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论文范文2000字（精选8篇）
创新，是要刻进我们骨子里的一种思维。创新是世界进步的动力。有了创新精神，那么就有了前进的希望。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下面差异网为您精心整理了8篇《创新论文范文2000字》，希望能够对困扰您的问题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创新论文 篇一
1、缺乏贴近学生的创新、创业成功案例。以往在课堂上讲的都是一些大型的，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案例，学生虽然喜欢听，但是感觉距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整个过程中，学生更像是在听故事，在仰望那些电商界的巨人。很少有真正促动他们的案例。
2、在案例教学过程中，主要以教师讲解为主导，单项输出，案例分析思路程式化，缺乏多角度思维，缺乏设置问题的灵活性，缺乏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型。
3、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具备一定娴熟的计算机操作能力，但是现阶段的很多电子商务课程，都是在讲大把大把的理论，没有把计算机专业相关的课程比如网页制作课、平面设计与制作，flas等课程等学到的东西与电子商务创新、创业有效结合在一起。
二、以创新创业为目标的电子商务课程改革思路
以创业创业为目标的电子商务类课程改革应遵循“培养能力与传授培养并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并举，教师主导性与学生主体性相结合”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增加学生实践时间，增加社会实践学分，让学生能够真正“走出“校园区锻炼，能够真正意义上培养出具有“创新、创业、创意”三创能力的具有娴熟计算机应用能力的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
（1）改革课程内容，对已有的电子商务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与优化，渗透创业教育内容。现在已有的《电子商务基础与应用》课程，主要是以电子商务理论为主，穿插案例进行讲解。为了培养学生实际的动手能力，在已有的课程中渗透创业教育内容，特别是针对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他们已经有设计静态网页和实现动态网页的基础，比如在电子商务中涉及相关网页设计的课程模块里，可以让学生从创业者角度思考，以具体的某一家企业为背景来设计并制作相关的电商网站；在网络营销课程模块中，可以让学生分组模拟来完成建立一家即将在天猫店开设的企业所需的准备工作及后期相关运营的策划。从网站筹划与建设、具体工作任务在整个小组中的的分配及相关资料搜，宝贝图片的收集整理加工、flash广告动画制作、淘宝店铺的装修，微博微信推广等。通过这些课程的设计，不仅可以培养他们把具体的计算机能力运用到实际的电商运营中去，同时也可以锻炼他们的组织能力、沟通的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与此同时，也让他们把创新创业的精神贯彻到整个课程中去。
（2）开展校企合作，引入相关企业入驻创新工厂，使校内创业平台和校外创业平台想结合。学生在接受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中，如能进对真实企业项目开展演练，会引起他们更为浓厚的学习兴趣，创新创业的效果也会更好。同时可以鼓励有能力有想法的学生利用互联网进行创新创业实践，如可以利用淘宝平台、拍拍平台来进行免费开店，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在校内建设创新工厂，即引入有需求的电子商务企业，为学生创造真实的运营环境。选拔有想法的学生到真实环境中进行进一步的实践。开展校企合作，使校内模拟创业与校外真实创业的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企业的运营过程，提高他们毕业后进行自主创业的成功率。引入相关企业入驻学校创新工厂，让学生能够真正在实战中收获技能的成长和团队合作意识。
（3）积极鼓励学生参加创业类的竞赛，以赛促学。目前，全国和地方性的各类创新创业大赛也越来越多，学校也越来越重视一些比赛。在浙江省，每年举办的与学生创新创业有关系的比赛比如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设计竞赛和浙江省大学生电子商务竞赛已具有一定规模与影响力。并且这些比赛大多是以团队的方式参赛，但与此同时，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热情还是有限，主要少部分学生能够积极的投入的比赛中来。而这些比赛又能更够很好的锻炼人，不光是在文档书写，创新创意方面能够提升自己，还能够锻炼自我的团队合作能力。所以要鼓励更多的学生能够广泛参与各种创新创业竞赛来提升他们的创新创业能力，学校可以适当鼓励要求学生来参与这类比赛来获得相应的能力素质学分。在参与比赛的过程中，引导学生自我发展，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最终实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团队协作，能力提升”的目标。
（4）改革课程教学方式，以互动型案例教学为手段来设计教学。在传统的电子商务案例教学中，主要以教师讲解为主导，单项输出，案例分析思路程式化，缺乏多角度思维，缺乏设置问题的灵活性，缺乏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型，而互动型案例教学，不仅解决了传统案例教学所带来的问题，同时引导和培养了学生思维创新和对于案例中所蕴含知识的应用能力。真正意义上强调了实践中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运用。在互动性案例教学中，采取团队协作式上课方式，把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来组织上课。讨论问题，回答问题都以小组为单位。这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能力、沟通技巧与决策能力。
三、结论
创新论文 篇二
关键词：新新闻学；客观报道；新闻报道方式
到了20世纪60年代，客观性原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思潮——新新闻学（NewJoumalism）悄然涌现，它冲破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和写作手法的樊篱，如同一枚石子投入当时颇显沉闷、死板的新闻业“死水”之中，在美国乃至西方各国荡起阵阵涟漪。
一、什么是新新闻学
对于“新新闻学”一词，最初并无明确的界定。它开始只是一些“离经叛道”的杂志，如《村声》、《纽约》、《老爷》等，因不满当时新闻界沉闷的空气而无意间扶植起的“一种特殊的散文式论文”。随着参与者的日益增多，在新闻界渐渐形成一股时尚的潮流。“这些不同类型的写作都具有一系列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在任何一个作家身上，并不能发现所有这些特点）。有时这些作家仅靠打破禁忌，不仅讨论禁谈的题目，而且更多采用老式新闻教条所禁用的手段和写法，就形成了一种新声。”1973年坚持这种时新报道观念的美国记者汤姆沃尔夫（tomwolfe）和约汉逊（EWJohnson）,选出21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编辑了一本《新新报道》，“新新闻学”的称呼由此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新新闻学，又称新集纳主义，新新闻体。简单的说，所谓新新闻学是指用小说的笔法来写新闻故事。这种报道方式融合小说的创造想象力及新闻记者的采访技巧，一反新闻界过分依赖新闻来源提供消息的传统，由记者对现场一件事深入观察，并作详尽分析。新新闻学强调的是写作的风格及描述的品质。在这种新闻报道方式里，洋溢着浓郁的小说化气息和主观性色彩，甚至走着由事实转向虚构的道路。
这与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形成了强烈的冲突，几乎达到了另一个极致。许多新新闻记者公然抛弃传统新闻写作的许多禁忌，“怀着其他记者必然感受到但不敢流露的一切轻蔑和怀疑心情”，形成一种直言不讳和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拥有鲜明，独特的个性和内涵。作为美国60年代新闻界的“叛逆者”，新新闻学不仅在新闻报道观念（报道什么和怎样报道）上进行了重新的定位，甚而进一步将这种全新的观念渗透到具体的新闻实务尤其是新闻写作技巧之中，研究新闻写作如何具有激动人心的吸引力，如何刺激读者的想象力和参与意识。新新闻学无论是内在观念上，还是外在写作技法上，都表现出自己强烈的反传统色彩，这些反传统色彩也是新新闻学的重要特征。
（一）内在特征：新闻报道观念的转变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里，客观、真实已成为不可忤逆的重要原则。“报纸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在新闻中废止党同伐异。优秀的报纸所追求的是客观公正。”根据这一标准，新闻报道者应力争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将原原本本的事实传递给受众，而不应在报道中具有倾向性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态度和观点。然而时兴的新新闻学却完全背离这一报道观念，明确反对价值中立，向“客观性”原则发起挑战，并从报道题材选择和主客体关系重建上进行了开拓性的思考与实践。
1、题材选择的突破
在新新闻学尚未达到高潮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客观性”原则实际上已遭到了质疑和非难。众所周知，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动荡、文化变异、道德衰落，各种矛盾层出不穷，但标榜“客观”的正统新闻界却对这些重大的现实状况视而不见，“在可供发表意见的社论专栏中，金钱、特权和小城镇偏见的势力支配一切；所以，即使记者们有几分反抗精神，他们发表的文章仍不会越出常规一步，更不会对现状有丝毫威胁。”这种对社会生活反应的迟缓和冷漠，深深刺痛了那些关注现实、要求革新的新闻记者和作家的心灵，从而促使他们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叛逆的路途。
新新闻学从一开始就试图破解客观性题材的神话，将新闻报道的重点转移到那些“被正统新闻界所忽视、歪曲或单纯的加以利用的文化发展”上去。许多新新闻学的作品详尽描绘了“底下状态”的生活情景，包括政治骚乱、青年运动、女权主义、色情犯罪等等。在新新闻学论者看来，那些传统新闻业所认定的“客观事实”，大多是政客和社会显要们浮华虚伪的表演以及大而无当的政治经济活动，从深层次上考察，它们只是一些并不能充分反映社会生活本质的浮华表象。而新新闻学所关注的题材，则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凸现社会生活的本真，倘能充分的报道这些事实，新闻记者的立场便可称得上真正的“客观”。汤姆沃尔夫曾在《新新闻报道》里自信的宣称：新新闻学的目标是在理智和情感两方面席卷读者，是“给读者看真实的生活”，是说：“来！看！这是这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在他的新闻报道作品中，汤姆沃尔夫具有远见地将一些亚文化群的活动作为自己的写作题材，比如嬉皮士吸毒的场景、黑豹党运动等等，远远超出了传统新闻写作的限制。
2、主客体关系的重建
新新闻学在处理新闻报道主体与对象客体之间的关系时，也采取了与传统新闻报道观念大相径庭的方式：让新闻报道者完全投入到报道对象中去，“珍视直接性、对抗性和个性见证”。具体表现在新闻作品中，就是允许新闻报道者介入他所报道的某仪事件，并可参入自己特有的情绪和感受，表达个人的观点和意见。
这在传统从业者看来简直不可理喻，但新新闻学论者却偏执地认为：“新闻事实可以孤立存在并构成自足的报道对象”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认识论的假设，对事实的盲目崇拜使那些有关重大新闻的分析文章基本上成为对原有事实的重新编排，所谓的外部说明不过是重复和服从与已知的东西——“这样一来，新闻工作者对事实的主观认知和职业敏感等真正显示事实‘意义’的东西被擦的干干净净，新闻作品只是一个个缄默的、僵硬的事实的罗列。”出于这一理解，新新闻学论者让主观性回到了新闻报道的前列。正如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所说，新新闻学就是主观性的新闻，“在这种新闻中，作者作为一个中心人物出现，成为一个对各种事件进行筛选的个人反应器。”新闻报道者放弃了中立的姿态，从幕后走到台前，毫不掩饰的叙述着自己的见闻和感受，畅所欲言。有些作品甚至直接使用了第一人称，将自己作为故事里的一个人物，让读者与作者一同体验新闻事件。当然，在更多的作品中，新闻报道者并不直接了露面，但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主观气息，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新新闻学代表人物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名作《夜晚的军队》，就被汤姆·沃尔夫视为“一部真正的自传”。在这个非虚构的文本里，诺曼·梅勒作为故事的中心人物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他使用了大量关于他参与的事件的录音带和电影的原文材料，完全根据自己的见闻和感想进行报道，营造出一个离奇、怀旧而又令人愉悦的氛围，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二）外在特征：新闻写作技巧的小说化
如前所述，新新闻学说到底就是用写小说的方法写新闻，即以真实事件、真实人物、真实过程为基础，采用叙述性而非报道性的笔法，写作具有强烈记实风格的小说或散文，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去理解为写作小说化或散文化的新闻作品。莫里斯·迪克斯坦在评价汤姆·沃尔夫的《新新闻报道》一书时，明确指出：“沃尔夫在他的入选作品、批注和长达五十页的前言中只强调了新新闻的一个极为肤浅的特点：它的小说特性（‘像一部小说’）。沃尔夫选择了一些结构如同断片小说的作品；作为一名时时夸耀自己学历证书的编者，他喋喋不休的数落着它们的叙述手法。”尽管颇有微词，但他还是认同了新新闻学作品的小说特性。
回观新新闻学的实践现实，小说特性着实在新新闻学论者的写作理念和新闻作品里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运用和发挥。许多新闻记者虽被理论家们划为新新闻学的行列，但他们在主观上并无此念或少有此念，只是希望通过新闻记者的职业之便搜集素材，进而向优秀的小说家的角色逐步靠近。在新闻史上，被认为是新新闻学出色代表的诺曼·梅勒，便更偏爱小说家和历史学家的称号，他甚至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而拒绝外界赋予他的“美国最佳记者”的头衔。在新闻实务操作上，新新闻记者大胆突破许多约定俗成的写作笔法，如“倒金字塔式”结构、简明平实的语言等，借用小说创作的种种技巧，从材料组织、谋篇布局到叙述方法、语言运用上“无孔不入”，最终创作出“一种异常出色的渐渐接近幻想和小说的新闻作品。”这些灵活新颖、富有感染力的写作技巧，运用到新闻报道中以后，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从而奠定了新新闻学流派在新闻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新闻学写作技法上的小说化突出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1、采用一幕幕场景与画面组合的结构来描写事件，尽量避免历史叙述的方式。
