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论文优秀10篇
乡村振兴，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按规律办事。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下面差异网为您精心整理了10篇《三农论文》，希望能对您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农论文 篇一
【论文摘要】21世纪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中，“三农”问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有着密切的关联——它的解决将是当前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利于应对入世带来的挑战；可加速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它的解决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及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停滞、农民贫穷、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21世纪中国面临的话多挑战中，“三农”间题大概是最严峻的一个。“三农”问题不仅是关系到9亿农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也是关系到整个中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全局性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同时再次将“三农”问题列为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三农”问题与我国各大主要宏观经济间题的关系，为最终解决棘手的“三农”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三农”问魔与扩大内需
当前有效需求不足依然是制约我国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消费需求下降，一太面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是农村消费市场长期启而不动，潜在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购买行为。因此，采取措施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已成为当前实现扩大内需的关键一环。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阻碍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
(一)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首要因素。我国农村还处于消费水平与收人水平基本同
步变化的阶段，还没有进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阶段。因此，对低收人阶层的农民来说，其收人增加，消费支出也会相应增加，收入增长的预期提高，消费倾向也随之提高。但是近几年来，农村家庭纯收人增长率呈下降趋势：19%年为9.00!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1)年为2.1%o(1996--1999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4期，第11页；2000年数据转引自：《宏观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封底)。
农民纯收人增长缓慢导致购买力严重下降，并直接影响到农民消费需求的增长。提高农民收人已成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的重要前提。为此，必须多渠道、多途经提高农民收人，包括增加农产品供给和减少农业人数双管齐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繁荣小企业和小城镇，扩大9亿农民的就业空间和收人来源等等。
(二)农民负担过重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农民的支付能力，从而影响了其消费水平的提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农村改革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农民收人逐渐增加的同时，其负担也与日俱增，一些地方的乱收费、乱罚款、乱集资和各种摊派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增长。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农村行政机构改革，从治本上杜绝各种增加农民负担的源头，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增加农民的消费热情，扩大农村需求。
(三)消费环境不佳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消费能力的实现。比如，农村基础设施落后，阻碍了耐用消费品在农村的普及，从而影响了广大农民的购买积极性。因此，国家要努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为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创造条件。一方面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人；另一方面，建立农户自我资金积累的投资机制。通过改善农村交通、通信条件，既可使农产品及时转化为商品，增加农民收人，又使得所需的工业品能够及时组织进来，解决农民卖难买难的问题。针对目前农村消费的热点是家用电产品，应加快农村电网、电视转播站等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农村消费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景和巨大发展空间的市场，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是扩大内需的重点。而要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必须解决“三农”问题。换句话说，“三农”问题的解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保证。
二“三农”问题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
(一)入世使解决“三农”问题显得更为迫切。
人世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从农业方面看，加人WTO有利于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和农民部分消费品支出的减少(由于部分进口消费品价格低于国内同类消费品价格)，相应增加可支配收人，也有利于有效解决贸易争端。但同时也在农业经营和非农产业等方面给农民收人带来挑战。我国主要的农产品如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生产成本较国外高，因此价格偏高，造成农产品出口困难；同时，在质量方面由于过去缺乏产品国际标准意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缺乏竞争力。根据WTO的有关协议，我国将在s年内取消所有的配额和数量限制。农产品的进口关税也将削减到14.s%一巧%，而且对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也不得使用非关税措施。因此，农民期望像过去那样通过农业经营增收将很困难。从非农业收入方面分析，目前我国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开始回落，经济效益下滑，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人递减。人世后，我国一些规模较小、设备落后、职工素质不高的乡镇企业将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些企业的兼并破产在所难免。而另一方面一些发展较快的新兴产业面对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变得更困难。据有关专家预测，人世后中国农民将有966.2万人失业，这必然形成新的就业压力，给农民的就业增收带来严重的影响。应对人世后带来的上述种种问题，根本的途径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
(二)解决“三农”问题与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致的。
2001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实行战略性的结构调整，基本着眼点在于优化品种、提高质量，从整体上提高农业的素质，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卿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是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增多。在目前这个阶段如何将这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需要研究许多新的课题。要有新思路，要深化改革。(1)要坚持所有制的多样化，实行多种经营；(2)要坚持技术手段的多层次，不同技术层面的行业可吸纳不同素质的劳动力；(3)要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农业的战略性结构调整，不仅是农业的内部问题，而且牵涉到整个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也就说，现阶段“三农”问题不过是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一个缩影，“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调整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来实现。
