑框架、理论预设乃至意识形态的判断。

三、农村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路径

毋庸置疑，农村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凸显农村教育研究的紧迫性。社会区域结构发展失衡，这直接导致广大的农村地区及中西部地区社会发展问题突出，解决好这些问题已成为时代要务。作为其中的关键，教育问题是这些地区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发展契机所在。相应社会情境下的农村教育也存在诸多问题，并被世人所关注。正如最近几年社会上对教育的质量、公平、教学方法、教师水平等的批评不绝于耳，其中原因除了教育关系国计民生，与每个人和家庭利益相关外，最为关键的是每个人都有经历教育的生命体验。因此，每个人都可能对教育问题加以评述，而目前农村教育境况令人堪忧。研究者应自觉地区分开对农村教育的关注或者有生命体验这种相对松散的经验性的评述和研究现象的学理分析。

或许，以“经验性”来替代“学理性”，其意义可能更加宽泛，研究更具包容性，更能提升农村教育的研究品质（时下，教育界积极向一线教师推广叙事的研究方法，此方法即是强调研究者的经验性体验）。作为一种研究，“经验性”东西很难形成“病理学”、“医理学”理论形态。当然，农村教育研究不应排斥“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但问题是“经验性”研究在于通过对描述展开、组织、逻辑再构研究对象，以实现对理论的再构与提升。

农学概论论文 篇二

一 引言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定量研究随机现象规律性的数学学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已广泛引用于农业院校各专业的科学研究中。目前中国的农业院校都开设了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虽然课程概念比较抽象，计算繁杂，学起来较困难，但这是应用性最强的大学数学课程之一。不过近年来，伴随着高校课程改革，高等农林院校本科生教学计划中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的教学学时不断减少，所以必须对此课程的教学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革。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本文由收集整理竞赛创办于1992年，每年一届，目前已成为全国高校规模最大的基础性学科竞赛，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数学建模竞赛。随着竞赛的推广，数学建模被越来越多的教师与学生所熟悉。所谓数学模型，是指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用数学语言表达出来，即建立数学模型，然后求解，以此解决现实问题的数学知识应用过程。将数学建模运用于数学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洞察能力、联想能力、数学语言翻译能力、综合应用分析能力和创新能力，此教学模式的运用切合新时代培养通专并用，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的需要。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中可适当增加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也是本论文的切入点。

二 农业院校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中学与大学数学教育内容的脱节

中学课改后的毕业生开始进入大学，课程改革中对数学课程的知识范围和要求改动了很多，学生们已经学习过部分概率论的知识，但中学时学习概率的思维方式与大学数学不同，很多学生依旧用中学的学习方式学习概率论与数理统计，造成了他们学习上产生挫败感。

2.教师的教育观念缺乏与时俱进

大部分大学数学教师并没有意识到中学课程改革对这门课程和学生们的影响，依旧按照传统教学方式讲授，注重定理、推论、证明、计算，而新一代的大学生很难快速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所以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

3.教学内容缺乏应用性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教学过于强调基本理论，缺乏对农业科学的交叉性应用研究。农科专业的学生普遍感觉学数学对将来的生活工作没有用处，所以导致学生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只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学习。

4.考核方式过于死板

多年来，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的考核方式始终一成不变，偏重于期末的闭卷考试，试卷主要考查计算和一些固定模式的应用题型，导致学生死记硬背、应付考试，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

三 建模思想在概率论和数理统计课程上的应用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改革教学方式，通过引入数学建模思想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1.改变教学内容，增加应用型教学的引入

首先，提倡教师了解中学课改中影响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内容，充分利用学生已学过的概率论知识，避免重复教学，但要强调中学数学与大学数学不同的思考方式。在教学内容中吸收和融入与实际农业科学研究问题有关的应用性题目。历年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题目中不乏农科专业相关的题目，如“作物生长的施肥效果问题”（1992年a题）、“dna序列的分类问题”（2000年a题）、“葡萄酒的评价”（2012年a题）等。这些题目都与现实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解决这些问题过程中能很好地锻炼学生自主地、能动地认识、理解问题的能力。

但是，如果直接把数学建模的题引入日常教学中，将面临下列问题：（1）数学建模竞赛的题目一般是涉及面很广，需要很多专业知识和良好的数学功底，而农科院校的学生的数学基础薄弱，在没经过培训的情况下解决竞赛题目困难较大；（2）要较好地解决建模题目需要大量的时间，这在课时有限的概率论与统计课程中不可能实现。