新新闻记者笔下多见的非事件新闻、富有人情味或故事性新闻，在传统的报道结构安排上，一般采用历史叙述的方式，即根据时间、空间或事件发生的顺序平铺直叙，读者获取的是纵向信息，文章读完，整个新闻事实的脉络也便了然于心。但新新闻学论者认为，那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各种场景画面反而能更真实、形象的反映报道对象。因此，许多新新闻作品经常通过截取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要横断面，突破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来进行有机的串联、组合，再现新闻报道客体更身层次的面貌。就像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新新闻记者所选择的着一个个场景、画，并不是随意任性的，而是充分虑机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企求在完成组接后达到“局部之和大于整体”的报道效果。
著名新新闻记者吉米·布莱斯林（JimmyBreslin）在报道一起公司老板敲诈的案件时，就突破常规的选取了几个看似毫不连贯的场景镜头：（1）那位公司老板悠闲自得地坐在办公室里；（2）他望着窗外，兴高采烈地说：“啊！真是个钓鱼的好天气”，一位助手递给他鱼竿；（3）侦探敲门进来搜查，找到敲诈的东西；（4）法庭审判现场，这位公司老板被判刑，甚为恐惧的他鼻尖渗出汗珠。一幕活剧，栩栩重现。
2、通过一个事件亲历者的所见所想来表现场景。
由于新新闻学重视个人见证和直接感触，因而记者们在新闻报道写作过程中，经常会通过一个特定人物的口吻来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造成逼真生动的阅读情境，让读者如临现场。一般说来，新闻记者若在事件发生现场，那在作品中他只需以目击者的身份去陈述个人的所见所感即可。但更多时候，新闻记者是在事件发生后才着手进行报道的，这样他便需要一位现场情景目击者的帮助，让这位目击者回想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他在经历这些情况时所产生的感触，最终从目击者的角度出发来写作新闻。堂姆·沃尔夫在谈到这一新闻写作笔法时，曾评价认为：“如果他（新闻报道者）不是主要角色的话，那么采取自传的方式通常回失败。诺曼·梅勒的非小说作品都是从自传的角度来描写的，它们对这一规律的正反两面都作了很好的注解。”
《夜晚的军队》是诺曼·梅勒在新新闻学领域最出色的作品。由于梅勒本人亲身参与了1967年在五角大楼的行军历程，所以文中的许多场景、观点来自其真实体验和感受，如写到文章主人公“梅勒”试图越过军事警戒线前往五角大楼而与宪兵周旋的情景；“那个宪兵说话时，举起的棍子总在打颤。他（指梅勒，译者注）不知道棍子是由于宪兵想打人才发颤，还是因为他现在所具有道义力量给这位年轻士兵手中的武器注如入了一种恐惧？一种异样。的想法变成一种意念的旋涡，随着棍子的颤抖在宪兵的心头盘旋。宪兵似乎在慢慢的离开他那正对着绳子的位置，小说家也在跟着他移动。他们仍然面向对方，直到肩膀同绳子垂直。他们仍然在各自的想象空间里挪动，互不接触对方。棍子在不停颤动，梅勒跟在那位宪兵后面，他已经摆脱了他的纠缠。他绕了个圈，小跑着来到第二列宪兵面前，突然一种本能的驱使让他超过了第二列最近的那个宪兵，就像是从后面抄近路突然超了过去（这正是他原先的想法）。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感觉：逃过这些宪兵原来这么简单。宪兵们都僵住了，在他跑过的时候一个个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这段文字逼真的勾勒除出了事件发生当场的细微情形和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将读者完全带入一种紧张的氛围之中，达到了理想的新闻阅读效果。后来，诺曼·梅勒采用同样的方法去描写月球上的一次火拼，却遭遇残败。因为这次月战的主角不是诺曼·梅勒，而是太空舱工作的三位宇航员。梅勒采用自传的方法，几乎不能将读者带进太空舱，更不用说宇航员紧张的内心世界了，反而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使作品显得拙劣、乏味。
3、大量运用人物间的对话
使用直接引语是最有效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作家总喜欢通过对白来打破单调平淡。当作者精心描绘了一个人物之后，便要设法让这个人物“开口说话”，因为通过一个人的言谈，可以挖掘他内在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新新闻学论者充分借鉴了这种文学表现手法。“他们认为：与其像传统新闻报道那样偶尔引用一些人物的谈话或奇闻轶事，不如充分的作些谈话记录。”在新新闻学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过大量的谈话记录。这些未经加工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对刻画人物性格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同时，他们也确实对当时新闻界沉闷、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扭转作用，增强了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在亨特·汤普森（HunterThompson）的《地狱天使》里，对话描写达到了优美、娴熟的境界。1965年，描写贝斯湖傍“地狱天使”生活状况的小说和新闻为数不少，但只有汤普森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地狱天使》除了对人物进行淋漓尽致的刻画以外，更突出的是他记录了大量幽默风趣、合乎人物性格的对白，尤其是泰尼·巴克斯特警官和“地狱天使”头目索尼·巴吉尔之间对白，它是以巴吉尔的话结尾的，“别胡闹，长官。你知道我们都是很卑微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在这儿。”
4、具有象征作用的细节描写
小说写作中常见的细节描法，同样受到了新新闻学论者的钟爱。在他们看来，细节描写是充实作品骨骼的血和肉，它能使作品中的人物、场景活灵活现，历历在目，让读者备觉情真意切，耳目一新。许多新新闻作者不厌其烦地在作品里记录人物生活的各种细节，面面俱到，无微不至，几乎达到了烦琐无聊的程度。报道对象的某一手势、走路的姿势、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对上司的一个笑脸，等等，无一不能成为其笔下“具有象征性作用”的描绘重点。新新闻学认为，在新闻报道中，细节描写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不可或缺的“黄金笔法”，它对准确、真实地再现人物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众多新新闻学者中，理查德·戈尔德斯坦（RichardGoldstein）是较擅长采用细节描写的一位。他的《无理之年》虽说“是对某一类型人物的描述”，但在刻画某一具体人物的细节表现时也用尽心思，如他用这样一段文字来描述了那位十四岁男孩空虚、无聊的生活：“在周日晚上，他将会呆在自己的房间里，打开收音机，在床上跳来跳去，大开窗户然后再把它关上，稍微休息一下弄点吃的，梳梳头，跳跳舞，听听摇滚——任何事都行。最后，漫天咒骂，对着镜子做鬼脸，把课本扔到床下，然后花上一小时看他的乌龟吃莴苣。”[6]（P80）
5、大量的人物心理描写，包括内心独白
在传统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人物的内心世界难以捉摸，无法用外在的事实加以证实，因而在新闻报道中应杜绝人物心理刻画，否则便有失客观、公正。但新新闻学论者却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人物内心，透彻把握他们的思想活动，便可以揭示人物行为的深层动因。因而，他们在报道新闻时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甚至借用意识流小说常用的内心独白手法，再现人物的心理真实。在他们的观念里，这较之那些外部的、冷漠的和看不出动机的行为胜过百倍。这种笔法，在新新闻报道作品中比较常见。如在汤姆·沃尔夫的《电冷却器酸性实验》和《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里，都可以不费力气地找到心理描写的片段。
6、合成人物
合成人物是新新闻学遭受非议最多的写作手法之一，即便在新新闻学论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对之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太异想天开。具体来说，合成人物即择取诸多人物的特点组合出一个并不现实存在的虚构人物，使这一人物具有更大的社会概括力。它实际上就是鲁迅先生谈文学创作时提到的“杂取种种人”，因为“文艺作品要感人，发生强烈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把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典型化，创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来，使生活的真实达到艺术的真实”，[8]（P45）没有这种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艺术作品就“活不起来”。在新新闻学出现以前，新闻报道是绝对不能采用这一手法的，因为传统的新闻报道理论严格讲求真实性，认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任何程度上的虚构都有悖于这一观念。一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新新闻学标新立异，旗帜鲜明地在新闻报道中“合成人物”，并声称它采用这一手法是出于对某一类型人物的准确描述，而非对某一具体个人的刻画。无论怎样解释，合成人物终没能得到新新闻学的普遍认可，只偶尔在一些新闻报道作品里露露面。应该说，新新闻学借用小说笔法写作新闻是大规模的，远不止上述六种。我们经常能见到的还有诸如设置悬念，渲染气氛，运用刺激性语言、标点符号、像声词，倒叙，插叙等手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新闻报道的外在形式，加强了新闻报道的吸引力，成为新新闻学实现理论走向实践的最佳途径。
二、新新闻学产生的原因
追溯新新闻学的历史，许多研究学者惊奇地发现：其实有新新闻学之实而无新新闻学之名的类似报道由来已久。美国波因特学会高级研究员彼得·克拉克认为，新闻史表明“创造性的描写”手法甚至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而非几代人前。而美国麻省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的诺曼·西姆斯教授也说，他可以列出至少一二十位采用“创造性非虚构写作”技巧的20世纪作家，其中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5]当然，无论学者们如何努力地将这些写作纳入“新新闻学”之列，必须承认：它们仍只是“星星之火”，尚不能形成燎原之势。
一个新生命的出现，自然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施以保障。在20世纪初期甚至更早，客观主义理论已在新闻领域确立了不可侵犯的神诣，标新立异的新新闻学理论实在难以找到生存的土壤，更谈不上葳蕤成林。但极富戏剧性的现象出现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新新闻学悄然登场并急速汇成江河之势，狂卷美国的新闻领域，成为60年代美国文化圈内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新新闻学正式诞生的条件已然成熟。这些条件来自外部社会和新闻界自身，它们在实际产生作用时纵横交错，这里虑及行文的逻辑性和条理性，分列阐释。
（一）社会现实的变迁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外部环境。
美国社会的矛盾冲突从未停断，但像60年代那样剧烈尚属少见。美国文化学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里，使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来描述这种现实：60年代的社会动荡更像发生在全国每一个角落的数百次游击遭遇战，而不象一场有许多大规模战役组成的常规战争。[1]（P129）叛逆的气息无处不在，社会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60年代初期，继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1964年美国各地又相继爆发大规模黑人抗暴斗争，要求彻底废除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制度，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城市黑人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到了60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反越南战争运动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反战运动开始时只限于拒绝入伍，拒绝参加学校预备军官训练，烧征兵证等单纯的反战活动。由于青年人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站，感到政府当局既然做出这种不道德的事，就无权以道德法律约束青年，这种反叛报复心理，使单纯的反战运动进一步发展成为反一切权威，一切现行制度，一切传统道德的大动乱。青年们不但游行示威，并且占领政府机关、学校，在五角大楼国防部前撒尿，在各地征兵处的档案室中浇猪血。和这些集体活动相配合的是集体吸毒、，建立嬉皮杂居的公社生活。”[9]（P56）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若干黑人区的暴动和民权运动领袖牧师马丁·路德·金的遇刺事件，一些激进的黑人甚至开始发展地下组织，如“黑豹党”等。美国社会陷入了更深的泥泞之中，完全处于无序、失控的境地。可以说，从60年代起，美国开始走下坡路，黄金时代一去不返。
社会如此动荡，必然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包括新闻领域。当这股汹涌的浪潮无情袭来的时候，传统新闻界有些手足无措，长时间以来，他们只着力关注某些“在本质上比另一些事实更加崇高”的事实，全神贯注于全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心甘情愿地扮演着“吹鼓手”的角色，与社会现实关系疏远。面对众多突乎其来的社会景象、社会问题，传统新闻界选择了拒绝和刻意回避的应对方式。但社会变迁的火焰已经熊熊燃起，欲扑难熄，新闻受众期盼着出现能全面反应社会复杂性、多样性和深刻变化的报道，许多面目焕然一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走上了历史的前台。新新闻学便是其中之一。一群不再墨守成规的新新闻记者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对那些被正统新闻报道遗忘或歪曲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和剖析。他们“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的、恐怖的、横流的美国六十年代”。[1]（P143）汤姆·沃尔夫的作品《激进主义的时髦款式》，就将笔触伸向了地下组织的生活状况，详尽报道了“黑豹党”一次筹款宴会的前前后后。从这个层面上说，美国60年代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为新新闻学提供了广袤无垠的题材空间和生存环境，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可能。
（二）相关学科的嬗变为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有利的文化土壤。
伴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美国文化界掀起反传统、反权威的热潮，“不再一切照旧”成为那时候主导文化的口头禅。在这个时期，各种文化思潮都陷入了偏激的争执和论战之中，各种理论群体和流派杂色纷呈，各种文化（艺术、文学、美学、哲学等）倾向更迭频繁。但随着一次次理论的碰撞和兼容，渐渐地，一股具有怀疑精神和反叛姿态的文化思潮引领，并迅速风靡全国。这股文化思潮汇集了多种哲学、文学、艺术流派的思想，对传统怀有决绝的态度，坚持价值削平的策略，这些特征确定了它走上极端的必然，同时，自然会对新新闻学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1、哲学思潮的嬗变
