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据法论文范文优秀10篇
票据法论文 篇一
1、电子票据概念
电子票据是借鉴纸张票据关于支付、使用、结算和融资等功能，利用数字传递将钱款从一个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利用电子脉冲代替纸张进行资金的传输和储存。它以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网络为基础，以数据电文形式存储资金信息于计算机系统之中，并通过因特网以目不可视、手不可及的电子信息传递形式实现传统有纸化票据的功能。所谓“
数据电文”（datamessage）是通过电子、光学或者类似方法产生、发送、接受或者储存的信息，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电报、电传或传真等[ii]。由此可见，电子票据是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经由电子手段、光学手段生成、储存或传递的信息，它一般记录于计算机或磁盘载体中，非经技术处理后变成书面文字或显示在屏幕上，是不能用肉眼来识读的。采用电子票据进行支付具有低成本性和高效性的特点。
2、电子票据与票据法理论的冲突
根据现行的《票据法》理论与实践，电子票据与之冲突最大的莫过于票据形式这一方面。票据法理论的通说认为票据行为是严格的要式行为，其具体表现之一为票据的书面性。票据为一种有价证券，权利与书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票据行为人将其承担票据债务的意思表示记载于书面，因此，票据上的权利与表彰其权利的书面有机地结为统一体，不仅权利的转移及行使应当以书面方式，即使权利的发生也以书面为必要。从票据实践来看，这里所说的书面并不是一般法上的书面，必须统一使用由中央银行统一印制的票据纸[iii]。因此票据具有严格的书面形式。然而电子票据是电子商务中电子支付的一种形式，是采用先进的技术通过电子数据流转来完成信息传输，是数字化对纸面物理化的更替[iv]。从这个意义上讲，电子票据讲无法有用传统票据理论上的书面性。
3、冲突解决方法
笔者认为，当前电子票据的效力之所以没有得到相应的法律关注和承认，主要是基于电子票据的书面形式问题没有得到相应的解决，这种做法，不能够适应我国迅猛发展的电子票据业务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私法领域“法律全球化”的要求。因此，无论是从我国票据法理论上还是我国票据市场运作的实际情况来看，还是从我国国内其它法律部门还是国际上的一些习惯的做法来看，我们都有必要和可能扩大解释《票据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书面形式”
使其既为以纸面票据为工具的支付，又为以数据电文为基础的电子支付提供统一的规则，这是唯一可以解决冲突的方法。
二、《票据法》扩大解释的必要性可能性
1、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要扩大解释《票据法》中的“书面形式”，并非某些人的一时喜好或者意愿所决定的，它是我们市场经济体制下法治建设和票据无因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加入WTO以后加强我国和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的需要。
首先，我国的金融票据市场急需建立一个统一的服务平台，即电子票据市场。因为电子票据可以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使得产业界e化的商业行为与资金流真正接轨；承接了实体票据的特性，可以满足企业财务运用资金调度邓商业需求；提供更具弹性、多功能的支付工具。同时电子票据可以提升全国的支付效率，节省繁复的人工作业，提供企业充分掌握电子票据资讯，可多次交换提回，方便企业资金运用，从而克服当前票据市场效率低下，风险积聚的问题。然而电子票据市场的建立必须是以电子票据具有《票据法》上的合法性身份以后才能展开操作。
其次，在票据法理论中，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承认票据的无因性，认为为了促进商事交易的迅捷有效和安全的发展，票据在“要式不要因”，“要因不要式”二者之间只能选择前者，无论是德国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概莫能外。只有法国法系的一些国家把票据作为一种有因证券，并不要求有一定的格式，不把票据的文义作为严格地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观点已经不能解决各种各样复杂的票据关系，1935年，法国法做了大量的修改，舍弃了法国法以前的做法，参考了德国的相关规定。由此可见，要式性始终是票据的根本属性，没有了要式性，票据作为商事交易的一种支付手段，很难得到社会的支持和采用。因此，我们不可能舍弃票据的要式性这一根本属性来迎合电子票据的发展需要。而1992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一份报告也指出，要在法律上完全取消书面形式要求是不大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将《票据法》中的书面形式进行扩大解释，将电子票据行为纳入《票据法》中进行规范和调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法。
2
、扩大解释的可能性
首先从票据书面形式规定的起源来看，一般认为，票据法之所以设定票据行为是书面行为，无非主要是因为书面文件具有可识读、可长期保存、可复制、可签字确认、可恒久不变、可供日后查阅等特点或功能。而电子票据在这些方面中，只有手写签名的功能不具备之外，其他的功能可以说和传统纸面形式都一样具备的，而签字确认这一功能自2005年4月1日起也将不再缺失。。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该条款从正面肯定了电子签名具有与书面签名同样的法律效力，不因为它是一种数字化、电子化的信息就否认其法律效力。而该法将在4月1日起正式实施。《电子签名法》的做法完全符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示范法中对于电子签名效力和电子票据的有关规定的宗旨，通过现达的电子技术和相关认证单位的认证来弥补了电子票据的签字确认这一功能。因此对于电子票据的书面问题，我们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做法，采取“功能等同”（functional－equivalent）的原则，对票据法所要求的书面形式进行解释分析，即立足于分析传统纸面票据书面要求的目的和作用，以确定如何通过电子商业技术来达到这些目的或作用。具体做法是：挑出书面形式要求中的基本作用，以其作为标准，一旦数据电文达到这些标准，即可同起着相同作用的相应书面文件一样，享受同等程度的法律认可。
其次，可以使用法律解释中“扩张解释”的做法。在我国传统合同法领域中，电子合同的形式和效力也是建立在“书面”这一前提基础上的，由于其安全性没有保障，长期以来也存在着争论的，但在今天，人们已较清醒地看到这种“削足适履”的行为实则引发了一系列“提襟见肘”的现象。于是在我国现行的《合同法》中就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等可
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由此可见，在《合同法》中数据电文已经被纳入了“书面形式”的范畴之中的，而且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并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问题出现。并且，中国人民银行于1994年下发的《关于改变电子联行业务处理方式的通知》中也规定：“电子支付信息与纸凭证支付信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纸凭证转化为电子信息，电子信息生效，纸凭证失效；电子信息转化为纸凭证，纸凭证失效，电子信息失效。”同样属于私法领域的问题，同样又主要是数据电文的形式，又同样有相关的理论基础，我们完全也可以将《票据法》的书面形式进行扩大解释。
内容摘要：人类已经跨入了由原子向比特转变的信息化、网络化的21世纪。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融合与发展，引起的人类社会的变革，反映在经济上，就是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电子票据是随着电子商务时展的必然产物，相对于电子票据业务的日益普及和发展，电子票据制度中有关电子票据的书面形式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笔者期望通过本文能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促进电子票据制度的发展。
关键词：电子商务电子票据书面形式
参考文献
[ii]李建华：《电子商务中电子票据的法律问题》，载《法制与环境》，2000年第3期
iii]汤玉枢：《票据法原理》，中国检查出版社。
票据法论文范文 篇二
[摘要]票据融资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条有效途径，在具体运作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近年来，票据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问题。正视这些问题，引导中小企业票据融资市场走向规范、有序、高效的道路，其可行的政策选择主要有：切实坚持商业汇票的真实贸易背景原则，加强对票据的合规性管理；积极稳妥地发展票据市场工具，在重点推广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的同时，开展融资性票据的试点工作；尽快建立健全区域性的统一票据市场；加强票据融资的风险防范等。
[关键词]中小企业；票据融资；承兑；贴现
现阶段，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除了股权融资、银行贷款融资和债券融资外，票据融资也将成为其重要的方式。我国票据市场在经历了1998～2000年的发展和2001年的规范整顿之后，目前逐渐进入良性、健康的发展轨道，对中小企业融资与发展的支撑作用将日益凸现。
一、票据融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独特优
票据是具有一定格式的、由债权人和债务人约定到期由债务人无条件地支付一定金额的债务凭证，包括汇票、支票、本票。它除了具有支付、结算、汇兑、信用、流通、自动清偿等功能外，还具有短期资金（一般在6个月以内）融通的功能，即票据可以充当融资工具，促使资金在资金盈余单位与资金短缺单位之间流动，实现资金融通之目的。票据本身特有的功能，使票据融资在我国中小企业的短期资金融通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1.票据融资保证充分，可提升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促进企业之间短期资金的融通。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大多由于达不到商业银行贷款标准与等级，难以从银行及时补充流动资金。同时，各商业银行在加强风险管理后，又纷纷出现惜贷现象。这样一来，就使得资金的需求和供给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票据融资则有利于解决这个问题：商业银行通过对企业票据的承兑贴现将原来计划用于贷款却放不出去的资金不断输入这个较为安全的市场。商业银行在付出现金后可以拿票据向央行再贴现，或向总行以票据作抵押贷款。这样从央行到商业银行再到企业的货币通路就打通了。另外，票据融资过程中还可以进一步引进银行信用，将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机地结合起来（如由金融机构介入，担任票据的保证人或付款人），从而提高商业信用，增加中小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融资的机会。
2.票据融资简便灵活，中小企业可以不受企业规模限制而方便地筹措资金。银行目前的信用评级标准主要是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标准设定的，存在着对中小企业的标准“歧视”，从而导致中小企业因达不到信用等级标准而不能顺利申请到贷款。采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融资，则基本不受企业规模的限制，中小企业可轻松地“用明天的钱赚后天的钱”。持有未到期银行承兑汇票的中小企业若急需资金，可立即到银行办理贴现，利用贴现所得资金组织生产，从而创造高于贴现息的资金使用收益。
3.票据融资可以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利用票据融资，要比向银行贷款的成本低得多。如农业银行山东省德州市分行对中小企业开办全额、非全额保证金存款抵押和定期存单抵押的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只要企业将一部分存款预先存入银行，就可以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这不但使中小企业解决了交易和支付问题，扣除办理汇票的手续费（我国目前汇票的手续费较低），还能从存款利息上获利。
4.票据融资可优化银企关系，实现银企双赢。采用商业汇票融资，一方面可以方便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可通过办理票据业务收取手续费，还可以将贴现票据在同业银行之间办理转贴现或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从而在分散商业银行风险的同时，从中获取较大的利差收益。由于票据贴现的坏帐率只有千分之五，票据放款比信用放款风险小，因此票据业务也已成为部分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二、中小企业票据融资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问题。现行的票据，不论是银行承兑汇票，还是商业承兑汇票，都只是交易性票据。交易性票据首先是一种结算工具和支付手段，此类票据的签发和流通转让的依据只能是真实的贸易往来。但是，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众多企业不依据贸易背景签发、承兑商业汇票，一些商业银行承兑、贴现商业汇票时未真正坚持真实贸易背景原则的不合规现象屡有发生。2003年，山东省审计部门发现，虽然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履行了审查之责，跟单资料也基本齐备，但延伸追踪检查的结果表明，相当数量的票据不具有真实贸易背景。这种把商业汇票作为融资性票据使用，脱离贸易背景签发、承兑的商业汇票实际上是一种短期债券。由于《票据法》尚未对这种情况做出解释和说明，而且市场对这种融资性票据也没有相应的信用评级制度，其潜在风险不容忽视。
2.票据市场工具单一性问题。根据现行《票据法》的规定，票据市场主体只能办理交易性票据业务，不能办理融资性票据业务。而目前在交易性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所占的比重又高达87%，商业承兑汇票所占比重仅为13%.这种近乎单一票据的市场限制了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规模和范围，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银行信用。另一方面，也不利于金融机构防范票据风险和保持票据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3.金融机构对票据业务的内控管理问题。目前，票据贴现、转贴现是卖方市场，商业银行持有票据的意愿较强。一些金融机构为扩大承兑规模，规避承兑保证金管理制度，通过对办理承兑业务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用于其缴纳承兑保证金；一些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办理票据业务时存在无序竞争，故意降低票据交易跟单资料要求；有些商业银行为增加本行票据业务份额，以票据业务创新为由，降低票据交易利率，放宽承兑、贴现标准。比如：买方付息贴现业务将承兑风险和贴现风险集中在同一银行；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业务客观上造成收票人放松对出票（承兑）人资信状况的核查；同业间以打包和光票形式办理转贴现，实际是同业质押融资；个别银行为争得票源甚至搞逆向操作，先给予贴现资金后办理票据贴现手续，等等。这一系列违规违法的做法虽然客观上增加了银行的票据业务量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总量，但是，盲目扩大承兑、无序竞争的票据市场所带来的风险远远大于它所解决的问题。
4.央行对票据市场的有效调控问题。自2001年再贴现利率上调后，再贴现急骤下降。再贴现余额由2000年末的1256亿元下降到2003年8月末的31亿元，央行再贴现已淡出票据市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票据再贴现作为货币政策传导工具作用的发挥，不利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完善和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
三、中小企业票据融资的未来政策选择
目前，承兑票据和贴现未到期汇票等渠道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多种资金来源，为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提高了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益，扩大了业务经营范围。这一业务将是今后我国商业银行的资产运用新方向，是商业银行发展业务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为了更好地发挥票据融资的优势，引导中小企业票据融资向更规范、有序方向发展，最终实现银企双赢之效果，近期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做出政策选择。