上述两个问题的解决思路：（1）如果直接运用竞赛原题，可以把重点放在（1）（2）两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上，删除题目中与这两个问题没有关系的条件，或简化题目背景以适应课堂教学；（2）引入一些数学建模集训小题目，这些题目类似于课后习题，但实用性更强，甚至可以留作课后作业，引导学生分组讨论，学生共同完成。

2.改变教学方法，引入相关教学统计软件

教学方法方面，重心不能一味地放在定理、证明、计算上，应抛弃“满堂灌”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归纳的教学模式，通过建模思想的引入，使学生由浅入深、由直观到抽象地认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在实践中的应用，真正掌握数学概念和方法，并从中获得学习上的乐趣。

数学实验课在农业院校中开展的相对较少，大多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笔者建议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安排1～2次实验课，讲授统计软件的应用。随着近代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软件技术日益成熟，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中很多计算问题都可以借助于软件操作。农科高校的学生普遍计算能力不强，尤其是建模例子中的数据样本量比较大，计算过程复杂，学生手算起来比较困难。现有的统计软件，如sas、spss等世界通用的软件，可以解决较大数据量的概率与统计方面的题目，如数据处理、数据拟合、参数估计、假设检验、方差分析、回归分析等问题，而且一般的菜单操作就可以解决这类问题。学生学习一些简单的软件应用，可以增强他们的应用意识和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反过来促使学生主动学好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理论知识。

3.改变学习观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建模思路的引入，能有效改变大学生的“数学无用论”。作为教师，我们应根据课程的主要知识点，与相关专业教师加强交流合作，搜集整理大量的农科专业问题，并用建模的方法进行解决。当然，课程的教学不一定都需要完整地解决一类问题，只要题目背景来自农科专业或采用农科数据，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他们知道将来的学习和生活中确实能用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相关知识。

4.改变考核方式和方法

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是一门实用性较强的学科，特别是数理统计方面的题目，若采用传统的阅卷考核方式考查，只会导致学生用死记硬背、题海战术等方法应付考试，导致学生被动学习，缺乏学习的兴趣。

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认为应让学生在实际中学习，并将所学归还于实际。因此老师平时布置作业时应布置一些实践题型，让学生自己学会去思考。关于考核形式的改革，为了达到“以教为导，以学为主，自主解决”的教学目的，在期末检测时，应采用期末考试（50分）+论文（30分）+平时成绩（20分）的考核方法，其中课程论文要求学生自己找问题，建立模型，利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解决问题。这样既考查了学生对理论的掌握程度，又能将理论应用于实际中，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重视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笔者曾在教学班级中做过类似的尝试，即鼓励学生将建模的思想用到课程学习中，获得了明显的效果。

农学概论论文 篇三

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

贺雪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时，任何学者都不能跳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费孝通依据其生活经验和早些年农村调查资料，极其敏锐地勾勒出一幅乡村社会的图景。他提出的“乡土性”、“差序格局”、“双轨政治”等，对于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农村社会不无启发。《乡土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真正地是对本土经验的思考，包含了费孝通等老一辈学者们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追求。也恰恰因为是对活生生经验的理解，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费孝通所提出的诸多具有时代性的概念，在今天仅仅只能作为一种启发，不能替代我们对已经过半个世纪变迁的中国现实社会的思考。贺雪峰的《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下文简称《村治》)在学理和学术旨趣上，与《乡土中国》有诸多类似的地方，至少他本人一直是带着这样学术抱负和学术自觉的。

一

《村治》的起点是中国小农生产方式。如果承认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至少有部分影响的话，那么在讨论中国农村问题时，就必须得重视小农生产方式这个现实。贺雪峰将中国小农生产基础形象地概括为“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余亩，且分布为十多个地块”,高度分散且规模小，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关于小农生产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小农是“自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像一袋散落的马铃薯，既无变革的动力，也无变革的阶级意识。魏特夫吸收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由中国治水模式阐释“东方专制主义”的起源，形成了“治水社会”的判断。黄宗智则从农业生产效率的说明中国小农经济“内卷化(过密化)”是如何影响社会变迁的。温铁军研究了小农生产方式是如何决定中国现代化过程，并由此而论证制度的合理性与“三农问题”根源。同样以小农生产方式为起点，《村治》关注的是乡村治理，作者提出了一套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中层社会学理论。

任何社会都必须解决抗旱、灌溉、防盗、防匪等公共事物，小农“小”的特征决定了单个的农户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必须具有超出小农之上的组织，为生产生活提供保障。