60年代美国社会矛盾激烈，文化冲突尖锐，却是各种哲学流派竞相显露身手的大好时机。与动荡的社会节奏相适应，一些强调主观主义、意志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哲学思潮逐渐走上巅峰。在这些时兴的哲学思潮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给新新闻学提供了催生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法兰克福学派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末，它杂以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主要任务是对现代社会、特别是对当代资本注意社会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研究和批判，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该学派的成员都具有激进主义思想，以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最为突出，他曾被奉为“学生运动的先知”，“青年造反者的精神之父”。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自己的理论是“批判的”理论，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功能。法兰克福学派曲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否认有同一性的存在，认为“一切存在物的现有形式都是有待转化的，只要对现存的状况是否定的，才开始有真正的存在。否定性构成了一切有限物的本身，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内在动力”。[10](p450)由于理论上的这种绝对否定性的特征，它在政治思想上往往表现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同时对传统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现存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等等，都主张采取极端手段，这些无异于给新新闻学的产生注入了一针催产剂。
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进入全盛时期，并渐而取代逻辑实证主义占据欧美哲学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这时的存在主义，更大程度上已成为对现代西方社会异化现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进行的独特的哲学反思。它强调人的意识的自由存在，推崇非理性主义，注重个人主义的自我选择和创造，代表着西方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给欲将崛起的新新闻学树起了理论上的保障和思想上的支持，在新闻报道方式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2、文学思潮的嬗变
美国文学在50年代开始遭受裂变的阵痛，“垮掉的一代”在所有他们认为应该发表一点看法的地方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反叛，期待着能冲破传统的束缚，打乱一成不变的秩序，使思想得到最大程度的解放，文学界其他流派也是如此。50年代后期出版的许多书籍，都强调敌视当时的主导精神，而60年代思想的直接基础正存在于这些离经叛道的著作之中。
对于美国60年代的文化领域（包括文学领域）发展状况，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在其1978年出版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里评价认为：文化领域，其轴心原则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与经济、政治体系的非人化和类型化模式相反，文化领域坚持“个性化”和“反体制化”精神。它独立无羁，以个人兴趣为衡量尺度。在这里，个人感觉、情绪和判断压倒了质量与价值的客观标准，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雅俗。文化的民主化倾向会促使每个人去实现自己的“潜力”，因此也会造成“自我”同技术—经济秩序所需的“角色要求”不断发生冲撞。[11]（p125）由此可见，60年代的美国文学，重新换回了主观性、自我表现和对自我的浪漫主义信仰。而随着文学作品中主观倾向的日益明显，各种写作中自我表白的强烈愿望开始盛行，小说与自传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许多人纷纷将自己的经历写进自传而不是小说之中。个人真实的经历成为众多写作的主线，并不时被强调着需要受到感情脉搏的验证。艺术和政治奇迹般地成为个人成功的工具和找回纯真自我的最佳途径，这在近几十年里尚属首见。文学思潮的嬗变开启了新闻报道写作的新思维，在一片关注自我、突出主体的文化氛围中，新新闻学应运而生。一出场，新新闻学就旗帜鲜明地标榜“反传统、反权威”，将斗争的矛头直指正统新闻界，要与新闻常规的“妖魔们”作战——非人格化、平庸无聊、局内人心理及伦理上的中立性都成为其攻击的重点。一种全新的新闻报道方式脱颖而出，期待着散发出更为炫目的光彩。
哲学、文学，还有传播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天然地与新闻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经络联系，它们从内而外的嬗变，对新闻学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新新闻学的很多理论基础、思想根源和表现手段，都得益于这些学科的新突破。
（三）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对新新闻学的出现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美国新闻业发展到20世纪中期，呈现出一个别有意味的趋势：越来越多的报纸、电台、电视台落入越来越少的报系手里。就报纸而言，几乎每五家中就有三家归属某一报系，并且各大报系仍不断加紧着它们吞并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报系本身又是属于某一财团的，而美国的财团与政府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国民前卫》周报创始人兼主编詹姆斯阿伦曾指出：“在美国，每个政府官员都想利用报纸来美化自己，只有少数正直的人士除外。这是我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三十五年所得出的一条不容置疑的结论。”[12]这样一来，新闻界便经常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大部分新闻记者主动放弃努力，甚至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因为他们心里清楚：他们自己明显的言行不一堪与政客相比。金钱与权力总在有意无意间羁绊着新闻业的独立性。
在另一方面，传统的客观性报道并不客观，也让新闻业走向了更深的危机。尽管许多记者出于职业道德的考虑，尽量不参与一些虚伪浮华“表演”的报道，但对“客观事实”过分的信任，也使他们时常发挥适得其反的作用。50年代，美国参议员乔麦卡锡JosephMccarthy）在演说中指控美国国务院里至少有200人是共产党，而且他拥有这份名单。当时新闻界水也没见过这份名单，但新闻记者在“客观性报道”原则下照实报道了麦卡锡的言论。后来事实证明麦卡锡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客观性”的招牌轰然倒坍。在越南战争的报道上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记者们按照美军大本营提供的战报进行报道，却未料到美军大本营故意夸大敌亡人数，自吹自擂，结果让新闻媒体尝到了这种“客观报道”的苦头：失去读者的信任。
进入60年代动荡期，美国各行业几乎都发生了迥异于前的改变，传统的新闻业的许多弊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亟需找到缓解危机的途径。新闻界自身的觉醒已经刻不容缓。在这种情形下，玫瑰新闻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寻求着新的突破。
报纸。尽管当时美国报纸的作用和数量都在缩小，但报界还是发生了一场破坏度不高的“小地震”。一些“新左派”报纸“地下报纸”屡屡露面，以令当权者瞠目结舌的新闻事实和新闻言论吸引普通公众的注意。而随着美国教育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新科技的飞速发展，美国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也随之转变，越来越多的读者对纯新闻的报道方式表示不满，重在提供纵深背景并加以诠释的解释性报道、以政府机构为主要对象并延续“扒粪运动”精神的调查性报道盛行一时。遗憾的是，没有一份报纸成为新新闻学的前沿阵地，即便是那些声称要“破除迷信，追逐自由”的新型报纸也不例外。实际上，报纸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一举一动都会遭到强权的压迫，最终所能选择的只有退缩。
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在美国的迅速崛起，给平面媒体（报纸、杂志等）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它们在报道新闻的时效性、形象性上占有突出的优势，令平面媒体望尘莫及。平面媒体只能在新闻报道的广度和深度及特别题材的报道方面尽力与之抗衡。报纸因为版面空间等局限性无法大展拳脚，这一历史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杂志的肩上。
杂志。新闻杂志在20世纪20年代问世后极受欢迎，迅速发展成为一种独具魅力的新闻传播样式。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新闻报道这些美国60年代新闻报道的“新品种”，无一例外都与新闻杂志有着深远的渊源。新闻杂志在报道内容上的宽泛，在报道形式上的灵活，都为新新闻学的诞生提供了有效的现实启迪和坚实的思想保障。新新闻学在60年代的美国文坛掀起阵阵声势浩大的狂澜，并由此引发写作的新倾向，纪实文学风暴急速席卷文坛。在《村声》、《滚石》、《纽约》、《老爷》等阵地性杂志上，纪实文学作品已占三分之二的页码，而仅在10年前，这个不小的比率还是属于小说的。事实证明：在60年代的美国，新新闻学已步入了它的鼎盛阶段。
三、如何看待新新闻学
新新闻学产生以后，由于其叛逆的个性和另类的姿态，遭到新闻批评界猛烈的讥讽和抨击。1972年，美国《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杂志曾发表文章，公开嘲笑汤姆沃尔夫是个“天才的、富有创造力的撰稿人，不过却只有蚂蚁的社会良知。”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但如此武断而坚决地否定新新闻学，显然缺乏历史眼光和科学态度。
纵观新新闻学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新新闻学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是在各种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才登上新闻舞台的。我们在上一节对此已做了分析。新新闻学能够在美国风光近十年，并掀起那般巨大的波澜，与它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密不可分。也不可否认，新新闻学在反传统、反权威时选择了极端的方式，在很多地方都显得单薄、脆弱，一旦反击的力量横扫过来，新新闻学便不堪一击地退缩到历史的角落里，从此一蹶不振。
（一）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积极意义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新闻报道方式的更替汰变亦是如此。在客观性报道“失宠”的背景下，新新闻学在理论上更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突破传统报道观念，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
传统的新闻理论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体系已基本成熟和完善。但从另一角度说，这种成熟和完善也使人们的新闻报道观念模式化，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让新闻报道渐渐走入单调、沉闷的误区。尤其是客观性报道，在美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拥有了坚实的历史地位，它所持守的许多报道观念符合新闻基本规律，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而尽管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从20世纪30年代起，客观性不断受到或重或轻的抨击，但却未能出现对它形成强劲冲击的全新新闻报道观念。
不过，从新闻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这种精神产品的性质从根本上规定着新闻工作者的求新心理。新闻工作者不仅应该培养敏锐的感受与发现新闻的心理素质，而且还要运用新的形式、新的方式来表现、传播新闻。一旦报道观念陷入僵化、呆板，就必须求新、求变，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新闻的意义，失去“喜新厌旧”的读者。新新闻学论者响应时代的召唤，自觉能动地思考与尝试，在新闻报道方式转型方面作出艰苦而不懈的探索。这些“准新闻记者”深刻剖析了客观性报道的优势与不足，在承认它合理性的同时，着重研究了它的弊端：客观性报道往往孤立地、表面地报道新闻事实，无法反映错综复杂的事实真相，并且它所主张的原原本本报道的原则，也遏制了新闻记者主动发现问题的积极性，成为束缚记者手脚的绳索。在这种情形之下，新闻学论者凭着“不破不立”的创新胆识，决心通过自身的实践努力，重新建构新闻报道观念。他们一反旧有的新闻报道原则，无视各种新闻报道禁忌，以主观的姿态进入新闻报道，在作品中作主观的叙述，甚至允许掺入报道者的主观感受、情绪和观点，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更加真实、更加生动地透视事实的本来面貌。
新新闻学主张的新闻报道观念强调主体（观）性，重视个人验证，明显与传统的新闻报道观念差之甚远，以致有人将新新闻报道等同于主观报道，说它完全背离了新闻报道应客观公正的原则，实际上就是主观报道的翻版。这种断然否定新新闻学创新意识和开拓勇气的看法不免失于偏颇。新新闻报道固然在作品中加入了鲜明的主观色彩，但其初衷是为了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般更真实、更深入地了解事实；而并非像主观报道那样，将主观意图伪装成客观存在，然后假借事实这一载体，将之传递给观众。从这种特性对比可以看出，新新闻报道虽然采取了与客观性报道截然相反的方式，但它们的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都是为了真实、客观地反映外部世界，与主观报道有着本质的区别。
毋庸讳言，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新新闻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并未能如愿担负起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任务，但这丝毫没有妨碍它作为“一种积极的反叛”所具有的价值。在新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科学的创新意识不可或缺，能为今后积累一些经验和教训，即便走走弯路也没什么关系，而新新闻学在新闻史上的价值正在于此，它摆脱了新闻报道观念僵化的窠臼，开拓了新闻理论的新视野，激活了新闻理论的新思维，给新闻领域吹来一阵清新的风。
2．它突破传统新闻报道模式，实现了新闻写作风格的多样化。