在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结构中，无论产出结构，还是就业结构都不尽合理，而且就业结构转换的速度也滞后于产出结构转换的速度。根据统计资料，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为15.9%,第二产业为50.9%，第三产业为33.2%，而1991)年则分别为27.1%,41.6%,31.3%。由此可以看出，在过去十年间，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下降了很多，工业和建筑业的份额正好有大体的增长，而第三产业却基本维持在同一个水平，未见明显的增长。再从就业结构上看，目前大体上是，2000年我国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数为50%，第二产业为22.5%，第三产业为27.5%，而1991)年则分别为60.1%,21.4%,18.5%0蜒表明，在十年里，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依然占很大比重，第二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变化不大，而第三产业却有很大的增长。
不难看出，上述关于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的数字存在着某种不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第三产业产出比重没有多少增加，但就业比重却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可见第三产业对劳动力有很强的吸纳能力。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偏低。国际上达到平均发展水平的国家，无论在产出还是就业方面，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虽然就综合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来看，我国已经达到国际平均发展水平，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比重离50%a仍有较太差距。可见，我国国民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急需进行调整和优化，尤其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条件，以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
三、“三农”问魔与我国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
(一)解决“三农”问题将为加速我国城市化进程创造条件。
根据国际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推进的，而我国城市化水平却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也滞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对我国的发展很不利。我国城市化滞后的原因主要是：(1)建国初实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将城市定位为生产城市，制约了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加，阻碍了城市化的进程；(2)是长期以来的城乡分割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3)是农村特殊的工业化道路，即发展乡镇企业“务工不进城”对城市化进程会发生一定的阻潜作用；(4)是对城市化认识上的偏差。比如认为工业化可以不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等，无形中也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侄桔。
解决“三农”间题和解决我国城市化间题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论是近期还是长远，解决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人的根本出路在于增加非农就业，而增加非农就业的主要途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把更多的农民变为非农民。有关专家指出，我国人多地少，要让大批农民转到城市，使农民的比重由现在的70%降到30%的时候，“三农”问题才真正解决。
(二)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也是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市搞工业、农村搞农业这样一种单一的经济发展政策，其效果很不理想。一方面，工业化不可能单靠少数城市人来推动；另一方面，农业是个弱产业，面临三大风险—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产品卖难)、技术风险(农业技术投资回报率不稳定)，人世后，三大风险尤为严峻。因此，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单靠农业自身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走农村经济工业化的道路，使供应、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一体化经营，农村工业化同时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首先，农村工业化是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吸收器。农村工业企业一开始就抓住我国城市工业中相对薄弱的环节和方面，立足于门槛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有较大的劳动力吸纳能力；其次，从长远看，农村工业化是增加农民收人，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农民增收缓慢，城乡居民收人差距大，固然有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市工业发展的历史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比农业部门高，从而导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是促进农民增收，使农民由贫变富的关键。而农村工业化正是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最佳选择。再次，农村工业化是实现乡村城镇化的基础。我们所说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就是指小城镇日益工业化，这样，可为乡村城镇化提供基础和依托。归根到底，农村工业化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农民的素质低：二是资金缺乏。而农村工业化将可以解除这两个制约因素，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经营，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超级秘书网
四、＂三农”问皿解决与西部大开发及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关系重大
(一)“三农”问题的解决与否还会牵涉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成败。西部大开发首先是西部广大农村的大开发，而不能只是几个城市的大开发。东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农村，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应当把解决西部地区“三农”问题作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之一。就广西而言，作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省，更要重视“三农”问题，要继续推进科技兴桂、科技兴农战略。从区域发展看，一方面桂东南要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发挥地缘优势，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率先实现农业产业战略性调整，推进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并对桂西北起良好辐射作用；另一方面，桂西北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发展生态农业，开发特色农产品，增加农业科技含量，并可尝试搞旅游农业。同时，桂西北还应重视人才引进，培养、开发当地人力资源，从整体上提高农业人口素质，这也是解决我区“三农”问题的重要方略。
农论文范文 篇二
农业是我国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全国13亿人口中农民约占了2/3，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与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在历届党代会中都有重要的新举措，并以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下达。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并将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包括了发展新农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方面的丰富内涵。特别是党的十七大和十以来，更是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解决好“三农问题”已成为实现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期稳定的重中之重。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达到农村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诸多方面的综合体。全面认识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是找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1．观念认识不到位