1.切实坚持商业汇票的真实贸易背景原则，加强对票据的合规性管理。坚持商业汇票的真实贸易背景原则，是现阶段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首选政策。票据市场的发展尽管尚处于交易性票据阶段，但企业签发、承兑商业汇票和商业银行承兑、贴现商业汇票必须合法合规，必须依据真实贸易背景。对违规票据行为，尤其是对虚构贸易背景签发、承兑、贴现商业汇票的市场主体，要通过建立通报制度、退出交易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严肃查处。同时，各金融机构应加强对其分支机构的承兑授权管理，严禁发放贷款作为承兑保证金，控制承兑风险。
2.积极稳妥地发展票据市场工具，在重点推广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的同时，开展融资性票据的试点工作。鉴于社会信用环境现状和票据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应按照先交易性票据、后融资性票据，从以商业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承兑汇票）为主、逐步推出本票（商业本票和银行本票）业务的政策安排，发展票据市场工具。现阶段，票据市场要再上一个台阶，关键在于商业承兑汇票的推广使用要有所突破，并使之逐步成为主要的票据市场工具。同时，可考虑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选择一些地区和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试办本票业务，为今后发展融资性票据摸索经验。客观地分析，无真实贸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之所以禁而不绝，并大量流通于票据市场之中，是因为有市场需求：一方面企业有通过票据市场进行低成本融资的需要，另一方面，银行也有投资商业票据进行资产结构调整的要求。严格的禁止，导致了企业想方设法以变通方式披上商业汇票的外衣，进入商业汇票市场进行融资，而银行只要没有偿付风险，甚至会帮助企业进行变通。因此，与其让融资性票据以变通方式存在于商业汇票之中，不如增加票据市场工具，适时推出商业本票，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商业本票进行融资。这样的政策选择，有利于剔除商业汇票市场交易中的非真实贸易背景票据，净化现时的商业汇票业务，同时也有利于为发展融资性商业票据探索经验，推进国内票据市场由单纯的商业汇票向多样化的商业票据市场发展，最终向国际票据市场看齐、靠拢。
3.尽快建立健全区域性的统一票据市场。目前应积极利用中心城市票据业务发展迅速和制度建设逐步加强的有利时机，通过降低再贴现利率，适度增加再贴现规模，并逐步取消再贴现的规模分配办法，由市场供求决定再贴现数量，增加票据在各地区、各银行之间的流动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性统一的票据市场。
（1）建立有效的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制度，进一步规范和支持票据市场发展。首先，央行通过对票据市场参与主体实施有效的外部监管，完善汇票业务管理机制，整顿市场秩序，加大对违规操作的处罚力度，改善市场环境，防止金融机构以降低利率等为条件的不正当竞争。其次，商业银行要加强内控，严把承兑关，保证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防范融资风险。同时，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当降低中小企业办理承兑的条件，降低保证金比例，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敞开银行承兑之门，增强企业运用票据进行结算的主动性。
票据法论文范文 篇三
一、前言。
票据市场是指以实质交易为基础的、以自偿性为保证的短期资金交易或融资活动，是货币市场中最基础和交易主体最广泛的组成部分。票据市场上交易的票据主要有三种，即汇票、本票和支票，其中汇票又分为银行汇票和商业汇票。
票据市场的快速发展，对改善融资结构、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优化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以及丰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手段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角度看，相对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和银行信贷间接融资，票据融资是最方便快捷的融资方式。票据市场相对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市场流动性，又使其成为理想的短期投资工具。从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的角度看，以票据为标的物的再贴现政策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是满足金融机构短期流动性需求的重要手段。从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角度看，发展票据市场能够为社会提供持续丰富的短期融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通过政策扶持方式，支持票据市场发展。
国外票据市场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种：以美国为代表的放任经营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引导专营模式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强管制模式。它们都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水平、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成熟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体系及完善的规章制度等。这为票据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支持货币政策尤其是票据的再贴现政策充分发挥效应提供了重要条件。目前，发达国家的票据市场呈现以下特点：票据多样化，融资性票据与交易性票据并存、再贴现操作方式趋同，再贴现利率多层次、中介机构多元化等。
我国票据市场起步较晚，在本世纪初开始快速增长，2001~2008年商业汇票年累计承兑量由1.2万亿元增加到7.1万亿元，年均增长29%；贴现量由1.4万亿元增加到13.5万亿元，年均增长41%；期末商业汇票未到期余额由0.5万亿元增加到3.2万亿元，贴现余额由0.3万亿元增加到1.9万亿元。2008年，票据融资高达13.4万亿元，2009年初，票据融资更是大幅增长，仅1月和2月，票据融资增加1.11万亿元。票据融资快速发展有效扩大了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票据融资已成为中小企业重要的短期融资方式。票据市场参与主体多元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业务创新明显加快。
二、我国票据市场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票据市场主要存在着以下问题：
1.票据的信用基础薄弱。信用是票据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良好的信用环境，是票据市场健康持续发展的前提。而中国信用制度不健全和信用状况不佳是票据市场发展的最大障碍。在企业方面，由于部分企业信用差，影响了部分票据的使用和流通，从而使市场对所有票据的信用产生怀疑，导致“劣质信用驱逐优质信用”，动摇了市场的信用基础。更有甚者，一些企业利用金融机构间信息不对称，套、骗银行信用，使银行在承兑、贴现等业务活动中采取保守原则，极大地阻碍了票据业务的发展。而且企业在被发现造假之后，受到的处罚也较少，不会影响其在市场上的信誉和生存。在银行方面，有的银行机构受手续费和赚取利差的诱惑办理超过自身能力的银行承兑汇票，一旦到期无款垫付，就借故拖延或无理拒付，造成到期承付率下降，银行承兑汇票无条件到期付款的信用基础受到质疑。即使是银行之间也存在信用差异的问题，不是所有银行的票据都可以被贴现或转贴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票据业务的发展。
2.缺乏全国统一、完善的商业票据市场。首先，由于缺乏统一高效的登记、托管、交易平台，票据市场处于分割状态，仅在部分中心城市形成了区域性票据中心，缺乏一个全国统一、完善的市场。
其次，票据在各行各地区之间的流动性较差。由于各商业银行票据交易的操作流程、业务制度自成体系，人为地制约了票据流通，阻碍了全国性统一商业票据市场的形成和进一步发展。
3.交易品种单一，交易主体少，信用风险集中在银行。从交易品种上看，在西方发达国家，票据市场工具和产品种类繁多，而目前我国票据市场的交易品种主要是商业汇票，银行承兑汇票占95%,商业承兑汇票在票据市场交易中只占不足5%,在单一银行承兑汇票的情况下，票据业务发展完全依赖于银行信用，既不利于银行防范票据风险，也不利于企业扩大票据融资，不利于票据市场的进一步拓展。从交易主体上看，主要是一些大中型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参与票据交易，而众多的中小企业、中小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市场的程度十分有限，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小。由于票据业务的发展完全依赖于银行信用，使商业银行成为票据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既不利于金融体系分散和降低风险，也不利于推动商业信用的票据化和扩大票据融资。
4.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票据制度不健全。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是是稳健发展的条件，我国现有的票据法律制度僵化死板，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我国《票据法》第十条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本票，是指银行本票。这表明，融资性票据—商业本票，在我国目前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使得长期以来，商业票据只能作为一种支付结算手段和信用工具，其作为融资工具的功能未能得到很好发挥，从而限制了中国票据市场的规模，导致市场缺乏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我国没有规定相应的较为详细的操作规定、防范手段和票据责任的规定，导致票据制度被滥用，而且又无人负责。
如虽然规定票据的开出必须有真实的贸易背景，但没有规定对贸易背景的审查义务，所以导致上述有关贸易背景的规定有名无实；又如对票据质押没有规定相关的办理程序，只靠相关银行规定相应的内部工作制度，但它们的效力如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些规章甚至与票据法本身相互冲突。
5.交易方式落后，票据欺诈风险越来越大。我国目前票据业务还是分散在商业银行的各级经营网点，采用实物交割柜台交易。
票据从签发、承兑、背书转让到贴现、转贴现，仍采用手工操作，市场电子化交易程度很低，票据交易范围有限，交易信息不畅、不集中、不透明，缺乏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和统一控制票据风险的手段，使票据市场不能摆脱实物票据制约，难以形成统一的登记保管和交易清算体系，为个别商业银行故意压票、退票提供了机会，也为不法分子伪造、变造票据创造了机会。
6.利率机制僵化。合理有效的票据市场利率机制，有利于票据市场的流通，提高票据的收益性。1996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对同业拆借利率的限制，但票据市场利率仍受中央银行管制。1998年12月，虽将贴现利率改为在再贴现利率的基础上，按不超过同期贷款利率加点生成，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贴现利率被管制的性质。
7.缺乏权威的资信评级机构。
我国目前尚没有很权威的资信评级机构，即使是现有的信用评级公司也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指标评价体系多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可信度很难令人信服，投资者只能自己通过一些渠道进行评价，风险评价成本的存在阻碍了投资者进入票据市场的步伐。
由于缺乏能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公认的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对票据进行评级，配套的社会信用评估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等规范管理制度尚未出台，企业的信用没有一个比较权威的参照系，致使商业票据的广泛可接受性大打折扣。
三、对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建议。
第一，建立票据信用信息系统，强化信用约束，为票据业务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这套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票据违规行为当事人的有关信息进行统计，并向社会公众提供查询，藉此规范票据行为，维护诚信的社会环境。系统的主要功能包括票据违规信息统计功能、多渠道的信息查询功能以及灵活的信息输出和报表管理功能等等。建议由人行牵头，金融机构和信誉良好的企业参加，建立金融机构之间的定期通报制度，并将其纳入企业信贷登记系统，定期公布相关企业的信用评级制度，加大信用环境治理的力度和公开性，确保信用信息的公开、公正和透明。
对恶意逃避银行债务，有不良票据行为的企业，金融机构应合力制裁。同时，对随意延压、无理拒付行为的承兑银行，要进行公开曝光，并依法给予处罚，直至暂停或取消其承兑资格。
由于目前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存在规模小而松散、业务范围不统一、人员素质不高等缺陷，所以有必要在我国建立统一的票据信用评级机构。建议先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组建全国性的票据评级机构，当评测机制走上正轨后，再将原有的依附于银行的票据评级机构脱离银行体系，独立为中立的市场中介机构。
第二，加快跨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建设，推进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的形成。为了解决票据业务和票据市场现有的弊端，便利企业支付和融资行为，支持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创新，中国人民银行于2008年作出建设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决策。该系统定位于依托网络和计算机技术，接收、登记、转发电子商业汇票数据电文，提供与电子商业汇票货币给付、资金清算等相关的业务处理服务功能，并提供纸质商业汇票登记查询功能及商业汇票公开报价功能的业务处理平台。该系统建成后，将对我国票据市场的发展、对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的形成起到深远的影响。
基于我国票据市场的现实状况，建议在上海建立全国统一的票据市场。短期目标为：以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为平台，实现商业汇票签发、托管、查询、鉴证、交易、结算等业务功能的电子化处理，初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商业汇票市场。长期目标应当是：建成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保障，以现代化信息技术系统为支撑，丰富的票据产品为内容，具备有效实现社会短期资金合理配置，传导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发现和生成短期资金价格等多种功能，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三，丰富交易品种，扩大市场主体。一是大力推广商业承兑汇票，改变目前银行承兑汇票一枝独秀的局面，鼓励实力雄厚、资信良好的大型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利用商业承兑汇票进行融资。
二是大胆创新，积极开发商业票据业务新品种，如开展票据贴现买方付息、企业贴现回购、商业汇票保证、贷款协议回购等业务。
三是有序发展融资性票据，分阶段逐步放开，建立专业性的商业票据发行公司和规范的票据交易所，培育和拓展规范、高效的融资性票据市场。四是放宽市场准入，允许私营企业和民间票据进入市场，积极扶持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开展票据承兑和贴现业务，并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
第四，逐步完善利率机制。
根据目前实际，建议逐步放宽利率浮动范围，推进差别利率，增加利率弹性，在票据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放开票据转让利率、贴现利率和再贴现利率的管制，以市场信息化管理为基础，由供需双方自主入市、自动议价、自愿成交。
第五，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建议尽快修订完善《票据法》，完善关于票据承兑、贴现、转贴现和再贴现的有关内容，加强适用性和针对性；完善各类实施细则，加强监管类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避免在票据业务上的无序竞争和互相压价；建立健全商业承兑汇票签证制度、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保证金制度和抵押担保制度，使票据市场在更为合理完善的法律框架下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冯菊平，发展票据市场推动金融中心建设，文汇报，2009.06.01.