在传统的新闻报道写作中，通常用“倒金字塔式”结构来组织事实。“倒金字塔式”结构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内战。那时候，战地记者的绝大部分稿件通过电报传回报社，但由于电报在当时还是新发明，常出故障或被敌人破坏，这迫使新闻记者要把最新鲜、最重要的新闻事实放在最前面，使报社尽可能收到最新消息，其他内容也按新闻事实的重要性递减顺序，形成一个顶部硕大（最重要的材料）、底部则细入尖端（次要的材料与最不重要的材料放在最后）的“倒三角”。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推广，“倒金字塔式”结构已成为传统新闻写作（尤其是消息写作）的经典模式。美国著名新闻学者威廉梅茨（WillianMetz）认为，“倒金字塔式”结构之所以能长期主宰新闻写作形式，是由于它具备与众不同的优秀品质：（1）便于记者迅速地组织事实；（2）便于编辑制作标题，使他只须大致看完头一、两段就能知道这条新闻的基本事实；（3）便于版面编辑压缩新闻篇幅，而不会损害它的完整性；（4）便于读者阅读。[13]“倒金字塔”结构完全符合建筑家路易斯·B·苏利文的名言：“形式为作用服务”，对形成简洁、明快、朴素的新闻文体写作风格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许多新闻学者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如杰克·海顿认为“倒金字塔结构既没有过时，也永远不会过时。倒金字塔式是大多数动态新闻必不可少的形式”；[3]（P132）威廉·梅茨也认为：“传统的倒金字塔形式将在朴素地表述事实方面继续占支配地位”，“即使采用倒金字塔形式，记者仍有大量机会表现他运用语言的努力、想象力和创造力”。[13]
尽管“倒金字塔”结构存在多方面的优势，但由于它显得过于标准化、单一化，因而也难免遭到非议。批评者指出：它缺乏生气和活力，过于古板和陈旧，对新闻文体写作风格的多样化形成极为不利。新闻从业者大多不愿因循守旧，很早便开始了实现新闻写作多样化的努力，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包括新新闻报道都是当时相继涌现的挑战传统新闻写作的种种尝试。新新闻报道则当之无愧处于“排头兵”地位，它对传统新闻写作发起的冲击是最有力、最尖锐的。新新闻学否定“传统的新闻写作”，将它称之为“墨守成规的新闻逻辑”，“新闻记者的原始主义”，“是客观性的愚蠢作品”。他们认为作者与作者的混合才是真实的。只有用艺术方法写新闻，才能高于事实，进行真正的艺术概括[14]（P81）在他们看来，“倒金字塔式”结构用一种近乎武断的方式要求人们接受所谓的“重要事实”，实质上是无视读者的自主批判意识，有悖于新闻传播规律。更进一层来说，既然我们承认新闻报道不能一成不变，应时时求新、求变，那就应该突破这种单一的文体规范，追求能够激发读者好奇心、刺激读者想象力的新型作品。故而，新新闻报道大规模借用文学的手法，在文中极尽渲染、描写之能事，使之既具有新闻体裁的特征，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新闻与文学的融合。即便它未必像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既解救了新闻的危机，也解救了文学的危机”，但它却将一种崭新的文体写作风格也带进新闻写作之中，丰富了新闻写作的内涵，推动了新闻报道的进步。
3、它对当代新闻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新新闻报道虽然在当时并非一枝独秀，尤其是没能占据报纸的主导地位，但它的许多理论和手段对后来新闻报道方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正面效应。1978年，美国著名学者舒德逊（Schudson）曾评价说：“新新闻学对报纸新闻界写作也许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却有间接的影响。它助长了报社记者的想象力，例如《滚石》杂志在全国各地普遍受到读者的喜好，最近报纸开始朝特写及杂志写作的路线发展，《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及其他报纸，现在每周发行半杂志性周刊，由于这些半杂志周刊，主要以刊登自由投稿作家的作品为主，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允许作家发挥想象力，并注意人格、风格及内幕消息的报道，这些周刊间接影响了记者及读者的口味，使他们逐渐摆脱传统客观性报道的束缚”一些理论甚至认为，新新闻学在20世纪90年代已奇迹般的复活兴起。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查理斯·哈维1994年10月撰文介绍：汤姆·沃尔夫曾大力提倡的一些“新新闻主义”要素在今天的很多报纸上确实已像百分比示意图一样常见。这些报纸中既有名牌大报《纽约时报》，也有不那么出名的〈〈俄勒冈人报〉〉、〈〈华盛顿晚报〉〉。虽然记者们不再使用“新新闻主义”这个字眼，而改用“文学性新闻”、“亲近性新闻”、“创造性非虚构写作”这样一些名词，他们的作品却与沃尔夫那些“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作有着惊人的相似点：用描法撰写，大量采用对话，设置场景，细致入微地刻划生活细节等等。哈维的观点来自于他对美国新闻现状的关注，在90年代的美国，的确出现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新闻报道现象：俄勒冈大学新闻学院拟出“创造性写作”计划，并于1994年秋起授予“创造性非虚构写作”的硕士学位；斯克里普·霍华德的加州电视制作公司当时也计划创办一份新闻杂志，并坦言会采用一些“新新闻学”的艺术性和接近性手法；1994年1月在佛里达召开的第13届基韦斯特文学研讨年会上，第一次讨论了新闻问题和采用“文学性描写”手法的特写记者；甚至〈〈今日美国〉〉也在不断更新，尝试着刊登第一人称的文章……这些确凿的事实让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新新闻学”的余响，证实了“新新闻学”的活力。当然，这些新兴的报道方式与新新闻报道也仅是相似而已，并不像哈维所说的那样意味着新新闻学的复活。毕竟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更何况它们已对新新闻学过度使用文学手法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
立足于世界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我们会发现，新新闻学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方法，对新闻报道方式发展的新趋势作出了前瞻性的探索和尝试，目前正逐渐在各国的新闻实践里显露出来。我国近些年兴起了一些全新的新闻报道观念和方式，它们虽与新新闻学并无多少直接的联系，但或许可从另一层面证实新新闻学的价值所在。
注释：
[1]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美国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2]罗文辉。精确新闻报道[M].正中书局
[3]杰克·海顿。怎样当好新闻记者[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
[4]楼坚。新新闻主义的复活[J].新闻大学（冬季号），1995
[5]王雄。新闻报道和写作的新纬度[J].江苏社会科学，1998
[6]TomWolfe.TheNewJournalism[M].Harper＆Row，Publishers，1973
[7]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A].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8]马玉田。艺术真实十题[C].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
[9]赵浩生。漫画美国青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10]钱广华。现代西方哲学评析[J].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
[11]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2]詹姆斯·阿伦森。新闻采访和写作[Z].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1980
创新论文 篇三
（一）群众文化的创新举措
1.创新群众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首先，要使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形式新颖、有创意而且多样化，使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极大丰富。其次，要深入了解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新特点以及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需求，进而结合群众文化的特点对其形式和内容进行科学合理的探索，并且不断大胆创新，使群众文化的形式实现新颖化和多样化，使群众文化活动的内容不断丰富。
2.创新群众文化的指导理论。首先，要在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指导的前提下，结合时展的需要进行有关先进群众文化建设的探索：其次，要以群众文化的基本理论为研究基础，在不断的群众文化活动实践中摸索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创新新思路和新方法；再次，要重视群众文化理论与群众文化实践的紧密联系和结合，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创新理论研究机制，使群众文化活动的建设和开展得到更好的指导。
（二）群众文化的创新是必然趋势
1.群众文化的创新是适应人们精神文化发展需求的必然趋势，也是广大群众所盼望和追求的。广大群众对群众文化活动是满怀期待和积极参与的，在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过程中，群众文化工作者一定要结合群众的需求和特点指导其掌握方法，要引导其坚持下来，以便促进群众文化活动的有效开展。随着人们精神文化追求的不断提高，要想满足人们多元化、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者就要在加强群众文化建设工作的基础上，搞好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并对群众文化不断地进行有目的地创新，以便有效地实现群众文化在不断发展的社会中的重要社会价值和作用。
2.广大群众在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文化素养，并对群众文化工作提出了创新要求。随着社会文化的繁荣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广大群众参与群众文化活动的主动性越来越强，而且在参加群众活动过程中培养了创新意识，对群众文化工作提出了创新要求，这也同样显现出了广大群众综合素质的提高。我们一定要发挥广大群众的主体性，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新意识，促使他们在便于参与、乐于参与的群众文化活动中发挥其文化创造潜能，使群众文化工作的创新脚步与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合拍。
二、反思群众文化，促进繁荣发展
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是否能符合广大群众的需求，是否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又是否能顺应广大群众的心声，最为关键的是看开展的各项群众文化活动是否贴近广大群众的生活，是否是从广大群众的实际出发。所以，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之前的载体设计、策划、组织实施等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广大群众的实际，要从群众的实际出发，要重视群众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力求使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富有特色。
群众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需要有一支热爱群众文化工作的队伍作支撑和后盾，这支文化队伍一定要政治素养过硬、业务能力足够精、敬业精神特别好，而且又充分热爱文化工作。要不然，财力再强、设施再好、政策再优惠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者要自觉地、不断地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同时，文化工作者的培训工作也一定要开展得有声有色，以有效提高其各项能力，有效促进群众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例如，可以通过开办业务培训班和业务讲座，分期分批地培训当下的文化工作人员，使其业务素质和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同时，要做好新进文化工作人员的招募计划，并且要有目的地实施公开选拔，保证其具有相对较好的文化水平、业务素养，为朝气蓬勃的高素养新群众文化工作队伍的组建打下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者也必须努力学习相关文化方针政策，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和业务能力。
群众文化的繁荣需要有文化工作者做支撑，而群众文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同样需要有大量资金的投入和积累作保障。国家的相关拨款对于群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群众文化活动的建设和开展的宗旨是服务于广大群众，而群众文化的建设和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同样需要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扶持。例如，组织和开办各类相关的文化艺术培训班、开展各种相关的文化娱乐活动、举办各类相关的社团演出等，都可以结合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意愿收取一定的费用，这种收费要建立在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接受的基础上。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产业化可以推动和促进群众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文化产业化也是市场经济规律下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的结果，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的双丰收。
三、总结
创新论文 篇四