大多数农民认为，新农村建设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没有多大的关系，搞好搞不好都是干部的事，造成对干部的工作不积极配合。一些乡镇或村干部对新农村建设的热情不够高，认为这不仅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同时因为没有先进的经验可供参考，干部们心中没有一个准谱，怕搞不好会影响自己的政绩。因此，工作积极性不高，散慢拖拉，行动迟缓。由于以上这些观念的存在，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2．具体操作存在偏差
很多地方把≮www.chayi5.com≯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村屯合并，盖高楼，只是对原有的村容村貌进行整治，而没有从根本上去解决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造成硬性拆迁、非法圈地等问题。有的高楼盖起来了，路面也硬化好了，但管理设施和制度却没有跟上，造成农机、农具到处乱放，垃圾遍地存在等现象，一到下雨天，则污水任意淌，大街小巷乱糟糟，造成环境的脏乱差现象仍然突出。
3．农民增收幅度缓慢
虽然这几年国家加大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力度，但农产品市场价格一路走低，化肥、农药、柴油等农资产品价格却一路攀升，造成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由于单户的随意种植，形成不了专业化、规模化生产，也是制约农民提高收入的关键。这就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中的留守人员多为老幼妇残，严重影响了新农村的建设。
4．农业发展相对滞后
农业总体来看利润水平较低，这既是由于多年以来农业支持工业政策的影响，也是由于农业生产者知识水平较低和技术能力不够造成的。同时，农业成本的提高，也是造成农业整体利润水平不高的一个不争事实。另外，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农业发展的需求，灌溉、排水等基础设施很不完善，农业“靠天吃饭”这一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气候的变化，自然灾害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广大农民仍持有“手中有粮食，办事不慌”的思想，虽然粮食购销政策有了很大变化，但很多农民不愿把手中的余粮卖出，造成了农产品流通渠道不够通畅。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一具有长远眼光和战略性的方针，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农村建设的重视，也体现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在以后的历届会议中都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党的十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加大惠农富农强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是人民安居乐业的保证。没有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没有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和进步；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面的现代化。解决好“三农问题”，达到社会的均衡发展是保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质就是解决“三农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不是“平均富裕”，不是齐步走，也不是让先富起来的地区或人原地踏步走等着后富的人。而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从而达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思想。“共同”是给所有人一个共同发展的机会，共享发展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给予所有农民平等发展的机会，平等发展的能力，平等享受发展成果的可能，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别，实现共同富裕。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
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全国农民约有9亿人，只有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为了发展经济，促进农民稳定、持续增收，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从而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物质基础。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解决农民最关心的问题，让农民少有所学、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居有所安，并稳步提高收入。而新农村建设就是要贯彻好中央制定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通过提高种粮农民的补贴等收入，降低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风险，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保证农村的稳定，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小项目，而是一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充分调动好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意识，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进工作作风，完善工作机制，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也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必要因素。
1．发展才是硬道理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使农民得到更多实惠。“三农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找出其存在的根本原因，采取有力措施，落实好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是解决这一问题，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富民强国的有效道路。
2．务实才能有效果
政策的落实是工作成败的关键，求真务实是我们党的优良工作作风，也是取得工作实效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千头万绪、纵横交错，需要我们理清思维，稳步推进。努力实现“三通”、达到“三化”，“三通”即“水通、电通、路通”，实现城乡一体化，科学规划，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化”即“农业的产业化、农民的非农化、农村的城镇化”，从而解决“三农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工作思路要清晰、工作态度要端正、工作作风要务实，从而加快新农村的建设步伐。
五、结语
农论文 篇三
论文摘要：农业物流的健康良性发展，能够有效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文中详细阐述了农业物流分别对解决农民的权益问题、农村的综合发展问题和农产品的供给和竞争力问题的促进作用。在列举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发展农业物流的现有条件后，提出了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Abstract:Inordertoresolvethe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effectively,itisnecessarytogowithagriculturallogisticsofhealthiness.Thepaperexpatiatesthatagriculturallogisticscouldresolvetheproblemofrightsandinterestswithpeasants,theproblemof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andtheproblemofsupplyandcompetitionofagriculturalproducts.Thispaperbringsforwardsomeadviceonhowtodevelopagriculturallogisticsafterenumeratingthefactorsofrestrictionandtheconditionsofexistence.