[2]欧阳卫民，我国票据业务发展及票据电子化处理的重要意义，金融时报，2009.06.01.
[3]易新，当前票据市场发展的缺陷与趋势探析。武汉金融，2007年第11期。
[4]杜建良，苑士杰，魏力国，当前我国票据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河北金融，2007年第6期。
票据法论文 篇四
关键词：票据变造；变造效力；责任
一、前言暨问题的提出
“票据是商品经济长期发展的产物。票据的产生，有效地克服了商品交易中货币携带的不便利、不安全的弊端。”[1]它加快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推动大规模的交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票据作为商业信用的载体，对于经济生活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被称为“商业货币”[2]。因此具有极强的流通性。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票据带给我们最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其自身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票据变造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并且与票据变造相关的纠纷时有发生，对于票据的流通以及对其信用造成巨大的冲击。此类纠纷因其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处理纠纷的专业性、理论性较强，加之我国现行的票据立法方面于票据变造的规定较为粗疏和原则，商事、司法实践中这类票据纠纷的法律适用往往存在很大的争议，并且已逐渐成为商事纠纷案件审判的难点和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以下，我结合学界以及实务界的观点，谈谈票据变造的效力问题[3]。
二、票据变造的确认
（一）票据变造的学说解释
关于票据变造，归纳起来大体三种：“一是从票据变造与票据伪造的区分角度分析，票据变造，是指没有合法权限的人在已有效成立的票据上变更票据上签名以外的记载内容的行为；二是从票据变造的目的出发，将其解释为：票据变造，是指没有变更权限的人，以使票据权利义务得以行使为目的，变更票据上所记载的除签名之外的有关事项的一种行为；三是从票据变造的后果出发，将其解释为：票据变造，是指无票据记载事项变更权限的人，对票据上记载的事项进行变更，从而使票据法律关系的内容发生改变。”[4]我个人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
（二）票据变造必备要件
第一，变更主体为没有变更权限的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1）如果变更不是自己原来记载的内容，这种情况就造成票据的变造。“例如，背书人不得更改出票人记载的事项，承兑人不得更改背书人记载的事项等；”[5]（2）如果有变更权限的人，要变更自己记载的事项，必须在变更之后进行签章；（3）如果是有权变更的权利人，若是票据法规定不允许变更的事项，若对其进行变更，即也构成票据的变造；（4）如果有变更权限的人要进行更改也要在票据交付之前进行更改，如果已经将票据交付于他人，想要更改要征得全体票据关系人同意后，并由同意人在改写处签章，否则也构成票据的变造[6]。第二，所进行的变更是为行使票据权利。例如，持票人为了向汇票付款人提示承兑，或是支票的持票人为了向付款人提示付款，而改变票据的金额。或是持票人的票据权利由于时效消灭而更改日期等。第三，变更的内容必须是签章以外的内容。可以是票据的金额、付款期、付款地等内容，但不包括签章，若对签章更改则造成票据的伪造。具体来说，对于票据内容的变更，就必须产生票据权力内容的改变，才构成票据的变造。“如果变更人并不以行使票据权利为目的，变更后的票据仅留作纪念或供他人借鉴之用，则不发生票据变造的问题。”[7]第四，变更的票据必须是符合我国《票据法》规定的有效的票据。即被变造的票据，首先要符合票据无因性即票据的外观记载完全，否则再怎么变造也不发生票据变造的效力。并且，变造以票据上记载的内容为主，对于与票据无关紧要的事项的更改，不构成变造。在美国，空白票据未经授权而填写，则构成票据的变造。这与我国的规定和传统有较大的偏差。
三、票据变造的效力
谈及我国票据法对于票据变造这个概念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概念，只是在部分条款中规定了票据变造的一些情况。如我国《票据法》第9条第2、3款规定：“票据金额、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对票据上的其他记载事项，原记载人可以更改，更改时应当有原记载人签章证明。”[8]从这条可以判定出，不论任何人包括有更改权的和无更改权的，只要对票据金额、日期和收款人名称进行更改，都会导致整张票据无效。对其他事项更改，有更改权的人并且在更改后进行签章证明即可，若没有签章，也视为对于票据的变造，和无更改权人更改产生同样的效力。然而，再看票据法第14条第2、3款规定：“票据上有伪造、变造的签章的，不影响票据上其他真实签章的效力。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记载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是被变造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9]从这里的“其他事项”我们可以得出，包括第9条规定的票据金额、日期和收款人名称以及票据上其他一些变造发生票据权利内容变化的记载事项。对于这些其他事项的变造，并没有使票据本身无效，而是根据签章的顺序对于变造票据负责，一定程度承认了变造的效力。以下谈谈我对于票据变造效力的看法：
（1）基于票据立法的首要价值目标考察――效益价值：促进票据的流通
票据立法对效益价值目标追求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对票据流通的促进和保障，从而确保交易的迅捷。在此立法价值和立法宗旨导向下，票据法规定票据的类型，确立票据权利外观性原则[10]，即通常情况下票据权利的行使只需根据票据的表面文义记载，由此确保票据流通的顺畅；规定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的分离、票据行为各自独立、票据抗辩切断，赋予票据关系具有不受其它法律关系影响、票据行为效力不受其他票据行为效力影响的独立的、超然的法律地位，确保票据为使用者所乐于接受，促进其流通性。以背书转让代替普通债权的通知转让、付款仅作形式审查认票不认人等一系列票据法特有的制度安排，简化票据权利义务转让的程序，确保票据使用的通畅和便捷，由此来促进票据的流通，确保交易的迅捷，实现票据立法的效益价值目标。在考察票据制度和票据规范，解决司法实务中之纠纷时，都不能背离票据立法对效益价值的基本追求。因此，如果我们在实践中对于变造人变造了票据的日期、金额、收款人名称等事项，而使整张票据无效，其违反了票据法最初的立法原则以及票据法的立法精神。对于票据变造票据法14条的规定相对而言比较合理。但是，虽然要遵循票据法的一些基本的立法精神与立法原则，但要对于一些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2）对于票据变造效力有些人可能会问，对那些更改痕迹不明显，更改人其后手在接收票据并没有发现其有更改变造痕迹的，我们可以承认其效力。可是对于那些更改痕迹特别明显，甚至对于票据达到一种毁损的程度，这时候我们仍会承认其效力吗？又有谁会去接受这样一张接近毁损的票据呢？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能一味的判定其无效，而是要对其分情况对待。这时，如果持票人能够引入充足的外部证据证明造成此种情形并非其故意而为，而是由一些外在的原因导致，此时我觉我们应该承认其效力，而不是以无效对待。相反，如果其不能证明，那么这张票据就归于无效，整张票据没有票据法上的权利义务。我认为做这样区别对待对于票据的流通以及促进交易大有裨益。还有，对于实践中有这样一种情况：变造人在其变造票据金额、日期或是收款人名称之前就承诺其对于变造的票据负责，并且做出相应的保证。那么对于这类票据的变造效力该如何看待？我们就一味的认为其更改了票据金额、日期和收款人名称，就认为其无效，直接否定其效力？而我却认为，对于这种情况若一味的否定，对于票据的流通以及交易的完成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我认为这种情况下，其做出相应的保证时，并且其后手愿意接受该票据。此时，我们承认其变造的效力，也不失是一种上上策。
（3）我国票据法对于票据问题中的一些问题规定的较为粗浅和原则，不是能很好的适应票据实践中出现的相关问题，接下来从其他一些国家、地区的票据法规定来审视我国票据法的不完善之处。如《香港票据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1）如汇票或其承兑未经所有兑汇票应负责指当事人同意而作重要更改，则除自行做出、授权或同意更改之当事人及其后背书人外，其他当事人毋须对被更改之汇票负责；但如汇票已作重要更改，然在外观上并不明显，而汇票转至适时执票人之手，则该执票人可行使对该票据之权利，一如其未被更改无异，并可根据该票之原有期限而要求付款。（2）所谓重要更改，特指下列事项而言，即更改票据日期、票据应付金额、票据付款地点，以及汇票承兑，未经承兑人的同意而加注汇票付款地点。”再如日本票据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汇票文句被更改时，于更改后签名者，依更改后之文句负责；于更改前签名者，依原有文句负责。”[11]其实英美国家的实质变更也有此种意味。对于这些国家和地区，他们对于票据金额、日期和收款人名称更改即变造并没有规定其无效，而是以相应的规定来克服其中的弊端，促进票据的流通，符合票据法的特性，并不像我国票据法第9条，直接否定票据的有效性，这种规定有些不妥。接着14条又对变造进一步做出规定，于是双方就产生了理论上的矛盾。这时，我认为票据被变造的效力应得到承认，顺应世界的潮流。
（4）或许有人会怀疑，承认票据变造的效力，那么责任该怎么认定？我国《票据法》第十四条第3款规定：“票据上其他记载事项被变造的，在变造之前签章的人，对原记载事项负责；在变造之后签章的人，对变造之后的事项负责；不能辨别是在票据被变造之前或者变造之后签章的，视同在变造之前签章。”[12]台湾票据法和《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都是如此规定。对于票据变造发生效力后责任承担如下：（1）及于变造人的后果。变造行为属于严重的违法行为，变造人须为此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变造人是否承担票据责任，视其是否为票据行为人而定，如果变造人自身就是票据上的票据行为人，如背书人改写票据金额等。这时，变造人所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不影响其负票据上的责任。至于其要付变造后的还是变造前的责任，法无明文规定。既然承认其变造效力，就让其承担变造后的责任；（2）及于被变造人的后果。所谓“被变造人”，应当是指变造前在票据上签章的所有票据行为人。对于被变造人来讲，其并没有对变造后的事项进行真实的意思表示，所以其只对签章之前的内容负责，但不得以不是其真实意思表示为由而拒绝他自己应负责任。当然，如果被变造人与变造人恶意串通或者变造人经被变造人同意或者有可能防止变造而由于疏忽未能防止等，该变造人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3）及于其他签章人的后果。对不能辨别其签章在变造之前或之后的签章人来讲，法律推定其在变造之前签章，从而按照原记载事项承担相应的票据责任。其在保护相应的权利义务人；（4）及于持票人的后果。从承认其变造效力角度看，分为两部分：①持票人向变造之前的签章人索取其应付的款项。②向前债务人收取完之后，继续向变造之后的债务人索取剩余的部分。有人会感觉给持票人增加了负担，但与票据无效相权衡，这种方式更有利于持票人。我国票据法14条第3款规定了变造票据的法律后果，表明其并不否认票据变造的效力。
以上是我关于票据变造效力问题谈了一些自己的拙见。通过以上的论证，对于票据变造我认为应该承认其效力。而且，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的我国的票据法，顺应世界票据发展的潮流。（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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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权利外观性理论是适应商品经济对“动”的安全保护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商品经济社会，物和权利流通性的增强和人们对流通性及由此带来的利益的追求，使得商事立法一改过去以原权利人为保护重点的安排，而将物和权利受让人的保护问题列为法律保护的重点。以动的安全保护为重点的原因在于“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有相生相克之对极性格”，故静的安全和动的安全在保护上也互为代价，保护一方必以牺牲另一方利益为代价；
[8]王小能：《票据伪造与变造的法律后果及风险承担》[J].《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
[9]参见王小能主编：《票据法教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参见郭明瑞主编：《票据法学》[M].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1]参见吴少平主编：《票据法全书》[M].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
票据法论文 篇五
[论文摘要] 票据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就票据无因性的含义、确立票据无因性的原因，以及我国对此的相关规定入手，对票据的无因性进行了论述。
一、票据无因性含义