第一，调整科技创新战略的指导思想，更加强调原始性创新，力争实现科学技术发展的跨越。当代国际科技和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产业竞争加速由生产阶段前移到探究开发阶段。原始性创新作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不仅能够带来技术的重大突破，而且能够带来新兴产业的崛起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带来无限发展和超越的机会，因而成为决定当代国际产业分工地位的基础条件。加强原始性创新，努力实现从以跟踪模拟为主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深刻转变，这是我国新世纪科技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和支持科学家进行自由探索，并在国家需求和科学前沿紧密结合的基础探究领域积极开展创新性探究，为技术和生产的发展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为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做出应有的贡献；另一方面要在高技术探究发展中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更多地把握自主知识产权，不断提升产业技术水平，逐步摆脱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对外技术依靠的被动局面。在制定和政策方面，我们将建立起和原始性创新相应的评价制度，形成符合科学和技术不同发展规律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我国科学家参和国际学术交流和探究合作。我们始终认为，在科技发展上，中国不但要发挥制度的优势，更要树立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紧紧把握新科技革命的大好机遇，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平安和有一定基础和优势的重点领域寻求原始性创新，利用后发优势实现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第二，调整科技创新的理念和管理体制，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价值观。应当说，人才非凡是尖子人才是创新的先决条件。面对当今日趋激烈的国际性人才争夺战，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构建创新环境、完善创新服务和营造创新文化。我们必须改变“重物轻人”的观念，把“以人为本”体现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引导更多的科技人员进入市场创新创业，促进科研机构形成开放、流动、竞争的局面，以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努力营造有利于科学家成长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包括通过科技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数据共享等多种方式，为各类人才非凡是那些“小人物”的创新活动给予公平的对待。要做到“以人为本”，就必须推进管理机制改革，引导科技人员关注探究成果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强调技术创新成果不要仅仅停留在论文、报告的形式上，而是尽可能地物化成为可操作的技术、可交换的产品，把知识变成专利、标准，并最终在市
第三，调整科技创新的工作方针，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所有科技领域居于领先地位。非凡是对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论是基础探究还是战略高技术探究，抓什么、不抓什么，先抓什么、后抓什么，这是战略决策的首要新问题。早在1990年，总书记就明确提出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但是，由于熟悉不到位，在机制上也缺乏有效的约束，这一方针贯彻力度仍显不足。当前，我们在科学技术发展当中确实存在着急于求成的倾向，总想为国家多做一些事情，这种愿望毫无疑问是好的，但是轻易导致力量的分散，形成“撒芝麻盐”式的项目管理，结果是“半亩树苗一桶水”，哪棵树苗都救不活，难以集中精力和财力办大事。另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科技资源本来就是稀缺，更应当克服探究工作的分散现象，把有限的资源用好。因此，我们要以产品、新产业为中心，把国家、地方、企业各方面的力量集成起来，实施一批重大专项，办成几件大事。同时，我们也要处理好集中和分散的关系。非凡是在创新的起步阶段，针对不同的创新思路和技术路线，调动各方面创新的积极性，用相对集中的资金来发现和凝练重大科技新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国家支持的重点。
第四，调整科技创新的模式，从注重单项创新转变到更加强调各种技术的集成，强调在集成基础上形成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长期以来，我们科技计划比较注重发展单项技术，这是技术开发初级阶段的必然过程。但从科技和经济结合的内在要求来看，单项技术的探究开发，由于缺乏和其它相关技术的衔接，很难形成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或产业。事实上，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不仅是一个创新过程，更是一个组织和集成的过程。以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为核心，使各种单项和分散的相关技术成果得到集成，其创新性以及由此确立企业竞争优势和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意义远远超过单项技术的突破。为此，我们将通过强化国家战略部署和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打破传统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各种条条框框，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重组和合理配置。国家重点科技计划都将明确强调学科间融合和部门间协作的必要性，强调从以发展单项技术为主转向发展单项技术和多项技术的集成创新，注重以产品和产业为中心实现各种技术集成。
第五，调整科技创新的政策对象，从注重科研院所转为调动和组织全社会科技力量。随着科教兴国战略逐渐深入人心，全社会关注和重视科技的程度也不断增强。今天的科技工作，早已不只是科学家们深居斗室的冥思苦索，而是成为众多社会群体自觉的行为和价值取向。地方科技工作在国家科技工作体系中担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科技的需求十分迫切，并且和经济的结合比较紧密，地方政府对加强区域科技创新也更加重视。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宏观上加强对地方科技工作的指导，促进地方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高等院校是公共科学知识生产的主体之一。由于高校具有能激发创新思维的独特人文环境，大跨度的学科间交叉、渗透以及数量巨大的创新人才，使其在原始性创新方面往往具有独特的优势。实现科技和教育的紧密结合，对于我国科技事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近年来，一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迅速崛起，使我国科技事业的总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确立企业在探究开发和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我们将努力打破条块分割的传统工作格局，努力形成部门、地方、高校和企业互融互动的新型科技管理体系。场上取得收益。
创新论文 篇五
关键词：旅游保险；旅游市场；旅行社责任险
中国保监会和国家旅游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保险工作的意见》，为一直发展滞后的旅游保险市场立下了规章，进一步加强了对旅游保险市场的监管力度，指明了旅游保险的发展方向。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旅游人数规模巨大，旅游各环节中的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法律风险和违约责任等风险日益突出，迫切需要保险保障。然而，旅游保险业的发展却一直不尽人意。因此，深入做好旅游保险工作，加大旅游保险的创新，是保险监管机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保险公司和旅行社面临的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一、旅游市场现状
2005年，我国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均快速增长，旅游产业规模日渐庞大，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旅游国。经国家统计局确认的统计结果表明：2005年，我国入境旅游人数达到12029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到292.96亿美元，国内旅游出游人数达到12.12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到5286亿元，国际国内旅游业总收人为7686亿元，公民出国(境)人数达到3103万人次，各项统计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旅游市场壮大的同时，风险保障必不可少。令很多保险公司感到困惑的是，与热闹的旅游市场形成了巨大反差的国内旅游保险，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在一些地区甚至会遭遇出行者的冷眼。就目前国内的实际情况，为旅游者提供安全保障的旅游保险严重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而且将成为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旅游保险为旅游者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保障服务是保险公司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二、旅游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
(一)我国旅游保险起步较晚
1997年国家旅游局了《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暂行规定》，将旅游意外险明确为强制保险，由此确立了我国旅游保险的基本框架。1999年，中国人寿在国内首家推出了《旅游意外保险条款》，随后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旅游保险渐成规模。
在国外，旅游保险由来已久，在澳大利亚、美国、日本等国几乎成为旅行必备。然而，旅游保险进入中国消费者的视线还是在近些年，而且是随着一些旅游安全事故的发生，“旅游保险”才渐浮出水面。
前不久，一家调查公司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旅游消费者进行的调查中显示，7成以上受访者近两年内有过两天以上外地旅游经历，但其中一半以上根本不购买旅游保险。其中，出境游购买情况好于国内游。而国内一些旅游风险系数较高地区或特种旅游、探险旅游等需要购买保险的人更多一些，但由于与之相配套的监管机制及政策措施的不健全，使旅游保险的发展一直滞后于旅游业的发展。
(二)旅游者对旅游保险的认知程度较低
一家专业调查公司曾对旅游保险市场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在7成旅游者当中，一半以上的消费者在旅游时根本不购买旅游保险，另有2成的消费者说不清楚自己是否购买过旅游保险；购买旅游保险者仅占3成左右，且购买金额多在10元以下。购买旅游意外伤害保险的旅游者数量之所以如此少，主要在于旅游者自我保护意识还比较淡薄，存有侥幸心理，认为外出旅游时间短，不会有什么风险。另外，根据2001年起实施的《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旅行社必须投保旅行社责任险，同时，旅行社保险公司出售相关的旅游保险，由旅游者自愿选择。由此，不少旅游者认为旅行社已经投保旅行社责任险，自己就不必再投保意外险。
据了解，近80%的旅游者混淆了旅行社责任险和旅游意外险两个险种，误以为旅行社责任险已经附带了旅游者发生意外时的保险责任。事实上，旅行社责任险是旅游局要求旅行社必须为旅客投保的险种，属于强制险，它是指旅行社在从事旅游业务经营活动中，因旅行社的疏忽或过失，造成旅游者损失而应由旅行社承担的责任，转由保险公司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行为，其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均为旅行社。当旅游者因个人原因、人身意外等出险，而与旅行社无关时，旅游意外险保障的则是游客的利益。
(三)旅行社责任保险尚不够完善
根据规定，旅行社年检必须签有旅行社责任保险合同，有的旅行社的经营者并没有真正重视旅行社责任保险的作用，投保的目的是为完成年检的一道手续，因此多少交一点保费有个合同就行了。对此，全国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实际上旅行社责任险并没有起到责任保险合同应有的作用。
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内容，取决于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然而实践中，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中的不少内容与规章有很大差别，而保险合同中的一些内容对保险公司本身并没有约束力。同时，有些保险公司提供的旅行社责任保险条款在责任范围认定方面不清楚，责任和免责范围划分上存在交叉或重叠现象，理解上存在分歧，导致旅行社风险无法通过保险转移，保险人容易逃避保险责任，拒绝理赔。
目前，旅行社责任险还不够完善，比如保险公司明文规定，旅行社组织的赛车、赛马、攀岩等高风险活动所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不予赔偿，由此而产生的责任最终该由谁来承担呢？由于旅行社责任险有很多除外责任，因此，旅行社责任险并没有解决旅游企业的经营风险的转移问题。
(四)保险公司对旅游保险存在认识误区
一份旅游意外险所需的费用并不高，大约是在10至20元左右，那么，这个市场应该在100亿元左右，相信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对于这一数字都不会无动于衷。但是，就目前情况来看，市场反应不如预期。尽管有个别保险公司已经看到旅游保险这个极具潜力的新领域，但是，国内保险业漠视旅游保险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产品种类简单
目前各保险公司开办的险种仅为人身意外险、医疗险等产品，责任范围保守，投保方式固定，缺乏选择余地，无法满足旅游者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保险保障需求。旅游者在旅行期间可能从事的潜水、骑马、攀岩等高风险活动通常属于“除外责任”，并不在保险公司办理旅游保险业务范围之内。目前开办的这些保险很难囊括旅游者在旅游中遇到的各种风险，无法满足不同层次旅游者的需要。
2.宣传比较乏力
国内各家保险公司对旅游保险的宣传重视不够，主要表现在宣传投入不足。通过旅行社投保的游客多数不清楚是否投保、投保了什么险种、拥有哪些权益以及如何索赔。更多的自助旅游者(约占90%)则成为旅游保险的盲点。
在近几年黄金周期间，多家保险公司虽然都推出了新的旅游保险产品，但很多产品只是基于市场竞争的“应时应景”的需要，至于产品出来是否热销，大多数保险公司都不抱乐观的态度。因此，也没有组织大的宣传和产品推介活动。3.销售渠道单一
目前，各保险公司开辟的投保渠道非常有限，仅有旅行社、上门购买、业务员展业三种形式，各保险公司主要依赖旅行社代办这种销售方式。目前多数保险公司都满足于这条“主渠道”，在探索更加有效的销售手段方面无所作为。当意外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的赔付手续也十分烦琐。
由于对旅行社来说推介旅游意外险，并没有直接的收益，所以他们也就不会全力推介，不能为游客做详细而耐心的说明。有些旅行社工作人员在接受询问时，甚至习惯以旅行社责任险“包括行程中的所有安排”作为解答，从而直接导致游客对风险与保护自身利益意识的薄弱，进一步消退了旅游者购买旅游意外保险的热情。
三、新形势下旅游保险创新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