除了“小”的特点，中国两千年来总体上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密度。尤其是宋明以来，中国商业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人口开始膨胀。较高的人口密度，连同技术条件的限制，必然造成人口与资源，特别是人土关系的紧张。因此而造成了中国小农只具有较低的生产剩余。

由以上两点决定的中国社会治理必须是高效而低成本的。农户之上的组织既要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为小农生产生活提供基础；又要在解决这个问题时，“考虑”到小农的承受能力，“设计”出的组织与制度必须是低成本的，否则，就会造成对小农生产剩余的过度掠夺，破坏制度实践的社会基础。贺雪峰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基层秩序如何维持，与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品如何供给，是理解传统中国社会运转的根本问题，又是理解中国文化及其中的农民行动逻辑的基本问题”。

宋明以来中国商品经济扩张与货币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国家治理难度提高，如何以较低的成本维持社会稳定成为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主要问题，也成为士绅知识阶层的思考对象。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2000年前就废除了封建等级制，建立了“伦理本位，职业分殊”的平民化社会。在村落与皇权之间，既无“种姓”,也无“封建贵族”,这就要求中国治理模式中存在一个中间组织，避免政权与千家万户的小农打交道，降低治理难度。在此背景下，“农村宗族的生产发育和村庄越来越具有了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地位。宋儒倡导的乡约和明代大规模建立的宗族组织，不仅仅是对儒家传统的强调，而且更是因其有功能上的合理性”。费孝通认为村落是构成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自上而下的“皇权”仅止于县，县以下的治理皆有地方性的宗族――村落力量完成，形成了“双轨政治”。《村治》就是为了进一步阐释“村落――宗族”是如何产生、演变，并在当下中国基层治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二

《乡土中国》写作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乡土中国”已经不再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乡土中国”。然而，当前大多数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要么是用“乡土逻辑”来阐释乡村社会现象，要么是用碎片化的乡村经验来注释“乡土逻辑”,“乡土逻辑”几乎变成了某些学者的“意识形态”。这当然不是费孝通所愿意看到的。与之不同，尽管《村治》吸收了“乡土逻辑”诸多的灵感，但它的核心问题意识来自于田野。经历了10余年的农村调查，本书的作者提出了“农民行动单位”的概念。同《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相比，这是一个更具有操作性，且可以被验证的概念。

与以己为中心均质地向外推，愈远愈薄的“差序格局”不同，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的农村社会中农民存在“双层认同结构”。农民的第一层认同单位是家庭，第二层认同单位是“村落――宗族”。家庭是一个“同财共居”的共产主义单位，而家庭之外的“村落――宗族”则是一个“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具有部分共产主义性质的单位。如果说组成家庭是为了生育，解决人口再生产的问题；那么“村落――宗族”则是为了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以此为基础的双层认同单位解决了个体的脆弱性，满足了生产生活的需要。

农民的认同单位在个体层面上表现为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认同单位不仅是一种功能性的联合体，而且也被赋予了文化内涵，在个体脑海中造成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它具体表现为农民的公私观念。费孝通认为由私人关系达成的差序格局网络中，不存在一种笼统的具有超越具体人伦关系的道德。所以中国农民都是“私”的。的确，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都是特殊性的。不过，在双层认同单位之内，以私为基础而形成的公，也是实在的，具有道德力。家庭就是一个公的单位，对内抑制个人的欲望，个人要服从家庭的安排，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父母包办婚姻”,这也是为什么传统中国农民“有婚姻而没有爱情”。同理，“村落――宗族”也是公的单位，“族田”、“义田”等都是证据。在认同单位内，私要受到压抑，在特殊场合要服从公的要求。认同单位是一种公的意识，因此农民不是“自私”的，在单位内部，每个人能够做到“大公无私”。与之相对，在单位之外则形成了“大私无公”。

在“村落――宗族”层面上，个体间认同的联合，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并造成对个体的制约。生活在“村落――宗族”之中的农民就不是斤斤计较、从个体角度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因此，具有“乡土逻辑”的农民在认同单位内部很轻易地就实现了水利、治安等公共品供给上的合作。集体意识是一种社会道德表达，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力”,消极地维持农民合作的稳定性。比如，那些在共同行动中，“搭便车”的人要受到“唾沫星子”的制裁，那些“赖皮货”会被“污名化”、“边缘化”等。同时，集体意识还是一种“地方性共识”和“文化本能”,构成农民选择的“理所当然”,是不需要也不能被反思的。以此为基础而形成的稳定的农民行动单位，就构成了基层社会基石，既解决对内整合，也形成了国家治理的“小辫子”。国家避免与千家万户的小农直接打交道，农户之间也避免了“集体行动困境”,便于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乡村治