票据的无因性，没有较为明确的定义，但各国学者对此多有论述。德国学者维兰德认为，票据行为应该属于一种原因行为。持票人针对票据债务人仅仅具有一种请求权，那就是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在最初的持票人手中票据表现了基于基础关系的请求权，将票据交付给该持票人的行为不过是“权利基础的补充说明”，票据在这里仅仅作为由基础原因关系联系起来的双方当事人间的补充形式而存在。日本学者龙田节认为，票据上的债务是基于票据行为自身而发生和存在的，与作为票据授受原因的法律行为（如买卖、消费、借贷等）的存在或有效与否无任何关系，即使买卖契约无效或者被撤销，由此产生的票据债务也不受影响。我国台湾学者梁宇贤认为：“无因证券者，乃票据执票人得不明示其原因所在而主张享有证券商之权利之谓也。票据如已具备法定要件，其权利即行成立，至其法律行为发生之原因如何，在所不问。”学者王小能认为：“所谓无因，是指票据如果具备票据法上的条件，票据权利就成立，至于票据行为赖以发生的原因，在所不问。”以上论述不难发现，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都并无实质性的差异。究其根本，票据的无因性不外乎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在的无因性，一种就是外在的无因性。内在的无因性指的是票据关系的内容并不包含原因关系的具体内容，即票据上仅仅记载支付一定金额的委托或约定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原则上，票据债务人不准以基础关系所产生的抗辩事由对抗票据债权的行使。而外在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即自行产生效力，而不问其基于的原因关系或基础关系存在与否或是是否有效。在另外的角度上其表现为只要权利人持有票据，就能够享有并合法的行使票据权利，至于票据的持有人为何享有或者取得票据以及发生票据权利行为，则在所不问。简言之，原因关系等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在法律上是彼此分离的，也就是说，基础关系的存在、发生、效力问题不在票据权利是否享有的考虑范围之内。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我国的票据的无因性与德国票据的抽象性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在德国，虽然也有学者把抽象性解释为类似相对无因性的主张，但法学界认为票据的抽象性是指票据请求权完全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瑕疵的影响。也就是说，在学术研究中此抽象性是绝对的。我国票据理论认为票据的无因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程度取决于一时、一地、一国的实际情况，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取得于银行的信誉状况和其他票据当事人的信用程度。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票据的绝对无因性，必然事与愿违。因为票据债权和原因债权虽然是两个不同的民事法律行为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权利，基础原因关系所生的抗辩仅应附随于原因债权，但两者的关系在直接当事人之间仍然是密切联系的，即直接当事人之间不适用票据无因性，当他们之间的基础关系无效，票据关系也就无效。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按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票据为不要因证券者，原在保护票据的流通性。若今为保障执票人之权利而轻易舍弃发票人或执票人前手权利之保护于不顾，自非本部分法条之本意。"
二、确立票据无因性的考量
保护交易秩序和静的交易安全哪一个更为重要是确立票据有因性原则还是无因性原则的考量根本，而这种考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量，因为在现实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能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当然，在一个零交易成本的世界里，只要交易自由，总会产生高效率的结果，但这毕竟只是一种良好愿望，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是不可能不存在的，而这种存在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人一定经济利益的得失以至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的得失，因此，也可以这样说，票据的有因无因论只是实现这种最优经济利益考量结果的工具。
票据体现的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当票据产生之初，这种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如只有出票人和直接受票人双方时，大可以基于债权债务关系无效或被撤销而使交易归于失败，经济利益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此时的票据只是汇兑功能的运输金钱的工具，但基于票据本身的流通性，在出现第三人这个特殊的利益方，而这种第三方的身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早已从熟人社会进入生人社会，成为交易秩序的代表时，若还是一味的将已经产生的交易归零，那么必然导致社会理性的交易人出于对票据权利的不信任而花费较多的成本考察权利来源，甚至于宁愿降低交易次数来防止交易成本的丧失，压制了票据需求，阻碍了正常的经济流转，影响了社会资本的流通性，这无论如何都是有悖于社会经济利益的增加这个目的的，所以票据的有因性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利益的要求，而确保票据流转的迅速，保护第三方合理的信赖利益，维护票据的安全性，保证社会交易的便利的票据无因性则恰恰符合了这一要求，尤其是当银行介入到票据关系中时，由于银行的本身特质，票据法体现的就不再仅仅是微观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也显现出国家宏观的经济利益，彰显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社会本位价值的表现之一。
总之，票据有因无因的发展无不和经济发展相关，遵循着最优经济利益的逻辑发展，因此确立票据无因性成为大多数国家的普遍选择也就无可厚非了。
三、我国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相关规定
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www.chayi5.com]务关系。”第21条第1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 我国有的学者对此种规定持反对意见，认为这彻底否定了票据无因性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就是将三种票据的票据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联系在一起，在效果上破坏了票据的流通，但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这两条的规定并没有完全否认票据无因性。从表面上看，这两条规定似乎否定了票据无因性，在客观上妨碍了票据的流通和持票人的权利安全。但票据有因性和真实票据论不能混为一谈，这两者已经有了质的变化与区别。票据有因性原则是民商法范畴，针对举证责任与票据行为效力而言，票据真实交易背景要求是经济管理与经济法范畴，从金融管理的角度出发，并不涉及具体票据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票据立法中引入真实票据论，主要是考虑票据是一种信用支付工具， 它强调人们在现实的民事活动中要具备诚实信用原则，因为一个环节的债权债务关系遭到破坏往往会影响损害票据流通秩序并危急社会经济秩序，因此票据法要求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必须有真实的交易基础可以杜绝那些商业投机、商业欺诈、恶意串通等严重的破坏了市场秩序的行为的蔓延，可以使票据债务人对这些弄虚作假的直接当事人行使抗辩权。从另一方面而言，就纯粹字面意思上也很难说这两条规定是在否定票据无因性，因为这仅仅要求票据基础关系具有真实性，而对票据基础关系和票据关系的影响上没有做进一步的规定。另外，票据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典型金融工具，流通性的票据也被称之为兑换性货币，可见在现代信用经济的模式下，票据的信用功能大显其道，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是我国的信用体系尚未完善建立，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票据无因性的行使，同时在现实生活中也确有不法分子以票据无因性为手段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因此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和第21条第1款提倡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防止票据欺诈并无不当之处。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虽然票据法没有否认票据的无因性，但这远远是不够的。因为先进的法律制度必定是与国际接轨的，因此在普遍承认票据无因性的大势之下，我国明确票据无因性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基本维持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和第21条第1款本身规定的同时，适时的重申票据的无因性，使二者相辅相成，不失为一明智之举。同时加强对其他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为票据无因性的合法运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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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论文范文 篇六
[论文摘要]银行承兑汇票在使用和流通中，存在的风险主要有伪造、变造等欺诈行为，银行操作上、管理上存在薄弱环节，关联企业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套取银行资金等，根据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不同风险种类、特点和性质，应分别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保障和促进票据业务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票据业务的迅速发展，承兑、贴现、转贴现规模成倍增加。有效改善了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结构，进一步增强了盈利能力，促进了经营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统一。
银行承兑汇票作为一种票据业务对加速资金周转和商品流通，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受到银企双方共同的青睐。但是，随着银行承兑汇票的广泛应用，利用银行承兑汇票作案的案件越来越多，使有关各方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了银行汇票业务的健康发展，成为商业银行新的风险表现形式。因此，如何有效防范票据风险，维护金融机构的正常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存在的主要风险
虽然各商业银行都基本建立了票据业务的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完善了银行承兑汇票承兑、贴现及转贴现授权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了对银行承兑汇票真伪及贸易背景真实性的审查，但在票据业务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许多风险和问题。
1.企业在办理承兑汇票业务中存在欺诈行为
由于票据业务的迅速发展，利用票据诈骗资金是当前金融业务中的一个新的风险源，票据诈骗手段越来越隐蔽，方法也越来越多，若银行审查不严或操作不当，就会落入陷阱形成风险。一是伪造变造银行承兑汇票，一方面，利用高科技手段彻底伪造或利用银行承兑汇票具有付款期限长、金额大和反复多次转让等特点，先签发真汇票，再根据真汇票伪造内容完全相同的假汇票即克隆票；另一方面，用在数额较小的真汇票上改动金额的办法变造。二是票据调包，以“做生意”的幌子，用事先伪造好的假票据替换掉真票据。三是伪造商品交易合同、增值税发票复印件，或关联企业签订没有真实贸易背景的商品交易合同，骗取银行承兑汇票，进行贴现，套取银行资金。
2.银行承兑汇票作为融资工具，其操作风险越来越突出
由于银行间竞争日益激烈，各行为争揽业务而满足单个大型企业的资金需求，使某些企业过量办理承兑汇票，造成票据集中到期，导致银行垫付资金。具体表现为：一是银行在签发承兑汇票时放松了对申请人的资格审查，大量签发、承兑无真实贸易背景或不能确认贸易背景的银行承兑汇票，违规办理承兑业务；二是银行为了多办贴现业务，放松了贴现审查条件，疏于贴现资金流向监控，造成贴现资用于不当用途，使银行信贷资金遭受一定的风险和损失；三是当天承兑、当天贴现，融资目的越来越明显，银行方面承担的风险也越来越大。