近几年，游客遭遇意外事故的频率越来越高，旅游意外的不断出现加强了游客对风险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打破了人们旧有的旅游消费观。同时，越来越多的旅行社都在考虑如何有效地规避、转嫁旅行风险，在服务游客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己。当前，不少游客在选择旅行社时不再只顾价格和线路，更多的人开始考虑安全系数，关注旅行社的品牌。游客及旅行社风险意识的增强，客观上将为我国旅游保险的健康发展打开广阔的“上行空间”。在此基础上，保险公司及有关部门要加大对旅游保险的宣传力度，使人们对旅游保险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同时，要充分调用公用社会资源来增强宣传效果。一是在国家“假日旅游统计预报体系”中增强旅游保险的提示，黄金周期间，中央电视台中消协“交通事故不属于旅游责任险范围，提醒旅游者参加旅游意外险”的新闻提示就是成功的案例。二是要求旅行社等中介机构在销售旅游保险的同时，积极做好宣传和推荐工作，真正扩大旅游保险的宣传覆盖面。三是通过专业或旅游网站介绍旅游保险的产品特点和购买指南等相关内容。
(二)整顿与规范旅游保险市场
首先，应该把“旅行社责任险”变为“法定保险”，这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现在旅行社投保的责任险，只是商业保险，是各保险公司制订的，而规章所指的旅行社责任保险，在性质上是法定保险。商业保险和法定保险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由保监会及政府相关部门依据规章制订统一的旅行社责任保险条款，统一费率，将“旅行社责任险”这个商业保险真正变成由政府颁布的法定保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旅行社责任险的作用。再之，要切实解决旅游保险同质化严重、市场恶性竞争、游客满意度下降、保险服务滞后等问题，这些都不同程度地降低了保险的抗风险能力。中国保监会与国家旅游局应进一步加强旅游保险市场的规范，逐渐完善各项制度。将普及旅游保险工作作为旅游主管部门的一项监管职能，并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把旅游保险纳人旅游行业管理和年度考评之中，依法强调旅行社向旅游者推荐旅游意外险的责任和义务，使旅行社真正成为普及旅游保险的主渠道。
(三)开发旅游保险新产品
从目前的旅游保险产品本身来看，存在着保险产品不完善的问题。目前虽然市场上开发了一些旅游意外险产品，但旅游市场上急需的险种还不少，如饭店公共责任险、旅游景区公共责任险、特种旅游保险等。只有丰富险种，才能给人们以较大的选择余地。保险公司要加大旅游保险产品开发力度，根据市场特点开发设计满足旅游者住、行、游等各方面需求的保险产品，为旅行社提供有效的防范风险的“保护伞”。在丰富保险条款内容的基础上，提升旅游保险产品品质，通过开发贴近市场的产品，为游客打造出更多个性化的旅游保险产品，以提升其内涵和品质来吸引游客。
传统的旅游保险绝大部分都是对人身意外伤害和医疗的风险提供保障，但日益成熟的消费者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旅游保险所承保的范围，越来越显示出对保障高风险运动、24小时紧急救援、个人钱财、行李盗抢、旅程延误、个人责任等的“保镖”式的保障产品的需求。
目前正在实施的《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已将保险公司推上了旅游保险的前台，保险公司要从普及保险的层面来看待旅游险的销售，加大宣传和促销力度，让更多的游客了解旅游险，同时加大个性化产品的开发，促进旅游保险的消费。和保险业相似，我国旅游业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但发展至今，旅游形式已经充分多样化，自助游、探险游、自驾游，各种新奇的旅游方式层出不穷。而这也从另一方面要求旅游保险及时更新，跟上旅游业的变化。
在完善旅游保险产品体系的创新方面，一是着力完善旅行社责任保险；二是改进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三是要大力发展新兴旅游保险和特种旅游保险；四是积极推进旅游各环节保险。例如，在对大力发展新兴旅游保险和特种旅游保险的规定中，对自驾车、自由行、自助游等新兴旅游业态，要在其开发推广过程中，加强旅游与保险的合作，提前做好新兴旅游市场的风险管控工作。要深人研究老年旅游、滑雪、探险、漂流等特种旅游类型的风险特点，积极开发相关的特种保险产品，为旅游业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
(四)健全销售体系
要进一步延伸拓展销售渠道，除保险公司、旅行社外，还应在宾馆饭店、旅游景点、交通部门等旅游服务网点广泛设立机构，同时，应借助银行、邮政业务的蓬勃发展，在各网点推出简便、适时的旅游保险套餐服务。还可通过营销手段的创新，打破目前旅游保险营销格局，利用互联网开展网上投保、手机投保等拓展现代销售渠道，如在2006年“五·一”黄金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和中国移动浙江分公司推出的航意险，只要发送短信即可购买，同时也使被保险人的权益的保障更为可信。短信投保的推出，被业界视为走出销售渠道窄、利润空间小的一次创新。短信保险大大简化了过去签署保单的繁琐过程，降低了业务成本和时间成本，即方便投保，也克服了原来手工出单的种种弊端。保险公司还可以把旅游保险做成卡，放在超市里，跟食品、电话卡一起卖，为游客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真正实现多层次、全方位的分销渠道，使旅游保险成为人们出门旅行可以随时、随地、随意购买的日常消费晶。
(五)探索提升保险附加值的有效途径
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拓展，旅游保险的竞争必将日趋激烈，延伸保险服务和提升保险附加值将成为各保险公司进一步拓展保险市场的手段。中国人寿、人保财险和太平洋财险等保险公司与国际救援中心(SOs)联合推出的商务旅游计划及境外紧急救助行动、境外旅行综合及紧急救援保险，人保财险为境内旅游者设计的“走遍神州”保险卡、太平洋财险最新推出的“君安行”卡式服务、平安公司与慕尼黑再保险联合推出的“平安境外旅行紧急救援医疗保险”等，都是提升保单附加值的一种有益尝试。参加保险的旅行者在商务、旅行期间，如遇到困难，只要拨打24小时专线服务电话，即可获得旅游咨询，行李、物品、旅游证件遗失援助，旅游救助等多项服务，将保险公司传统的事后理赔变为提前介入和及时有效的援助，突破普通保险产品“先自付，后理赔”的传统操作模式，满足客户全方位的保障需求。在扩大保险服务范围的同时，还体现了一种人性化的服务和关怀。
(六)积极探索纠纷处理多元化机构
旅游保险虽然价格不高，但发生纠纷的概率丝毫不比其它人寿保险低。随着旅游业的大力发展，旅游保险种类也将不断增多，比如旅行社责任险，旅游意外险，高危运动保险等等，而各家保险公司的条款又不尽一致，导致出险后双方就是否予以赔付以及如何赔付等不易达成一致，从而发生纠纷，常常由于久议不决，也影响了旅游保险的信誉。
创新论文 篇六
企业的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它渗透于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支配着企业各个层次人员的思想和行为。而当前经济发展呈现出高科技和人文精神的特征，昭示着企业必须具有与之相适应的新的企业文化价值观，从而不断在合作竞争中获得新知识、新信息，并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实力。以企业的市场营销领域为例，基于合作的双赢企业文化价值观导致了合作营销在市场竞争中被广为使用。例如在品牌方面，国内生产食用油的嘉里粮油公司和制造炊具的苏泊尔公司开展的两大知名品牌金龙鱼—苏泊尔的联合推广活动。此次联合品牌营销的主题是“好锅好油健康美食”，两家公司投入费用达到2000多万元，双方计划在市场和品牌推广、销售渠道共用、媒体投放等方面开展深度的合作。两家公司的全线产品都贴上金龙鱼—苏泊尔品牌在全国数千家商场和超市销售。苏泊尔、金龙鱼的联合推广可在推广时节省成本，实现双方品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因为双方拥有类似的目标消费群，可以借助于品牌的合作在销售渠道上实现互补。
中国移动通信公司与美国麦当劳公司的品牌合作也体现出了合作营销所带来的竞争优势。对于这两家公司而言，一个是领先移动通信市场的客户品牌，一个是驰名全球的快餐品牌，两个不同行业的强者在无线数字时代开创出了全新的商务模式。从2003年11月开始，全国560多家麦当劳店挂出“动感地带”的牌子。借助于洋快餐之力，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旗下的“动感地带”（MZONE）开始新一轮“圈地运动”。可以说，麦当劳的“我就喜欢“的主题和中国移动打造的动感地带“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品牌主张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双方合作的口号就是“我的地盘，我喜欢”通过品牌的强强合作，双方的品牌知名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无疑会极大地增强双方的市场竞争优势。
基于人文精神基础的“能力人”观
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建立在机械式的基础上，这种观点将员工视为企业的机器零件，忽视了人的自主精神、创造潜力和责任感。除此之外，在高科技的经济环境下，许多企业过于偏重于高科技的作用而忽视了人文精神的作用。随着市场竞争的激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对于知识员工的重视，人的主体价值在企业运营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自主管理模式应运而生，这又导致了团队管理的普遍使用。当调动人的积极性成为企业人本管理的主要内容时，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现在放弃了等级森严、分工明细的老传统转而实行类似于日本企业中的质量管理小组那样的团队管理，团队一起工作的方式已经成为美国企业的基本方法。通用电气公司、波音公司、福特汽车公司等企业表明它们的业绩在很大的程度上来自团队精神。这种精神的作用有：加强雇员的参与与经营管理，使有产权感的员工持股计划以提高员工的归属感和责任心；对客户更加热情和使客户满意；努力为公司出谋划策来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出色的工作团队》一书的作者蒙泰贝格认为，任何团队的优异成绩都来自其成员的自信和自尊。这也说明了团队中人本管理的重要性。这种管理模式充分尊重人的价值，注重发挥每一个人的自主精神、创造潜力和工作责任感，在企业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价值认同感和巨大的凝聚力，从根本上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在西方企业的第一代管理理论中，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和前提的物本管理。西方管理理论的第二代是以“社会人”为基础和前提的人本管理，而在当今企业管理活动中，“能力人”的提出反映出了当代企业在应付知识经济到来所带来的挑战中的管理理论上的变革，是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新趋势。在企业中人们对物质方面的兴趣开始淡薄，而对人的创造力的关注开始日益关注。作为人的最高需要的自我实现（按照人的兴趣、能力能从工作中取得成就）正成为人们追求的重要目标。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代里，充分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和智力挖掘出人的潜力，将人塑造成“能力人”，人的创造力和智力将在21世纪的经济和企业的竞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所以现代的美国企业对包含着人的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本十分重视，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充分调动人的智力因素，培养和发挥人的工作能力，营造一个能发挥创造能力的环境，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实行以能力人为基础和前提的能本管理，即以人的能力为本的管理。
基于质量基础的服务价值观
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在其著作《竞争未来》中对现有的公司做了一个分类，他们认为在市场上竞争的公司有三类：第一类公司是把顾客引向他们未发现之处的公司；第二类公司是聆听了顾客的意见之后，对顾客明确表达出来的需求作出反应；第三类公司是引导顾客走向想去之处但不知该去何方的公司。也可以这样理解，第一类公司是满足顾客未发现需求的公司，第二类公司则致力于满足顾客表面需求的公司，而第三类公司则是那些满足顾客潜在需求并创造顾客价值的公司。与此相关的三种企业竞争策略是竞争现有产品的市场份额、竞争核心产品和竞争知识上的领先地位。企业可以通过丰富顾客价值来整合顾客的价值链，从而扩大自身在顾客价值链上的份额，为最终赢得顾客的忠诚打下坚实的基础。丰富顾客价值，不仅意味着以高质量的产品和优质的产品服务来满足顾客在某一时点上的需求，这是一种过程式的顾客需求的满足，它更意味着以某种产品为平台的一整套解决方案的提出，以此来满足顾客未发现的需求。这是一种过程式的顾客需求的满足，将会为顾客赢得高度忠诚的顾客，而一整套方案的解决又要求企业具有某种知识上的领先地位，能够及时发现和预测、开发顾客未曾发现的有价值的需求。美国企业决策有限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的阿德里安·J·斯莱
沃茨基学者认为，价值会从陈旧的经营策略向新的模式转移，以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最大需求，当公司的经营策略与消费者需求偏好的结构之间的适应机制被打破时，价值就会开始发生转移。在美国的IT制造企业中这一点表现得比较突出，从1984年到1994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数字设备公司（DEC）损失了550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与此同时微软公司（MICROSOFT）和英特尔公司（INTEL）的市场价值却增加了800亿美元。从整个IT产业的发展来看，单纯做硬件的企业的价值正在削弱，而那些既做硬件又做IT服务的企业的价值则愈来愈大（如图1所示），而这又是与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因为在知识经济社会里，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服务将会为顾客带来更大的价值。
美国IBM公司的业务转型最为典型。IBM公司凭借自己在IT领域的优势，以IT产品为平台为顾客提供维修和服务、系统集成、网络服务以及基于ERP、CRM等平台的培训，大大增加了IBM公司在顾客价值链上的重要性，同时也获得了客观的利益。据IBM公司公布的2001年第二季度业绩显示，其服务收入已经占到其营业收入的40%，达到80亿美元。2002年，IBM公司对外宣布同意以3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旗下的普华永道咨询公司，这更是向业界表明了IBM从硬件制造厂商向服务供应商转型的坚定决心，美国华尔街的分析师Gartner认为这次收购将增加IBM的服务能力。在IBM公司的带动下国际知名的IT企业都开始把服务当作自己业务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世界IT行业的另一个巨头惠普公司的咨询事业部—惠普咨询在2001年的前6个月的时间里其订单与前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了40%，同时增加了2000多个咨询顾问以加强其在服务方面的力量。澳的斯电梯公司在其50亿美元的收入中有2/3来自服务及维修保养，因为软件控制的电梯比老式的电机型电梯可靠性强得多。施乐公司在1992年重组商务部，以占据商务复印中心这块日益增长的外购市场。