理。

三

当下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农民的行动单位已经突破了“家庭”――“村落――宗族”这一双层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继续发生变化，并且在中国区域上也表现出不均衡性。引入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将“乡土逻辑”阐释为具体的实践中的逻辑，将对“乡土中国”的想象变成对中国乡村社会的描述，这也是《村治》的贡献之一。

经历过现代化的冲击与革命浪潮的洗礼后，“村庄秩序再生产中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宗族大多解体，宗族本身的合法性不存在，宗族仅仅作为一种意识还在一些地方发挥作用”。在外观形态上，双层认同结构中的“村落――宗族”碎片化为“小亲族”、“户族”、“房头”等，连同越来越核心化的家庭，构成新的不同的双层认同结构。在思想观念层面，农民之间的预期缩短，认同范围缩小。农民趋向于“工具理性”,交往中算计成分增加了，相互之间的期待随着降低。因为历史、地理、文化等差异造成了经历同样的现代化进程时，不同区域农村的反应不同。农民的认同单位就构成了经济发展水平之外的划分中国农村类型的标准，据此，贺雪峰将农村划分为中部农村、南方农村、北方农村等。

不同区域的农民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自下而上地构成了中国乡村治理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政策在不同的地方造成了不同的结果。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目的是消除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中间组织，将国家的阳光普照个体公民身上。但不同区域的农民对国家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并且农民也还没有彻底的“原子化”,构成了不同的国家治理对象。通过观察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既可以朝上反思国家政策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也可以朝下理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在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下，中国乡村治理就变成了一个试验场，通过考察一次次的政策实践的“实验”,找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

《村治》是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道路上的一次有意义尝试。70多年前，费孝通开创性地将人类学方法用于中国村庄研究，在人类学研究与中国农村社会研究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何推进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面临着两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一是理论问题，即如何看待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二是方法问题，即用什么方法认识中国。两个问题都统一于中国研究的目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应该具有共识，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开放的。

任何理论都是对具体经验的总结，理论的逻辑不是事物的逻辑。按理说，这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道理，但就是在对待西方理论时，我们很多学者都不自觉地犯了糊涂。西方的理论可以启发我们处理关于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时提出具有解释力的本土概念与理论框架，但不能替代我们的实际研究。本土理论只能源于活生生的中国社会实践，因此，对于理论而言中国现实经验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如果真诚地回到事物中去的话，所有的派别、派系都不是问题，因为本体是现实世界，而非学者的想象。也因此，进行社会科学本土化时，要将经验提到本体论的高度。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他正确地处理了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之间的关系。《村治》的作者十余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农村调查，也展示了他的抱负。

尽管有这种自觉，费孝通还是在方法论层面碰到了如何处理中国经验的问题。人类学本质上是以理论为指向的，借助于“他者”来反思本土文明社会。当人类学被运用于中国农村研究时，就碰到了如何将具体村庄经验上升为对中国整体认识的困境。如果硬要做出区分，人类学与社会学在认识中国社会上一定是发挥不同作用的。人类学通过对具体村庄做出深入细致的“描绘”,能够带来理论上的反思，并可以提出具有启发性的概念。而这些概念是否可以推广，却不是人类学自己可以回答的。社会学则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社会学本质上不是为了解决理论问题，尤其是具有本土化抱负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的使命是认识中国社会。在这种不是十分恰当的区分中，社会学能够将人类学反思所获得的概念，运用于对中国整体经验的认识，并检验其解释力。

正是在这种思路下，《村治》开创了一条走出费孝通所面临的困境的道路。贺雪峰提出了“村治模式”与“区域比较”这一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可操作路径。“村治模式”起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它同样是将个案村庄作为研究对象。不过在研究指向上，“村治模式”要比人类学研究丰富。首先，依据具体村庄经验激发出来的灵感，研究者可以进行类似于人类学的理论反思，形成对既有概念体系的推进与提升。其次，通过对村庄中各类事物进行总体性的思考，尝试归纳出超出具体村庄中具体现象以外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推广至具有类似文化、经济、自然条件的村庄。此时的“村治模式”就会将区域内所有村庄同构性提炼出来，这时的“村治模式”就不是简单的“民族志”了，而是一个可以理解区域农村相关现象的工具了。再进一步地将各种不同区域的“村治模式”进行比较，尝试从中提炼出更加抽象的概念与理论，就能够形成本土化理论。由此而形成的科学理论一定可以拿回到经验中去，它既可以被检验，也可以被修改。并且，这种科学理论也一定是以中国社会实践为指向的。

农学概论论文范文 篇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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