3.商业银行对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管理存在薄弱环节，加大了银行承兑汇票的经营风险
个别商业银行受利益机制驱动，放松了内控管理，淡化了风险意识，在票据业务经营过程中，为企业滚动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为无效商品交易合同的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为超商品交易金额的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承兑汇票出票人和贴现申请人为非贸易合同的签订人，为贸易合同不真实或无贸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办理贴现，为同一号码增值税发票办理多笔贴现，存在较大的风险；由于银行“三查制度”执行不力，企业通过贷款方式，利用信贷资金偿还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使票据风险转移到信贷风险上。
4.关联企业利用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套取银行资金
现场检查中发现，关联企业之间以虚拟交易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申请签发和贴现银行承兑汇票较普遍，涉嫌套取银行资金，有的已形成风险。一是出票人签发银行承兑汇票当日或近几日，关联企业作为持票人向银行申请承兑汇票，贴现后，将资金转回出票人；二是企业集团向下属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下属企业将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后，将资金转回企业集团；三是同一法人代表的企业之间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持票人在银行承兑汇票签发后马上办理贴现，将资金转给出票人。
5.票据市场的盲目发展和非理性竞争加大了利率风险
票据业务由于其周转速度快，资金融通便利的特点，受到越来越多客户的欢迎，也成为各家商业银行竞争的新的业务领域，盲目发展和非理性竞争造成票据贴现利率不断走低，甚至出现了个别低于再贴现利率的违规行为。不合理的利率水平不仅加大了商业银行利率风险，也使商业银行利润空间大为缩小。有的银行贴现业务量较大，但由于资金不足，难以筹到足够的低成本资金，为保持与重大客户良好的合作关系，在资金紧张时不惜以高利率拆借资金用于贴现业务，实际上已违背了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
二、根据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不同风险种类、特点和性质，应分别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
1.针对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票据诈骗风险，应采取以下措施
(1)尽快补充修订有关票据法律法规，完善对贴现、再贴现业务中有关银行承兑汇票规定，承认空白背书的法律效力，增加禁止汇票回头背书规定的有关法律法规，对恶意扰乱票据市场的行为制订具体制裁规定，同时制订详尽的有关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操作规程，加强内控制约。
(2)进一步提高银行承兑汇票的防伪、防诈科技含量，以机器鉴别票据真伪代替肉眼判断，使犯罪分子无可乘之机。配备各个商业银行的印模与票样，减少跨系统银行承兑汇票识别难度。
(3)做好宣传培训，提高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各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票据支付结算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会计人员的业务培训，使之掌握《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及有关业务知识，掌握结算票据的各防伪特征，提高防伪反诈意识，增强识别伪造、变造、复制票据的能力。对企业要做好宣传工作，有条件的可组织企业有关人员进行《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培训，以提高企业经办人员的业务素质。
2.针对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承兑风险，应采取：(1)各行、社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信贷资金风险控制机制，要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列入信贷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授信管理，从签发汇票的环节上控制承兑风险。严格控制承兑总量，防止过量承兑造成的承兑风险；建立银行承兑汇票信贷承办人负责制和审批制，承办人要认真审查承兑申请人的交易合同是否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审查承兑申请人的资信情况，对符合条件可以办理银行承兑汇票的申请人，必须签订银行承兑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并且还应该要求承兑申请人提供抵押担保，若该笔银行承兑汇票款项转为逾期，信贷承办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建立监测每一个出票企业经营风险的预警系统，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跟踪检查，建立、健全承兑汇票保证金制度，从而最大限度地规避金融风险。
(2)要建立严密、科学、规范的会计内部控制系统。银行承兑汇票属于重要票据，在整个银行承兑汇票业务流程中，潜藏的内部风险主要有：会计签发、信贷审查、临柜复审等环节。因此，银行内部控制管理就应当包括信贷内部控制管理、会计内部控制管理等各个环节。应加强会计部门独立的防范风险、检查监督能力，而不仅仅起到银行会计核算作用。还应加强对银行空白承兑汇票的管理，逐步地用计算机签发汇票代替手工签发。同时，要加强会计检查辅导工作，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作为一项重点业务进行检查，及时堵塞漏洞，防止经济案件的发生。
(3)人民银行要进一步加强票据业务合规性管理，规范票据市场秩序，加大宣传和指导检查力度，强化对不规范办理票据业务的查处力度，对无法证实交易真实性的票据，一律不得办理贴现、再贴现，加强对票据承兑行和贴现行票据真实性情况的现场检查，建立对违规票据行为定期通报及处罚制度，切实维护商业票据的信誉和流通秩序，促进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健康发展。
3.针对银行承兑汇票存在的贴现风险，应采取：(1)把握票据的真实性。社会上不乏票据诈骗活动，如伪造票据、变造票据、“克隆”票据、“以假换真”调换票据和伪造增值税发票、交易合同、查询答复书等，以此骗取银行资金，因此，必须严格把握所贴现的票据的真实性。
(2)把握票据的有效性。银行对所贴现的票据，应当在票据的各要素、各个票据行为尤其是背书的规范性、有效期限等多方面严格把握票据的有效性，避免资金损失和票据纠纷。
(3)把握承兑人的信用状况。用于贴现的商业汇票有两种，一是商业承兑的，一是银行承兑的。不光对前者要把握承兑人的信用状况，对后者也应当认真对待。当前票据市场上流通的绝大部分是银行承兑汇票，这是因为银行的信用比较可靠。但银行信用也是分等级的，有的信用等级较好，有的较差，对不同的银行所承兑的汇票进行贴现时，贴现银行同样应当认真评估，区别对待。具体做法可由该行总行(或委托专业公司)专门对全国各家银行的信用等级进行综合评估，将评估结果提供本行各分支机构在办理票据贴现时掌握，这样可以有效提高票据贴现的安全度和效率。
票据法论文范文 篇七
[摘要]经济发展必然致使法律制度的跟进：票据的广泛使用，使得保障其流通性的票据保证制度日益完善。而票据保证的本质属性问题，也成为了人们的热门探讨话题。本文从票据保证的概念入手，引出票据保证制度具有从属性和独立性。并从两方面属性及其表现着手，深入分析从属性作为票据保证本质属性的缺陷，以及独立性作为其本质属性的合理性，得出票据保证的本质属性是独立性的结论。
[关键词]票据保证制度从属性独立性本质属性
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出现勃勃生机，票据的流通范围越来越广，票据形式也走向了规范化。根据马克思辨证主义原理，正是票据的广泛运用与流通，又反过来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促进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缺陷也随之产生，市场交易的效率性极大地威胁了其赖以生存的安全性。于是票据保证制度应运而生。票据保证制度之所以颇具特色，是因为其从属性与独立性的并存与矛盾。这也引发了学界有关于票据保证本质属性的探讨。
一、票据保证的概念
票据法上的保证，又称票据保证，就是票据债务人以外的人，为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以负担同一内容的票据债务为目的，在票据上记载有关事项并签章，然后将票据交还请求保证之人的一种附属的票据行为。在我国，票据的保证为汇票、本票共同具有的制度。
从票据保证的概念不难看出，票据保证与一般的民事保证都属于保证。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票据保证与民法上的保证同属于人的担保，都是无偿行为，都以担保主债务的履行为目的等。因此，从民法上的保证行为来看，票据保证也逃不开其从属性。然而，票据保证又属于票据行为的一种，以促进票据流通为目的，与民法上的担保又有不同，比如：票据保证是要式行为，票据担保是单方法律行为，票据保证人如果为两人以上的所有保证人负连带责任等。作为票据行为，票据保证也当然的具有票据行为的特征——独立性。从属性与独立性两种相互矛盾的特性并存于一个行为当中，不免引发这样的思考，究竟孰为票据保证的本质属性？理论界对此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二、票据保证从属性及其表现
学界观点之一认为，票据保证的从属性是其本质属性。
首先，民法中的担保是指，第三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第三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一种担保方式和法律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五条之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由此可知，传统保证仅具有从属性，而无独立性。传统的保证制度设置的目的就在于，增加主债务的可履行性，以保护主债权人的利益和保障交易的安全，因此从属性是保证的本质特性。
票据保证作为一种特殊的保证行为，其设置的目的也是为增强票据的信用，担保票据债务的履行，理所应当的具有了保证的从属性，即票据保证债务成立后，与被保证票据债务形成了一种主从关系，保证是一种从法律行为，形成被保证债务的出票、背书、承兑等是主法律行为。票据保证的从属性隐约体现在《票据法》第49条和第50条。第49条规定“保证人对合法取得汇票的持票人所享有的汇票权利，承担保证责任。但是，被保证人的债务因汇票记载事项欠缺而无效的除外。”对该条但书，学者多称之为票据保证“形式上的附属性”。具体指在票据形式上存在瑕疵时，被保证的票据债务消灭，保证人债务随之消灭。第50条规定：“被保证的汇票，保证人应当与被保证人对持票人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票据法也有类似甚至更为明晰的规定。例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第32条“保证人被保证人负同一责任”的规定。即表明：首先，保证人责任的产生依赖于被保证债务的存在。其次，保证人贵任的种类、范围依被保证人所承担的义务来确定。
综上，都表现了票据保证从属性的特征，因此有学者将票据保证的从属性作为其本质属性。
三、票据保证独立性及其表现
学界对票据保证的本质属性，所持的另一观点则是其独立性。
独立性是票据行为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指在已经具备基本形式的同一票据上如有数个票据行为，每一行为各依其在票据上所载的文义分别独立发生效力，一行为无效，不影响其他行为的效力。这又称“票据行为独立原则”。
票据保证的独立性体现在，保证人不得以被保证人可以向债权人提出的抗辩事由，比如备保证人收到欺诈、胁迫或被伪造签名等，作为自己的抗辩事由，向其后手行使抗辩权，保证人仍要负票据责任。这就与民法上的保证有了较大区别，民法上的保证是从债务，相对于所担保的债务即主债务而言处于从属的地位，当主债务无效或被撤销时，保证债务便因此而无效或可撤销。
根据《票据法》第49条，保证人必须对合法持票人承担责任，即使备保证人的债务实质上无效(因形式要件欠缺而无效的除外),也不影响保证行为的有效性，保证行为独立，仍然有效，保证人仍应承担清偿责任，这就票据保证的独立性。基于票据保证的独立性，产生的法律效果有：被保证债务诉讼时效中断的，对保证债务的诉讼时效不发生效力。即使持票未得到保证人的同意而擅自允许被保证人延期偿的，保证人也不能主张免除保证责任函；保证不得以主债务人所得主的抗辩，据之以为拒绝保证债务履行的事由。
于是，票据的独立性又形成了票据保证的又一独到风景。
四、票据保证本质属性之鄙见
从上述事实我们不难看出，关于票据保证本质属性的争论一直未终止。各学派均有其理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笔者支持票据保证本质属性为独立性，具体论述如下：
1.从属性作为票据保证本质属性的缺陷