Keywords:agriculturallogistics;agriculturalproduct;threeagriculturalproblems;logistics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篇明确指出“十一五”期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其中的关键是要实现农村的小康，开辟专门章节详细阐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指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相当艰巨。“三农”问题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就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村综合发展问题、农产品供给及其国际竞争力问题。
农业物流是从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业生产的组织到农产品的加工、储运、分销等，从生产地到消费地、生产者到消费者过程中所形成的包括信息传递在内的一系列计划、执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农业物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涉及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运行质量，关系到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的增收，连接着农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如何有效地保证农业生产，为农产品开拓市场、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农产品的价值等，已成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发展农业物流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改善和发展农业物流是促使“三农”问题得到解决的有效途径。
1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民问题的促进作用
现代物流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目的，把采购、制造加工、运输、仓储、销售等统一起来考虑的一种战略措施，它涵盖了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物理性流动的全过程，包括物资的运输、仓储、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活动。
现代物流除了具有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等特点以外，还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点。
我国农村有5亿劳动力，相当一部分处于隐性失业的状态，比如失地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状况就需要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中转移出来。因为物流条件的限制，资源优势不能转化为经济优势，特别是农产品运销不畅，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业物流在农资、农产品的采购、运输、仓储、保管、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销售等各环节需要改造或建立一批诸如国有粮食公司、供销合作社、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社、为农民协会服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为农产品物流服务的专业运输公司、专业包装公司、专业仓储公司等物流主体企业，而这些环节都可建立在乡镇一级，对农资和农产品进行货物的疏散和汇集，便于更好地配送和大批量干线运输，可以吸纳很大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且能够就地消化。这样一来，一方面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和农民的收入问题；另一方面，减小了大量农民集中涌向大中城市带来的就业等负面影响。配合已经出台的农村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措施和农村子女上学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应该说，农业物流的良性有序发展能够很好地解决农民问题。
2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村问题的促进作用
依托农村资源优势和劳动力优势，开展种子、农机具、农药、化肥、饲料等农资供应销售连锁经营；建立由流通型龙头企业直接开办的连锁超市或连锁商店；发展加工型企业配合连锁经营，搞好农产品和农资的集中配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按照连锁经营的需要，发展规模化、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形成批量，统一向连锁经营企业直供直销农产品；帮助有条件的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配送中心，为其他连锁经营企业搞好配送服务，或依托批发市场发展农产品连锁经营；建立农产品的拣选、分类、包装、保鲜、深加工等，形成农产品的包装和加工制造业；通过建立冷冻、冷藏和仓储保管以及农产品的货代、配送和运输建立农产品储运企业。
规范农产品集贸市场，建立农产品批发市场物流体系，建设农产品经纪人队伍和运输人队伍，加强农村信息化建设，及时收集和农产品的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引导农产品的合理流通。
通过以上非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农村县乡一级基本具备现代农业物流系统的功能要素，进而可以整合农业物流主体，发展多元化流通渠道。通过体制创新，改造、培育、壮大专业从事农业物流主体，使其在农业物流中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原有农资流通企业资产重组改造，改变目前规模小、服务单调和封闭运行的现状，按照农产品流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运销企业、进出口企业、物流配送企业和大型食品连锁超市的扶持力度，以市场为依托，组织农产品运销协会，鼓励“生产基地+农户”、“加工企业+农户”、“运销企业+农户”、“配送中心+农户”等模式的发展，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向专业化、规模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
配合农村金融制度改革，增强农业物流企业的市场意识和客户服务意识，通过农业物流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的协调发展，能够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农村问题的解决，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缩小城乡差距。
3发展农业物流对解决农业问题的促进作用
解决农业问题，主要是要解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和提升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问题。
由于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以一家一户的小农户为基础的分散生产方式，不利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难以形成规模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生产格局，导致我国农产品长期处于“一类原料、二类加工、三类包装、四等价格”的低效益局面。农产品难以满足远距离大批量运输要求，造成生产和运输中极大的浪费，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效益不高，市场竞争力弱。