由此可见，实现由重质量效益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向既重质量效益更重服务效益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的转变，是新经济对企业文化创新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也是企业文化创新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基于知识和素质基础的学习创新观
企业文化的创新关键是企业家基于知识和素质基础上的学习创新。一方面，从企业家的角度来看，企业文化的创新关键是企业家素质的创新。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即知识经济的到来导致了对企业家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需要企业家完成从专家型的领导向综合创新型的领导风格的转变，企业家不仅需要古今中外多样化科技文化知识的综合更需要因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所带来的对各国生活习惯和民风习俗的综合性了解和把握。一个企业家只有具备了融通古今中外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管理经验与民风民俗，善于应对各种市场变化的实践智慧，才能具备不断创新的实力，获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从企业普通员工的角度来看，在市场竞争的新形式下，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素质状况仍然停留在泛泛的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技术技能的培养层面上，则无法形成人力资源能力上的优势。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企业面临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而且将使高科技和高知识成为企业新一轮竞争的制高点，企业要在日益严峻的挑战面前保持持续和快速的发展，就必须实现职工素质创新，打造富有主动性、创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企业创新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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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咨询—惠普战略中的一张王牌（N）.中国经营报，2001.5.15
创新论文 篇七
改革开放以来，党不断从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认识到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思想的提出，是对国家治理方式的新思考、新发展。正如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作为党在新时期的重大理论创新，为文化产业发展确立了新的价值定位，即发展文化产业，不仅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完善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是以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式实现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性转换，进而改变和重塑国家治理模式。”国家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提高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同样适用于文化产业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由于文化产业同时兼有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使得文化产业既受制于政治因素，又受制于市场经济规律。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和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这些问题会以一定的方式制约和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又会以一定的方式倒逼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因此，通过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与解决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困境，可以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突出了文化产业的重要经济地位
党的十报告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在文化领域的要求之一就是“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十报告提出的这一奋斗目标，使得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文化产业是否是一个国家的支柱性产业，关键是看它在国家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值。按照国际上的惯例，一个产业要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那么该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要达到5%以上。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本国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普遍在10%以上，甚至更高。而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发展中国家，文化产业也正在增加其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分量，朝着支柱性产业的方向发展。按照党的十部署，到2020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要占GDP的5%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在《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这一新的统计口径之下，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551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28%。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18071亿元，比上年增长16.5%，比同期GDP现价增速高6.8个百分点。同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比上年上升了0.2个百分点，达到3.48%，文化产业对当年经济总量增长的贡献为5.5%。这一方面说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前景光明，是朝阳产业和国家新的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规模较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贡献还不够大，还没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三、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文化生产力决定文化生产关系，文化生产关系反作用于文化生产力。文化体制机制属于文化生产关系范畴，当其不适应文化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时，必须对其进行变革，使之与文化生产力相适应。“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性的变革，所以，党的十着重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为总纲，对文化领域的改革工作从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市场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开放等方面进行全面部署，要求“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2014年2月28日，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强调“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以此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由此可见，十以来，党已经自觉地从文化生产力与文化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来认识文化体制改革，并且明确地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新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这一新提法是党对文化体制改革思想的重大创新，实现了党对文化体制改革重心的转变，即从党的十之前以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为重点向现在的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重点的转变，目的是解决我国当前文化创新动力不足、创新活力不够、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如果说党的十之前国有文化单位的转企改制是从外在层面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那么现在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则是从内在层面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是对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认识的质的飞跃，必然在实践上为加快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强调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原则
正确认识文化产业发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这是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党的十以前，我们一直强调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坚持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一重大原则，因为文化事业是公益性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们在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方面的基本文化权益，而文化产业是经营性的，主要在于满足人们基本精神文化需求之外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产业属性。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如何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013年8月19日，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则进一步指出，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这说明正确处理好文化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提。而在文化产业发展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上，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这是对文化产业发展原则的新表述，而且还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放在总原则的前面，突出了“人民”的中心地位，这既是对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强调，也是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要体现党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新要求。2014年10月，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再次表明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是文化及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则。“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五、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指明了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规模不大、发展粗放、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较低、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制约了我国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对此，党的十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再次强调“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党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些重要论述，指明了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体现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文化产业发展状态和发展模式的高度认识，也为如何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确了思路：
（一）要着力于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当今时代，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孕育兴起，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深刻地改变了文化产业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消费方式，也赋予文化产业新的内涵、新的功能和新的形态。文化产业在运用最新科技成果和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具有天然的敏感和优势，如电影行业出现的数字电影、3D和4D电影等，都是内容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结果。还有像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这些具有广阔前景和高参与度的休闲娱乐方式，都是在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文化科技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要着力于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