票据保证具有从属性，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从属性是属于民法上保证的一般特征，它并不是票据保证的特性，缺少成为本质属性的独特性。并且，票据保证最根本的设置目的，简言之是为了保证其流通性。而从属性不利于保障票据持有人的利益，流通性受阻，与根本目的不符。最后，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票据法》是在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而又不作与国际公约或国外立法同样的规定“保证人与被保证人负同意责任”。我国有学者认为这体现了我国《票据法》有弱化票据保证从属性的立法意图。
票据保证的本质属性若为从属性，则无法突出票据保证的特性，与立法目的相违背。所以尤其明显缺陷。
2.独立性作为票据保证本质属性的合理性
首先，票据保证的独立性对票据的流通起着重要的作用。各国票据法之所以规定独立性，即实质上的票据瑕疵不影响票据保证行为的效力，正是由于实质上的事由，票据受让人不易察觉，为保护权利人起见，法律不使之影响其他行为的效力。否则在转让票据时，受让人要费很多周折和时间调查票据上所有签名者是否有实质上的瑕疵，以致人们不愿意接受票据而宁愿不厌其烦来点现金，削弱了流通性。
其次，从票据保证独立性的经济价值(独立性的作用)来看，独立性影响着票据流通性，甚至把持着经济效率的咽喉。在目前，票据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起着加强商业信用，促进商品流通，加速资金周转的重要作用。反过来，票据的广泛运用也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货币与资本的运行过程之后，得出了如下确凿的结论，在商业发展中，票据已经“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票据“是绝对的当作货币来发生作用的”,并且“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为基础，而是以票据的流通为基础”。由此可见，票据流通性是经济命脉的把握者，而票据保证制度的设置正是为了促进流通性，从而推动经济效率快速的增长。
票据法论文 篇八
关键词：票据法；权利外观理论；背书
作者简介：姜晶玲，女，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中俄学院副研究员，从事票据法研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社科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2B079
中图分类号：D923.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3-0092-07
一、问题的提出
权利外观理论，又称外观法理、外观主义，系从德文“die Rechtsschein theorie”翻译而来。其基本含义是指“以交易当事人行为之外观为准，而认定其行为所生之效果也”[1]（P45）。一般认为，权利外观理论发源于日耳曼法Gewere制度，从初期莫瑞茨·维斯派彻（Moritz Wellspacher）的信赖主义外观论开始，经休伯特·纳恩德鲁普（Hubert Naendrup）予以体系化，后由再由赫伯特·梅耶（Herbert Meyer）应用于交付欠缺之无记名票据。在票据法领域，权利外观理论以保护交易安全、促进流通为正当性理由，赋予善意持票人根据法律一般规则不能获得的权利，其实质是意思自治原则对信赖保护的“退让”，故应有严格的适用条件。
通说认为，权利外观理论的一般构成要件有三个，即：外观事实的存在、第三人的合理信赖和本人的可归责性。如此抽象的法律构成适用于某一特定的交易领域或案件时，尚需结合该交易领域或案件的特征和情形予以具体考察。
二、权利外观的存在
权利外观理论是法律对信赖的一种积极保护模式。但是并非所有的信赖都会得到法律的保护，受保护的信赖必须指向一定的权利外观，即“由其他方式产生的，存在某种相应的权利状态的表象”[2]（P886）。没有权利外观，外观法律关系就无从发动，外观信赖和外观责任也就无从谈起。权利外观的存在，即是善意持票人取得票据权利的前提条件，也是签章人承担票据责任的客观基础。
理论上，票据法上的权利外观构成具有两重性。一为票据所有权的外观，当持票人依形式资格证明自己的占有权时，就可以说是具有了票据所有权的外观。二是票据权利的外观，是依票据上的签名和背书连续而证明。由于权利与证券的不可分性，票据的两重外观在实践中是合二为一的。在大多数场合，票据根据交付契约正常流通。因此，出票人署名的票据在第三人手中时，就可以理解为出票人是基于有效的意思表示作成、交付票据，负担票据债务，这种盖然性即是外观事实的存在。[3]（P211）可见，签章人以外的第三人持有具备票据要件、背书连续的票据，其本身就构成了外观。[4]（P55）需要说明的是，在外观这一法律要件中，是否为真正的署名并不是问题。此时，不过是在署名名义人欠缺归责要件时，会妨碍该种抗辩的限制。[5]（P233）具体而言，票据法上外观事实的认定须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一）票面记载事项符合票据法的要求
作为票据权利的物质载体，票据与票据权利密不可分。票据记载事项具有表彰票据权利并使之确定的作用，从而在票据流通中使票据受让人知晓自己所获票据权利的具体内容及行使途径。从立法来看，大陆法系各国票据法对票据记载事项的规定都体现了严格主义原则。英美法系国家则认为一项票据记载内容是否合理的确定属于事实问题，由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个案原则分别进行认定。但该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已呈现重新恢复流通票据严格性的趋势。我国票据法第22、75、84和23、76、86条对汇票、本票、支票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分别加以规定。鉴于有关票据记载事项问题在诸多票据法著作中都有详细讨论1，本文不再赘述。
（二）背书连续
背书连续是指在票据的背书转让中，转让票据的背书人与受让票据的被背书人在票据上的签章依次衔接，具有不间断性，就是除第一次背书的人为票据上记载的收款人外，第二次以后所有背书中的背书人均为前一次背书中的被背书人，由此使前后背书形式上相连而无间断。背书连续的效力在于，持票人所持票据的背书如果是连续的，就可以推定其是票据权利人，仅凭背书的连续就可以行使票据权利，无须另行举证。
在大陆法系，一般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方可认定背书的连续。第一，各个背书形式有效。背书应具备票据法规定的必要形式，这主要针对背书人的签章而言。如果背书人的签章不符合法定要求，则背书因形式不具备而无效。第二，背书形式上连续。即前一背书的被背书人是后一背书的背书人。这里强调的连续是形式连续，至于实质是否连续一般在所不问。即使有实质上无效的背书介入，如背书伪造、无行为能力人背书、无权等情形，只要具备外观上的连续，就可以认定是背书连续。在承认空白背书和背书涂销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空白背书的连续，采取推定主义。即推定后一背书的背书人为前一背书的被背书人，从而使空白背书连续。第三，连续背书具有同一性，即后一背书的背书人的表示与前一背书的被背书人的表示形式上属同一人。对于背书人与被背书人同一性的认定，不必文句完全一致，按照一般社会常识能够断定前后二者是同一人即可。
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对于票据背书不仅要求形式上连续有效，还要求实质上也须连续有效。如果背书是伪造的，背书链条中断，不能产生通常背书的效力，被伪造人仍然是票据的真正权利人。《美国统一商法典》将伪造的签名视为未经授权的签名的一种，并规定未经授权的签名无效。一般情况下，背书伪造之后的一切受让人或票据持有人都不能真正取得票据权利。《英国票据法》则规定，伪造的背书完全无效，受让人无权通过或根据该签名保留票据或解除票据责任或要求票据上的任何当事人履行付款义务。付款人负责审查背书的真实性，如果付款人对伪造的票据付款，付款的责任并未解除，原票据权利人仍可以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因而，票据经伪造背书转让时，受让人不能成为正当持票人。
（三）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受让票据
票据法上票据的转让方式有两种，即背书转让和单纯交付转让。各国票据法都将背书转让作为票据转让的方式。而对于单纯交付转让，则由于在便捷性与安全性上的侧重不同，各国规定不一。绝大多数国家的票据立法都承认空白背书票据可依单纯交付转让。例如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公约》第14条第2款第3项规定：“单纯交付转让，即空白背书票据的持票人不在票据空白处作任何补充，而直接以空白背书票据交付转让。持票人以此种方式转让，因未在票据上签章，无须承担票据背书人的责任。”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402条第2款、《日本票据法》第14条第2款第3项等都有内容相同的规定，即持有空白背书票据的持票人可以不填写空白背书或为背书而将票据转让给第三者。但对于无记名票据，则只有承认无记名票据制度的国家，才在其票据法中确认了无记名票据得依单纯交付而转让的方式，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202条第1款规定，凡向持票人付款的票据得依交付票据而转让。不少国家，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国的票据法规定，出票人不得签发无记名的汇票和本票。在我国依票据法规定的转让方式受让票据的方式只有一种，即通过背书转让取得汇票和本票。
三、持票人的合理信赖
信赖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法律对它的保护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这种信赖须是合理的。票据法上，信赖合理性的判断采用严格主义，即只有当任何一般理性之人站在持票人的立场上均会误信票据权利的存在，此种信赖，方为合理的信赖。对持票人而言，要求其在受让票据时须善意。
（一）持票人善意的认定
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的解释，善意是指“如果一个人诚实行事，即不知道或无理由相信其主张没有根据，他就是善良行为……当该人得知应知表明其主张缺乏法律根据的事实，则不存在善意”；恶意则是“用于行为人不诚实心理状态的一个术语，即其明知缺乏权利，或者相反，不相信他的行为具有合法正当的理由”[6]（P587）。如何判断行为人的善意，民法理论上有积极观念说与消极观念说之分。积极观念说主张受让人必须具有将转让人视为有权利人的认识，要求受让人必须有确凿的令人信服的客观证据，证明其在为受让时确已将转让人视为有权处分人的认识，方能确定其为善意。而消极观念说则认为不知即可构成善意，包括不能知和不应知。只要行为人在做出行为时，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其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而认为其行为合法或其行为的相对人有合法权利即可视为善意。票据法以促进票据流通为最高任务，如采积极观念说，必将加重票据受让人的义务和风险，进而损害票据流通。故而，票据法上善意的判断宜采消极观念说，持票人受让票据时无恶意或无重大过失，即为善意。
受让人知晓票据权利的外观与真实的法律状态不符，则行为人为恶意。如果受让人“未尽票据交易上应尽之单纯简单之注意，只要稍加注意即可知悉票据权利和签发转让人权利瑕疵，而仍受让者”[7]（P106），即为重大过失。而“依交易习惯，情况显然注意识别而致未能发现上述情况，尚无‘重大过失’可言”[7]（P106）。在具体案件的认定中，“持票人有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应就具体情事而定”[8]（P29）。一般而言，票据交易的对价，票据授受人之间的关系，转让人的资产、信用情况等都是认定持票人善意的重要事实。
另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善意的认定应以受让人受让票据时的心理状态为准。只要持票人受让票据时为善意，即使取得票据后知道或应当知道票据上存在抗辩事由，也不失其善意。第二，在票据受让由他人时，一般应依人来判断持票人的善意。“在意定时，有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原则上应依人决之。惟意定人依本人（被人——笔者注，下同）之指示而行动者，其对事实之有无恶意或重大过失时，应就本人决定之，此时人之有无恶意或重大过失，在所不问。”[8]（P80）如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人代为票据行为，受让票据是否善意亦依法定人认定，被人有无恶意或重大过失，亦在所不问。法人或非法人团体所实施的票据行为，其善意与否的判断取决于它的代表人。
（二）善意的举证责任
持票人的善意，应由哪一方举证？以日本票据法学界为例，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9]（P32-33）第一种观点认为，在权利外观关系中，取得人无恶意、重大过失与交付契约欠缺的事实一样，应由签章人举证。就票据转让而言，即使存在票据权利的外观，只要持票人对该外观不产生信赖，票据债务就不会成立。可是，如果存在票据权利的外观，持票人受让票据，就应当然推定取得人对其产生了信赖。故而，只要签章人不能举证取得人的恶意或重大过失，就不能免除票据债务，这以签章即告票据债务成立作为前提。[3]（P214）第二种观点认为，权利外观只是例外地代替通常必要的构成要件发生效力，所以其基本上是一种例外的理论。若采取此种立场，那么全部要件——外观事实、归责事由、信赖的举证责任都应该由被例外救济的票据持有人承担。[10]（P141）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一般情况下，主观状况的举证较为困难，如果法律将善意的举证分配给票据持有人，无疑削弱了对其的保护，这与权利外观理论的信赖保护价值不符。而且，第二种观点的立论是存在问题的。如果说权利外观理论使票据持有人“例外”地受到救济，那也是相对于民法的一般原则而言，在票据法中类似的救济却是一种“常态”，例如票据行为无因性导致的举证责任转换、背书的权利推定效力导致的举证责任转换等。票据法以保护交易安全和促进票据流通为宗旨，举证责任的分配亦应以此为指引，由主张持票人非善意的签章人负举证之责。