农产品具有生产与消费的空间矛盾，农业物流能够有效地协调农产品生产地域性与消费普遍性的矛盾；农产品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具有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特别是一些季节性农产品，通过农业物流起到调剂余缺的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解决我国13亿人口农产品的供给问题。
农产品具有特有的物理特性、生物特性和化学特性。让分散农户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安全进入物流系统，经市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农业物流起到关键的联接作用。通过农业物流能使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绿色农产品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和及时化的需求，赢得市场和客户。
要合理解决农业问题，提高农业物流的效率和减少在运输、仓储、装卸搬运中的货差、货损，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改变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状，应积极开展农业物流的增值服务：第一，农产品分类与分类包装增值服务；第二，农产品精加工、深加工后的小包装增值服务；第三，农产品配送增值服务；第四，特种农产品运输增值服务；第五，特种农产品仓储与管理增值服务等。农业物流的专业化、社会化、规模化、信息化优势，对提高我国农业的综合竞争力具有现实的推动作用，没有高效的物流能力，我国农产品很难获得较高的国际竞争力。
4发展农业物流的约束因素和现有条件
现阶段发展农业物流，在体制方面还存在着条块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垄断；政策方面存在着政策体系不清晰、可操作性不强，物流市场存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在人才方面，存在着物流管理和运作人才相对短缺，管理水平低、现有从业人员业务能力相对较差，现代物流主体企业不发达；农业物流基础设施和设备投入不足，现代化程度不高，物流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程度不高，标准化建设相对滞后；农产品物流投资结构不够合理；农产品流通中的信息化建设不完善，农产品的加工开发落后，保鲜技术和加工能力制约着农产品的物流质量，导致产品附加值低；物流发展缺乏整体规划。这些因素对于发展我国农业物流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
尽管发展我国农业物流有很多约束因素，但是也应该看到：
随着《物流术语》国家标准的，国家发改委等9个部委联合《关于促进我国现代物流业发展的意见》的实施，《全国物流标准2005年—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的物流标准体系逐步建立，社会物流统计及社会物流总量核算的试算工作的开展，多层次物流专业教育体系和培训、考试与认证的启动，政府对农产品与农资连锁的政策和资金的支持等，从政策层面为农业物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十五”期间95％的行政村通电话的电话村通工程，“十一五”期间将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设，县乡公路将增加30多万公里，新改建农村公路将达120万公里，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都将基本实现通公路，95％的乡镇和80％的建制村通沥青路或水泥路，在基础设施方面为农业物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发展农业物流的建议
（1）政府提供良好的公共设施，为农业物流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统筹考虑、协调发展，从体制上打破部门分割和地区封锁，发展智能交通保证物流的高效率；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健全电子商务认证体系、网上支付系统和物流配送管理系统，促进信息资源共享，不断提高物流企业的信息化水平，推动企业内部流程改造，积极探索物流一体化管理，大力推进公共信息平台建设。
（2）政府应重视软环境建设。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物流发展战略、规划及产业政策，清除地区和行业壁垒，创造并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需要和我国国情，建立市场配置资源、政府营造环境、行业协调自律的运行管理机制和相应的法律法规体系，为农业物流企业发展提供公平的自由竞争的外部环境，为物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
（3）提倡农资、农产品加工制造企业和涉农商贸企业引入现代物流理念，积极进行企业内部流程再造和资源整合，提高自身物流管理水平。
（4）发展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农业物流。供应链管理从系统角度出发，通过供应链各节点企业的无缝衔接和协同运作，可以有效减少各环节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加强农业企业间的物流合作，逐步建立供应链管理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农业企业核心竞争力。改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农业物流服务水平，培育社会化物流的需求基础，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
（5）加强科技投入，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采用新材料和新工艺，使物流规划和决策科学化，物流组织和管理民主化，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物流运作效率和效益。
6结论
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现代物流的发展，根据现代物流发展的规律，结合我国国情，发展农业物流，对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加强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必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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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论文 篇四
所谓的农业保险，是指对种植业(农作物)、养殖业(禽畜)在生产、哺育、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到的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的形式，组织农业从业人员集体互助，使受损单位或个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以便及时恢复生产，保证农业生产顺利进行。
我国农业保险是在近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才逐步发展起来的的，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与城市保险市场相比，尤其是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对保险的需求相比，农村保险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远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社会的发展。目前，农村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1农村保险种类单一