这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做强做大文化产业的重要途径。目前国有文化单位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是自我封闭式改革、分业分领域的改革。特别是传媒领域，只局限于内部自身的兼并重组，如在报业与报业之间、广电业与广电业之间、出版业与出版业之间进行兼并重组，这是远远不够的。现阶段，报业不能做广电、广电不能做报业、电视网和电信网不能互相进入，虽然我们正在推进三网融合，但目前也只是有限制的部分融合。这种封闭式、分业分领域改革的格局不打破，我们就无法做到文化产品最大化和实现资源互补的效果，也无法适应当前和未来激烈的全球化竞争。
六、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奠定了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法制保障
文化产业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文化产业的发展所产生的经济社会效应也是一种法治效应。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立法起步较晚，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快文化立法，制定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文化产业振兴、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提高文化建设法制化水平。”其中蕴含了文化产业立法的思想。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部署，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法治框架也作了清晰的设计，提出“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把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法定化，健全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的制度规范”的新思路，这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今后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法制保障。这次全会不仅首次在党的重要文献中提出文化产业领域立法的具体名称，而且还强调了立法的质量和有效性，要求所立之法是从“行之有效的文化经济政策”而来。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之所以必要，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一）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是文化产业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起步和初级阶段，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文化产业政策对文化产业发展起到主要推动作用。而在文化产业步入快速发展和走向成熟阶段，则需要制度性力量尤其是法制力量予以规范，以确保市场行为的有序和健康。“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15%以上”，延续了多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文化产业法制建设滞后、有关政策与市场经济原则相悖等突出问题，这就必须通过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在法律的框架内予以解决。
（二）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是切实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行为的现实需要
现有的文化管理和文化产业政策主要由不同的政府行政部门制定，运行中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职能交叉和管理不到位的现象，导致行政力量干预太多和市场作用不明显，这种政府越位和市场缺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产业的科学发展。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精神，必须要做好文化产业发展的顶层立法设计。
创新论文范文 篇八
解决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
长期以来，国际上存有在两大国民核算体系，一个是物质生产的MPS，一个是包括服务生产的SNA.我国长期推行物质生产的MPS体系，这是与经济理论相适应的。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包括所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认定物质生产才是马克思的生产观点，对于服务生产持否定态度，并多方面给以责难和批判。以此为依据，又进一步认定国民核算制度MPS，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SNA则是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作指导，建立在庸俗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显然，这对于我国国民核算制度的改革，由MPS转向SNA，增加了很大的困难和阻力。几经寒暑，由于领导者的胆略和勇气，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并报请国务院，正式批准了改革方案，但依然受到理论界一些专家学者的责难和批评。
十年过去，经过各方研究和探讨，理论问题逐步获得了解决，释除了历时已久的误会和误解，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服务生产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克服了过去唯物质生产才是生产的偏颇。认识到社会服务也是生产活动，都要投入劳动，产出成果，只是产出成果的表现形态不同而已。一为物质形态，一为服务形态，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供人们生产生活直接间接所享用。为此，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可，当然在认识的深度上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
（二）逐步认识对两大核算体系理论基础存在的误解。过去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而SNA则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基础上，显然是不符实际。众所周知，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的核心在于掩盖剥削，与生产劳动的范围毫不相关，或完全两码事。不能讲物质生产没有剥削，而包括服务在内的生产就形成剥削，并且认定MPS以马克思劳动价值为指导，而SNA建立在资产阶级三要素理论基础上。两种生产与剥削不剥削毫不相关，文不对题。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入、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当然，对整个SNA的理论基础认识，也要作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问题在过去，长期否定服务劳动的生产性，而现在依然还有一些学者，对服务的生产性存在保留看法，有的甚至原封不动地持否定意见。根据笔者了解，主要原因在于：习惯于从微观着眼，从企业看问题。而真的要确认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生产性，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确认第三产业，贵在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
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部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结成网络般的经济联系。从微观，从宏观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得到显著不同的结论。例如，我国有些后进地区的农业生产，牛耕人作，从微观、从农民看，并不消耗电力，但从宏观、从社会看问题，农业要化肥、要农药、要农具、简单农具也需要钢铁。化肥、农药和钢铁生产，都需要电力，而且有无数层次的耗电，直接耗电、间接耗电，而间接之中还有间接，实际上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会发生联系。列昂节夫提出的投入产出法，通过矩阵代数求逆，根据所有部门的直接间接消耗，算出了完全消耗系数，极具理论与实用价值。这种宏观思想由来已久，早就寓于经济学的诸理论之中。
就产业而论，最难使人理解，或最遭人们怀疑其生产性的要算公检法和党政军了。笔者一度也持否定意见。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问题就迎刃而解。现在我国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称法制经济，只有法制健全、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运行。仅仅从微观、企业看问题，讲不清楚道理，从社会、宏观看问题，就很容易理解。公检法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缺了它，市场经济、社会大生产就不能很好地运行。党政军特别是军队，军事活动常常和战争联系在一起，战争意味着消耗，战争规模愈大，人力物力消耗愈多。怎么可以把军事活动也列入生产呢！笔者过去也不理解，如果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各种生产都需要有一定的安定环境，国防治安对安全生产是不能缺少的，它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安定环境，为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缺乏安全保证就好像从企业看，缺材料、缺设备就不能正常地进行生产，所有人们生活和社会再生产就不能正常地运行。
当然，有的学者提出，重要性并不等于生产性。对于众多的服务承认它重要，特别是党政军服务，它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一定要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对此，下面将作进一步的说明。
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可以对各种服务活动的生产性取得理解。但其中有一种服务，尽管从宏观着眼，作宏观思考，仍无法获得生产性的结论，那就是科学技术了。因为所有服务，包括公检法、党政军在内，都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人们可以直接享用这种服务。惟独科学技术不然。科技劳动成果——各种创造发明，可以写成论文报告，深奥难解，枯燥无味，人家看它不懂；也可以画成公式图表，但它不比艺术品，人们又无法欣赏得到满足；如果仅仅作为知识技艺，存在科技人员的脑子里，更无法供人们作生产和生活享用，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无法体现科技生产力的功能和作用。但科技又非常重要，科技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所以，科技的很特殊，加上传统的理论扭曲，从逻辑上阻碍人们正确理解科技是生产力、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功能和作用。这一点需要专文加以讨论。
物质生产MPS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和缺陷
前面提到，很多学者都讲服务活动很重要，不可缺少，但重要性不等于生产性，这似乎有理，但实际不是这回事。因为从社会看来，既重要而又不可缺少，就必须作为生产并计算产值，否则不仅在理论逻辑上讲不通，而且在国民经济核算中，还会导致种种矛盾和错误。物质生产的MPS体系，长期就存在这样的矛盾和缺陷。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
先看看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教材中，一方面讲物质生产是生产，对把服务作生产的观点持强烈的批判。但它在国民生产成果的使用中，又把消费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都作为消费计算；把积累性支出，包括服务性支出，作为积累计算。这实际上是生产按MPS，使用按SNA，产生了混淆。
至于在统计实践上，理论上接受政治经济学的物质生产观点，坚持物质生产，认为服务不是生产，不计算产值，实际上都把服务活动作为生产活动并计算产值，加到生产总量中来了。仍以公检法为例。很多企业为了维护企业利益雇请律师，支付不等数量的律师费。此外，还有广告费、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养路费等，都是一些服务性支出，照理这些服务性支出，属于非生产部门的活动，对它们不计算产值。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平衡原则，就没有资格列作使用单位的中间消耗，即物化劳动消耗C，只能列作国民收入（Vm）的再分配。但在企业成本核算时，将这些服务支出，列作生产成本（CV），并算进企业总产值之中。这样就发生两个矛盾和缺陷。
（1）以工业生产为例，将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入工业生产成本（CV），这就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部门，旅游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养路部门的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CVm）中来了。
（2）以工业生产为例，工业总产值（CVm）—物耗C=工业净产值（Vm），由于工业总产值包括各种服务产值，而扣除工业物耗C，按照统计制度规定，只是工业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这样所有服务支出，包括广告服务、旅游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的活动成果，未加扣除，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也就是对各种服务活动作为工业生产的成果，计算在工业净产值中。
同样，农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生产中所耗用的旅差费、医疗费、培训费、广告费等等，列入生产成本，并计算在农业总产值和建筑总产值中。但又不作为物耗扣除，从而使这些服务支出包括在农业净产值和建筑净产值中。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
可见，对服务活动并且发生经济收支的，就必须作为生产活动计算产值，重要性意味生产性这不容分辩，不容怀疑。否则就会误人自误，犯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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