但是，善意推定原则也存在例外。在以下情况中，即由持票人举证证明自己为善意，如其不能举证，则推定其为恶意或重大过失：（1）未以相当、合理的对价或根本无对价取得票据的。例如，持票人以远低于票面金额的对价受让票据。（2）转让人身份或信用可疑，又或票据金额与转让人资产状况严重不符的。例如，转让人家贫如洗，突然转让巨额票据。（3）受让票据的行为发生于近亲属或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之间，有串通嫌疑的。（4）持票人对票据系从何人在何种情况受让等交易情形经要求拒不陈述的。（5）其他依持票人的知识和经验足以查知转让人有明显可疑情形的。
（三）对价问题
关于“对价”是否是票据权利取得的要件，两大票据法系做法迥异。概而言之，日内瓦法系一般不做对价的要求，而英美法系则将对价视为票据权利取得的要件。1此乃两大法系民法传统在票据法上的反映。在大陆法系民法的传统中，合同不以对价作为成立要件，而仅在双务合同中将对待给付作为合同的标的。票据行为作为一种单方法律行为，更无须对价的支持。依票据的文义性和无因性，票据权利的创设、移转均依票据外观予以认定，对价作为一种票据记载之外的实质性关系，其效力不足以否定权利的外观。[11]（P238）而在英美法上，对价，又称“约因”，系契约生效的要件之一。票据行为作为契约行为，当然亦须具备对价。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虽属大陆法传统，在立法中又深受英美法影响，在票据权利取得的问题上增加了对价要求。其第14条规定：“无对价或以不相当之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之权利。”这一规定把“对价”列入原因关系，对价的全部和一部分欠缺，不应使票据取得人因而不享有票据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对价是一种普遍性的原因关系，且对价的要求确实能杜绝票据流通中的不安全因素，所以法律规定，无对价的取得者虽能依所取得票据主张权利，但是其权利受到限制，即其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
我国大陆在起草票据法时，借鉴了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在第10条第2款规定：“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又在第11条规定：“因税收、继承、赠与可以依法无偿取得票据的，不受给付对价的限制，但是，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不得优于其前手的权利。”对于上述规定的理解，学界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条款是对票据权利的取得须以对价为要件的明确规定，即持票人要取得票据权利，必须给付对价，且所支付的对价在客观上价值相当，不允许价值与价格背离过大。[1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必须给付对价”并不意味着票据是一种要因证券，票据的无因性不容否定，对价不是票据取得的构成要件。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理由在于符合票据形式要件或权利外观条件，票据权利就已经成立，只是在权利行使的时候，有无对价才有分别。这是两个阶段、两个层面的问题。持票人在取得票据时，如未付相当的对价，即自负证的善意的责任。一般只是发生善意推定的举证责任的例外，而不能当然得出其为非善意的结论。反之，如果持票人已支付相当的对价，尚并不足以积极证明其善意。持票人善意与否，仍应按其取得票据时的各种因素加以判断。[13]（P209）
四、签章人的可归责性
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只是法律对其提供保护的正当性依据，却不能说明本人失权或承担债务的理由。我们不能通过证明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中的一方值得保护，就理所当然地证成另一方当事人必须做出牺牲。[14]（P103）对外观信赖人的保护究竟应否以本人对外观事实的形成具有归责性为要件，抑或“纯粹外观”1能否产生权利外观责任，在大陆法系各国的理论与实践中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权利外观理论创始的德国，通说认为该理论的适用须以本人对外观的形成具有可归责性，并形成了如何判断可归责性的三个原则：第一，过错原则（Verschuldensprinzip），主张本人须对外观的形成具有过错，方可发生外观责任的法律后果。过错原则是传统侵权法过错责任原则在权利外观责任领域的反映。第二，发生原则（Veranlassungsprinzip），又称与因主义，主张对外观之发生、存续给予原因的人具有可归责性。与因主义最初是要确立一种不问外观责任人主观状况的客观归责事由，但在过错责任原则对其的批评中逐步加入了意思和过失的元素，使与因不再成为纯粹客观的归责事由。第三，风险原则（Risikoprinzip），也称危险主义，主张在本人危险领域内形成的外观，不论外观责任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第三人基于正当理由产生了信赖，外观责任人都要承担该外观事实的法律后果。[15]（P288-292）
在票据法上，虽有学者从票据作为有价证券所具有的绝对公信力为出发点，认为票据关系中的权利外观责任属纯然型权利外观责任，无须归责[16]（P137），但仍以票据债务的成立须签章人具有归责性为通说。这是因为权利外观责任的过度扩张适用，可能会给以意思自治为基石构建的私法制度体系带来风险，对制度体系的稳定造成潜在的颠覆性威胁。[17]（P333）票据作为有价证券之一种，确实具有超乎于普通债权的公信力，但是这种公信力并不是“绝对的”。票据法纵以交易安全和票据流通为基本价值，亦应兼顾法律的公平正义，权利外观理论的适用也须本人（即签章人）具有可归责性。“只有当信赖的构成事实属于义务人的负责范围时，才能正当化基于信赖的构成事实所生之责任。”[18]（P118）在归责原则的选择上，则应以保护交易安全和促进流通为目标，适用发生原则和风险原则。这是因为，在实践中，两个原则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明显。[18]（P119）过错原则由于在签章人和持票人的利益冲突中过于侧重签章人的保护，必将影响票据的交易安全与流通，应予摒弃。
在具体认定上，签章人在何种情形下具有可归责性，学界仍存争议。以日本为例，存在两种主张。主张一，认识或应该认识票据并自主署名，即成立归责事由。其原因在于，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善意取得人对于信赖票据的有效存在并不具有可归责的事情，这样，签章人至少应该承担因证券作成而建立起他人信赖基础的责任。[19]（P117）再有，根据票据用纸定型化、统一化交易的社会实际情况，认识票据并在票据上署名的人，通常应该意识到该票据具有成为第三人交易对象的危险。[4]（P58）此种见解在日本居于支配地位。另一主张认为，应根据票据占有脱离的情况判断归责性的有无，即基于权利外观的责任是从行为人的全部行为中推导出来的。这样，可以防止非基于意思的证券流通，在签章人因过失使证券流通上寻求归责事由。[20]（P196）票据如果放在桌子上、抽屉中，或者被家人、职工等内部人员从保险柜中盗出，那么，签章人就存在归责事由。票据如果在保险柜中被外部人员或强盗盗出，那么，签章人对于票据流通就不存在归责事由，从而也无须承担票据责任。[21]（P31）可见，在这一见解中，除署名之外，票据的占有脱离也作为判断归责事由有无的因素。
比较而言，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在实践中也更具有可操作性。相对于持票人，通常情况下票据的作成和流通都在签章人的掌控之下，也只有签章人才有能力消除或降低虚假的权利外观存在的风险。“那个必须承认这个既存的权利状态的表象之存在‘并对之负责’的人，通常是以可归责于他自己的方式引发了这一权利表象的人，或者是具有消除这一表象的能力而未去消除这一表象的人。”[2]（P886）由签章人而不是持票人承担外观事实发生的不利后果就具有了法律上的正当性。第二种观点对于签章人是否具有归责事由的判断太过模糊，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低，也不能有效指引当事人的行为。由于持票人从票面上无从知晓票据脱离占有的具体情形，在受让票据时也就无法确保交易的安全，这种模糊状态必将影响其受让票据的意愿而阻碍票据的流通。如果案件诉诸法院，归责事由的有无主要依靠法官的事实认定，这样就会导致主观随意性过大。
在以下四种情况下，签章人不具有可归责性：第一，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不具有可归责性。因为归责性以归责能力为前提，权利外观责任的负担不能加于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之上。在这种情况下，需对法定人加以考察。[18]（P148）第二，在绝对强迫下作成票据的场合，签章人不具有可归责性。因为此时票据签章人非基于其自主的行为而签章，签章人已无力对其签章的风险进行掌控。因此，因胁迫而在票据上签章的人不承担票据债务。第三，在票据签章被伪造的场合，原则上所显示的票据签章人不具有归责性。因为作出外观的并不是签章名义人，而是伪造人。但是，在票据的取得人向名义人询问签章是否真实，名义人给予明示或默示确认的场合，或在被委托保管的印鉴和当前交易使用的印鉴被冒用的场合，应该承认名义人的可归责性。[5]（P233）因为第一种情况下，虽然不是本人直接作出外观，但相当于本人承认其作成票据；第二种情况下，本人应该知道他人利用其印鉴和当前交易所使用的印鉴作成票据的概率很大，并可以控制该危险，故具有归责性。第四，在票据记载内容被变造的场合，变造前的签章人对变造后的内容一般不具有归责性。因为变造是在票据脱离签章人，进入流通中进行的，票据签章人不能控制变造的危险。但是，如果票据签章人为权利外观的发生设定条件，如由于记载不充分，提高变造的危险时，那么，就应该承认其对于变造的票据外观具有归责性。[22]（P75）
结 论
当票据的交易符合权利外观、合理信赖和可归责性三要件时，权利外观理论即可得以适用。此时，外观状态取得真实状态的法律地位。善意持票人依其对外观的合理信赖而取得票据权利；签章人因其对票据外观形成的“与因”而承担票据责任。由于围绕票据的法律关系存在票据债务负担和票据权利移转两大支柱[23]，根据票据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取得并不以在他之前签章的直接关系人或某一特定的签章人具有可归责性为条件。只要票据上存在一个具有可归责性的签章人，善意持票人即可向其主张票据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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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论文 篇九
关键词：票据付款人；审查义务；形式审查 ；重大过失一、质疑的提出
票据付款人经谨慎审查确认票据形式不存在问题，对非真实权利人的持票人予以付款，构成善意、有效的付款，其即使为错误付款仍可依法免责。该规则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为《票据法》之“付款人的善意支付”。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与我国《票据法》立法精神相一致，认为付款人对票据的审查义务仅为形式审查义务，其对错误付款承担法律责任仅限于存在恶意或重大过失。根据该办法第17条的规定，银行对付款提示之票据应进行“善意且符合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也对票据付款人的审查义务作出了规定。该规定将付款人及其付款人在付款时是否审查出伪造、变造的事实作为认定付款人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标准。这与《票据法》第57条、《支付结算办法》第17条的规定具有明显差别。事实上，审查票据是否伪造、变造已属于实质审查范畴，这也就意味着票据付款人负有票据实质审查义务。对票据进行实质审查固然能增强票据信用，强化对票据权利人的法律保护，但同时将明显加重付款人的法律责任。付款人若要完全履行该实质审查义务，将需更加全面地配备可准确识别伪造、变造技术的高新技术防伪设备，并需要进一步地完善防伪措施。笔者认为，《票据纠纷规定》将未审查出伪造或者变造的情形认定为“重大过失”的规定涉嫌违法越权，其合法性与合理性令人质疑。
二、对票据付款人审查义务具体标准的探讨
各国票据法一般会对票据付款人审查义务的具体标准进行规定，我国也不例外。根据《票据法》第57条之规定，票据付款人的审查义务包括两方面：一是审查背书的连续性，二是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在票据法基本原理上，付款人的审查义务一般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形式审查，二是实质审查，三是附带审查。[1]
（一）关于形式审查义务
有学者认为，票据付款人的形式审查义务主要包括两项：一是对票据自身的形式审查，即审查票据在形式上是否为合法有效的票据；二是对持票人进行的形式审查，即审查持票人在形式上是否为合法权利人，通常称背书连续的审查。[2]
一般而言，票据的形式审查事项包括票据样式和格式、票据记载事项、票据更改情况、票据签章和金额；对持票人的形式审查主要指审查背书是否连续。各国法律一般都会对票据的形式审查事项作出具体规定，如票据样式和格式，票据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以及票据签章要求等；背书连续，顾名思义是指背书前后相接，未曾中断。由于背书连续是持票人证明自己为合法权利人的依据，因此法律要求最后持票人必须为所有连续背书的最后被背书人，否则付款人应依法拒绝付款。
（二）关于实质审查义务