无论是从保险公司数量还是从农业保险品种上来说，目前的农业保险都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与城镇居民不同，通常农民将财产保险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身体的保险放在最后一位，然而保险公司在险种开发上基本上是以自我为中心设计保险产品，条款中的投保条件、费率、可保范围、缴费方式等一般都是固定不变、不可选择的，缺乏灵活性，抗风险能力也就较弱，尤其是专为农村设计的险种少，针对性不强。
1.2保险费用标准过高
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作物的损失率和养殖物的死亡率通常较高，农业保险的费率也就通常高于一般财产保险和人寿保险的费率，因为只有通过较高的保险费率，保险公司才能够弥补成本甚至盈利。但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样的保险费率使得他们很难承受，再加上大部分农民的保险意识淡薄，所以很多农民普遍认为买保险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此，当灾害来临的时候，受到损失的农业经济无法得到足够的农业保险的补偿，影响当地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1.3农业保险市场供给主体数量少
由于农业保险承保的风险发生的概率高，损失巨大而且覆盖面广，因此保险公司的赔付率也相对更高，从事农村保险有可能使得保险公司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追逐利润的天性使得作为商业公司的保险公司不愿过多涉足农村保险。而专门从事农村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没有能及时进入部分落后的农村开展农村保险业务，使得部分农村的保险业务呈现出相对萎缩的局面。
2拓展农业保险市场的对策
完善的保险市场必须具备四个要素：主体要素、客体要素、资本要素和生产要素。一个保险市场的发展，不仅需要成熟的保险人，也需要理性的投保人，农业保险业的发展更是如此。因此，拓展农业保险市场除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外，还要在保险人和投保人两方面下足功夫。
2.1培育农业保险市场上的消费者农业保险解决的不仅仅是农业的再生产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问题，这与农村社会保障的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把农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放在一起考虑。对于农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满足他们对于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在整个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农业保险只能排在较后的位置。当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便可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来培育农村保险消费者了，这其中可采用的方法手段很多，例如组织保险知识讲座、挨家挨户讲解等等，让广大农民真正的了解保险、认识保险、购买保险、宣传保险，促成农业保险市场的良性发展。
2.2适时创新险种
农业保险在原则上要做到低保费、低保障、责任宽，农民易于接受，因此保险公司应充分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对原有险种进行技术改造，重点开发一些收费低、保额低、责任宽的适销对路的新险种，满足农民的需要，还应根据农业保险的分类有针对性的开发相应的险种。对于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农民，也应该针对他们的经济状况和不同需求设计不同的险种。
2.3扶持保险公司发展
由于农业保险赔付率较高，所以保险公司承担的风险也相对较大，所以国家财政和各级政府应该对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应给予一定的地方性的税收优惠，在鼓励这些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同时，让利部分所得给广大投保户，适当降低农业保险的保费费率，增加农业保险供给。另外，各地应逐步加大金融保险行业的开放步伐，还要积极吸引专业的农村保险公司进入农村开展业务。毕竟，专业的农业保险公司开发的产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除此之外，政府应该积极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在政策、法律、经济等各个方面给予农业保险的扶持。同时继续推进科技兴农、减负减税以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在物质层面为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创造条件。
【论文关键词】农业保险；保险公司；险种；保费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指出了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险种单一、保费过高、供给主体少等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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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论文范文 篇五
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政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在新中国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当前正在进入对话的新阶段。本文以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轨迹为切入点，探索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良性稳定的运行机制以及农村社会的长效发展机制。
一、国家权力对村庄的全面直接控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新中国所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如何增强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这就需要国家通过获取和调配资源以迅速增强国力、实现现代化。而占全国80%的农村人口、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耕经济、几乎是零起点的工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共产主义的发展远景，决定了国家对农村全面直接控制模式的形成，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农村的运行逻辑：对农村资源的全面控制和提取。这一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前历时30年。国家通过、查田定产以及成立，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直接掌控。
(一)与国家权力在村庄的初步建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帮助农民“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党和政府发动和领导农民起来改革不合理的土地制度，通过工作队的派驻、农民协会权力的行使、阶级划分、大会小会的诉苦以及对地主的说理斗争等，使广大农民广泛参与了，接受了新的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训练，国家权力、阶级意识、党的政治文化无形地楔入到乡村社会[1]。另外，为了加强组织建设，党在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为后来社会制度的急剧变革和大规模动员社会资源奠定了基础。到1952年运动胜利完成后，国家权力取代了旧中国的地主、士绅这些“中介”,造就了与之直接面对的单个农户。
(二)查田定产与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全面掌控
在进行的同时，国家还对各地进行了人口和土地的调查，为国家制定人口政策和进行查田定产奠定了基础。到1953年，经过三年的查田定产，不仅彻底清查了土地数目，而且详细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产量和应缴纳税额，确定了新中国长期征收田赋的主要依据。查田定产的过程也是国家意志贯彻、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过程，从而瓦解了传统宗族士绅的控制，建立起了一个更具权威性的管理公共资源的政治单位，使旧有的国家—宗族(乡绅)—农民的三元结构转化为国家—农民的二元结构。同时，查田定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在城乡二元制下，农民不再有不被政府知道的土地，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根本不可能离开合作社另谋出路，从而强化了农民对土地与集体制的依附。另外，为了推行查田定产，国家以政治标准培养锻炼了合适的基层执行者。由此，在农村，国家权力不再是“天高皇帝远”,而是直接进入到每个人的整个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从而建立起了农民个体与国家之间“面对面”的关系。
(三)通过实现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控制
在后出现的中农化趋势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以及由于均分土地而发展的小农经济，都与共产主义目标相去甚远。而且，单个农户在兴修水利、抵御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需要依靠集体力量解决。在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支持下，农户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后，全国立即掀起化高潮，建立了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由于公社党委对全公社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同时，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行政机构也接受党组织的领导，这就使权力由政府向党组织集中。这种权力结构也使党领导的国家权力一直延伸到生产队这一农村的最基层，国家权力不仅直接集中掌控农村资源，而且统一分配农民的劳动成果。
(四)统购统销与国家权力对农村流通领域的支配
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体制相适应的是国家对流通领域的垄断和支配。从1953年起，农村流通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对农产品流通领域实行统购统销，粮食统购的数量和价格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或批准。通过统购统销中的价格“剪刀差”,国家独享剩余农产品的控制权以及几乎全部剩余农产品的索取权，以便为工业化积累资源。这使农民负担十分沉重，生产积极性低下。同时，国家严格控制市场，农村生产安排完全听命于政府计划，致使农村更加封闭。统购统销与制度相结合，完全限制了农民的人身自由，农民被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权力借助于强制力和意识形态的灌输，通过、查田定产以及化，有效整合了农村资源，实现了国家政权的巩固，也改变了农村结构和面貌，为迅速进行工业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这一过程也是国家权力逐步深入农村、直接面对农民的过程，使传统社会中士绅地主的社会影响力和宗族派性的力量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农村民间精英也由此消失。国家权力不仅完全主宰着农业生产，也控制了农村和农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时期，国家权力借助经济和行政力量通过全面直接支配农村社会。
二、通过“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从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83年这一经营方式成为全国农村的主要生产方式，整个农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权力逐渐从生产、销售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退去，代之以“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一)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
穷则思变。1978年末，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把集体的土地分给单个农户耕种，“明组暗户”。大包干后第一年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的总和。小岗村因成为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个村落而闻名全国。
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而自发创造的一种经营模式：生产队或生产大队通过承包合同把土地包给农户耕种，农户根据合同上缴一定的国家任务，国家在一定范围内放权让利，承认每个农户有自主耕作的权利，鼓励农民多劳多得。这一模式因其明显成效被中央政府所接受，并被正式推广到全国。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贯彻执行”包产到户。到1983年末，全国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占到了99.5%。从此，大包干成为我国农业经营的最主要方式。
与土地承包相适应，农产品流通领域市场杠杆的作用也日益显现。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决定从当年起，国家对农产品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于是，持续32年之久的统购统销政策被正式废止。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直接导致了体制的瓦解以及村民委员会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村民委员会在有些地方开始自发成立。1982年，这一基层民主自治形式被正式写入宪法，获得了存在的根本法依据。1988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正式实施，乡村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
村民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和村民自治的实施，使我国农村的社会组织形态、政治关系状况及权力运行机制均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是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领导关系逐步转变为指导关系；二是村民拥有了一定的自治权。依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会议拥有了如同各地人大会议一样的自治权。例如，村民会议是由本村18周岁以上的村民所组成的会议，决定村委会成员的撤换和补选，讨论涉及全体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制定村规民约以及监督村委会工作等。村委会要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