实质审查，是指付款人对票据取得的合法性、票据记载事项的真实性等问题进行审查，从而确定持票人是否为真正的票据权利人。一般而言，若票据付款人对票据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将严重影响票据流通功能与支付功能的实现。“各国票据法之所以规定付款人的审查义务仅限于形式审查，不包括实质审查，这无非是为确保票据的流通及支付功能。”[3]如今票据及持票人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辨识难度巨大，实质审查已远远超出一般付款人的能力范围。因此，让付款人承担实质审查的义务显得极为苛刻与不公平。正因如此，我国《票据法》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一样，规定付款人仅负形式审查之义务。“这种审查仅限于票据的外观形式，以票据的无因性、要式性和文义性为基础，不涉及票据外的事实和关系。”[4]
（三）关于附带审查义务
对票据以外的相关事项的审查称为附带审查，这种审查与上述两种相比稍显特殊，法律对该审查一般予以特殊规定。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种审查义务在性质上和效力上都与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不同。由于其对合法有效的付款行为的成立与否关系重大，故票据法给予特别规定。”[5]我国《票据法》也对付款人的附带审查义务进行了规定。根据第57条第2款的规定，付款人及其付款人应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在票据实践中，不法分子假冒他人名义，使用票据骗取贷款的现象时有发生。附带审查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此类行为的发生。然而，“在付款人未进行附带审查或未认真进行附带审查而发生重大过失，使当事人因他人冒领票据而受到损害时，票据付款人仅仅依其过失程度相应地承担票据外的过失赔偿责任，而不再承担票据上的再次付款责任。”[6]因此，附带审查的作用更多体现为防范假冒和骗取贷款的行为，对付款人要求的是提示与注意义务，并不发生票据上的效力。
三、《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的问题与完善
如前所述，《票据法》规定票据付款人对票据及持票人承担的是形式审查义务。然而，《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实际上规定了付款人的实质审查义务。付款人一旦未能审查出票据存在伪造或变造事实，即使其为善意付款行为，其仍将被认定为存在重大过失，不免除其对票据真正权利人的票据付款责任。笔者认为，该规定违反了我国《票据法》对付款人审查义务标准的规定，其对“重大过失”进行了不合法的扩大解释，有越权违法之嫌。对此，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应该谨慎对待，从严解释该条的规定，并应启动相应的修改程序，对该条的规定进行重新修订与完善。
《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扩大了对“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正如上文所述，《票据法》只要求付款人审查背书的连续性和提示付款人的身份证明，并未要求付款人对票据的真伪承担实质审查义务。在法理上，只有具备相当知识或者经验的人才能尽到的注意义务，一般人未尽到该义务不应认定为重大过失。显然，不论何种原因，只要付款人未审查出票据上存在伪造或变造事实就认定其存在“重大过失”，这显然有违一般法理。
其次，与票据法基本理论不相符合。票据法基本理论认为，票据具有流通性，流通性是票据之第一要义。
实质审查是对票据流通性的极大破坏，严重地损害了票据的流通效率。票据行为独立性也是票据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果付款人以票据存在伪造、变造为由拒绝付款，将直接否定票据行为的独立性，票据的流通性更无从谈起，这将使立法对票据独立性与流通性的设计变得毫无意义。
其三，不符合世界各国的票据立法实践和惯例。票据付款人的形式审查义务已经在世界各国票据法中得到普遍地确立。由于实质审查义务不利于票据的流通，甚至有可能会摧毁整个票据制度，因此各国票据法普遍摒弃了实质审查义务立法模式。只要付款人“对于背书在形式上连续之汇票付款者，即可免责也”。[7]根据《日本票据法》的相关规定，付款人对背书是否连续完整负审查义务，付款人对背书人的签名无审查义务。此外，《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的相关规定亦是如此。由此可见，一般而言，法律只要求付款人对背书是否连续承担形式上的审查义务，对于背书人签名等票据记载事项之真伪则不具有审查之义务。
最后，关于该规定在具体实务中的可操作性问题。在具体的实务操作过程中，票据几经转手，要求付款人在当天内其对所有背书人的签名真伪承担审查之责实属强人所难。若票据付款人因不堪负担票据真伪审查义务之重，导致大量付款人不能依法及时付款，将对整个票据流通秩序产生重大的影响。
总之，《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之规定不仅将降低票据的流通性，还将加重付款人的票据责任。该规定对《票据法》第57条之突破过分强调维护票据安全、保护票据权利人利益，这无疑将损害整个票据制度的健康运行。因此，《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有必要进行修改，重新确立起付款人形式审查义务。具体而言，可参照《票据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对其作如下修改：“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应充分、谨慎地履行识别伪造、变造的票据所要求的形式和流程，并充分、谨慎地履行核查身份证件信息所规定的程序和流程。付款人或付款人违反前款所规定之义务而错误付款的，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依法向伪造者、变造者追偿。”
四、结语
在形式审查、实质审查与附带审查义务三大审查义务的框架下，笔者从《票据纠纷规定》与《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对于票据付款人应承担的审查义务具体标准的不同规定入手，对《票据纠纷规定》规定的审查义务的具体标准提出了质疑，同时认为我国票据付款人仍应继续坚持形式审查标准。针对《票据纠纷规定》第69条规定中的问题，笔者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以期统一法律认定标准，实现立法规定和司法实践之间的合理协调。（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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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法论文 篇十
关键词：票据法；原因关系；无因性原则
我国《票据法》第10条为：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票据的取得，必须给付对价，即应当给付票据双方当事人认可的相对应的代价。
此条文第1款是对于票据的原因关系的规定，即接受票据的直接当事人之间的接受票据的理由必须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然而自我国《票据法》颁布以来，关于此条的争议便不绝于耳。纵观我国法学界，不论是学者还是立法者，各种不同的声音与看法都直指此条，对于其是否违反票据的无因性争论不休。
所谓无因性是票据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根据票据理论，票据行为具有独立性，不受原因关系的影响。票据行为只要具备法定形式要件就可以产生法定效力，即使其原因关系不存在、内容发生变化、被撤销或无效，票据债权债务关系也并不随之改变。票据行为一旦成立就与其赖以产生的基础关系相分离，该基础关系有效与否、存在与否都不影响票据行为的效力，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无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持票人只要能够证明票据债务的真实成立与存续，即可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
关于此条是否符合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学者们各有观点。
1.肯定说，认为票据的无因性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应遵循诚实信用及权利不得滥用等法律原则保护交易的安全，特别是在金融机构商业信誉低下且管理混乱，票据当事人商业意识薄弱的金融环境之下。这样才能防止不法分子滥用票据的无因性以扰乱票据的正常流通秩序。
2.否定说，认为其将票据行为变为“有因行为”，这也是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在转型时期下产生和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票据法，真实交易背景原则在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方面有现实的必要。但这是否是实现这种公法性立法目标与价值诉求的唯一、必须的途径？这样做不仅不利于促进票据流通与保护持票人权利，亦有悖于票据作为信用工具的本性。
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首先，此条款具有历史性且符合当今私法公化的潮流。我国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结算制度改革从而制定了《银行结算办法》，建立了以汇票、本票和支票等票据为主的银行结算体系，“虽然一定程度地体现了票据在平等主体间的经济职能，但同时其本身又具有浓厚的管理性法规色彩”，这也是《票据法》的渊源之一。1990年后基于票据活动的日渐频繁，为使其有法可依，《票据法》应运而生，其第10条与《银行结算办法》第14条第1款第3项之间事实的规范目的与功能相同，都为公法规范的范畴。这也正体现了现代私法的公法化趋势。其次，此项条款并非是将票据行为改为“有因性”，而是指出了票据行为无因性的相对性，并且也已有司法解释对这项条款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11月公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即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司法解释的起草者之一曹守晔就票据行为无因性进行了具体的阐述：“票据当事人即使违反了上述规定（《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第74条和第83条等规定），签发、取得和转让了没有真实交易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付款关系的票据，票据关系并不必然无效。只要票据本身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要价，票据关系依然可以有效，票据债务人就应当按照票据记载的事项对票据债权人承担票据责任。”由此可见，这样的解释是从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严格限制票据债务人的抗辩权，从反面维护票据行为的无因性，避免债务人滥用《票据法》第10条的规定。
再者，不仅理论方面有限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也已在灵活运动所谓的“真实交易原则”。在“交通银行中山支行诉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经营处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海口市分行等银行承兑汇票纠纷再审案”中，最高院根据票据法的无因性原理改判，从《银行结算办法》的性质与目的出发，认为其第14条第1款第3项虽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但这并非对汇票效力的规定，因此违反该条规定签发的票据因符合票据无因性原理而有效，从而维护了票据的无因性原则。并且其也已开始在强制规定的性质与目的上来认定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法律行为的私法效力，“应属管理性法条，基础关系欠缺并不当然导致票据行为无效”。
最后，也是笔者肯定第10条的十分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我国的金融体制现状。如今我国的金融体制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是体系改革的飞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涵盖面与影响力不断增强，基本形成了初具规模、分工明确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融资结构扭曲，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监管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等顽疾仍然存在。在体制不甚完善的特定时期，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仍是不可忽视的一环。我们不能成为唯效率论者，而应当从大局出发，在确保公平的基础上提高效率，兼顾实用性与安全性，这才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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