在实践中，村民自治权的运行状况多样。以河南沈丘老城镇为例，村民自治权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18周岁以上的村民参加的村民大会，另一种是由每户派代表参加的村民代表会议。调查发现，村民代表会议与村民大会的职权是相当接近的，由于其组织较小，能够经常举行会议，在促进村委会的自主性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村民小组是村委会为方便组织群众而组成的下一级单位，但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权力、不规范的组织单位。
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村民自治都是一种农民基于个体理性而达成的集体行动。家庭联产承包制产生和普及的过程体现了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一种互动，国家权力对农村社会的全面直接控制方式发生转变。而村民自治的有效运作必然使乡─村、国家─农民之间的行政联系减弱，导致国家权力在农村大为削弱。
(二)国家权力通过“压力型体制”加“赢利性经纪”进行控制
村民委员会在农村的位置与角色是相当复杂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从法律地位上看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由于农村税费是基层乡镇的主要财政来源，乡镇政府便利用各种途径控制村委会，进而控制整个村落。在实际运作中，国家权力通过“压力型体制”与“赢利性经纪”实现对农村社会的控制。
第一，乡镇通过村党支部书记直接指挥村级组织。根据村委会组织法，党在基层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而根据党的组织原则，作为村领导核心的村支书必须服从上级——乡镇党委的领导。这样，通过村党支部书记这个管道，乡镇就可以直接指挥村级组织，下达各种指标任务。
第二，乡镇通过财政监控村级组织。乡镇以其作为本乡镇事物管理者的身份对村级财务进行监督和控制。一是直接或间接控制村干部的经济收入、福利待遇，二是借助“村财乡管”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国多数地区推行了乡镇对村级财务“双代管”或“三代管”制度，即“村财乡管”和“村账乡管”以及“两工乡管”,以遏制村干部贪污腐化之风，缓解了村庄内部的干群矛盾，但这一制度实质是乡镇权力的扩张，使乡镇对农村控制能力明显增强。同时，我国政府实际上是在各级政府组织之间实行指标化管理，指标层层量化和分解后下派，并根据下级组织和个人完成的情况对其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奖惩。乡镇为了完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各项指标，也把这种“压力型体制”复制到乡村之间。这样，原本是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演变成乡镇政府的决定，致使村干部由服务于村民变成了面向乡镇政府。由于承担了乡镇分派下来的各项任务，村干部就被巧妙地纳入到行政考核的科层制当中。
第三，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诱致性控制。乡镇政府作为国家的基层政权，掌握有公共权威资源，并以此来影响村的自治。一是对村级权力的认可和支持，以增强村干部的权威地位；二是乡镇通过减免税收、开发市场、争取贷款等为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三是利用容忍或默许村干部不合理的收入手段以激励和控制村干部完成各项任务，使村干部呈现“赢利型经纪”的特点，村干部和乡镇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借助于以上三种途径，国家权力通过“村干部”这个管道再次进入到农村社会，乡镇通过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服从、财政监控以及公共资源的诱导，侵蚀了村民自治的内容和范围，乡村之间形成“压力型体制”。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首先，在经济方面，“交上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有了责任田，一年收入顶几年”,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村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农村改革的成功示范下，城市也走上了改革之路。其次，在社会组织形态、政治关系状况及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均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村民委员会的普遍建立和村民自治的实施，致使国家权力主导的乡村一元化权力格局被打破。同时，村民自治的实施也使宗族组织迅速复兴，一些农村精英也不断成长，逐步形成了抵消国家权力的整合力。面对这一形势，国家依靠自身的权威和资源优势不断吸收农村精英进入村级组织，使村级组织成为准行政组织，村庄秩序由此处在相对平稳和均衡之中。农村发展呈现出良好的新格局。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农村的发展，国家权力与自治组织在村落权力关系中逐渐产生了结构性冲突，相当程度上冲击了国家对于社会基层的控制力。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压力型体制”向农村提取资源，也形成了村干部“赢利性经纪”的格局，最后导致杜赞奇所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2](P50),国家权力在村庄的整合能力和认可程度大大降低。
三、由支配走向对话及其相应机制的建构
(一)税费改革：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走向对话
面对农村社会的困境，2000年国务院决定在安徽农村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6年底，全国所有省市区都免征了农业税。农民负担从重转轻、从有到无，农民确实得到了实惠。农民在反差的比较中很快消除了过去因政府过度向农村提取资源所产生的对抗情绪，并对政府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3]相对于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和村民自治制度来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国家权力应对其在农村的合法性危机做出的一次自觉选择。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说，农村税费改革表明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走向对话。农业税的减免最明显的效果就是农民收入增加。从2004年起，我国农民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连续三年超过6%,达到了1985年以来的最好水平[4]。
(二)税费改革后农村社会面临的问题
但免除农业税后农村社会也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使得这种重建的合法性并不稳定、持久。一是农民原子化的个体本身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二是乡镇财政紧张，可能使得农民负担反弹；三是国家权力退出以后，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
费孝通曾指出，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即以自己为中心，按亲属关系形成的社会关系。有学者提出，当今中国农村的个人关系很大程度上是以“工具性差序格局”表现出来的，其实质是个人利益的至上性，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利益目标。也就是说村民个人之间是一种“原子化”(atomization)的关系。
原子化的关系状态使农村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按照公共选择理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5](P2)每个成员都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
农业税虽然免除了，但农民负担存在反弹的可能性，出现“四个转移”:一是由农业税费向行业税费转移，例如，有的地方农民建房，在办理手续之前，要向水利部门上缴砂石费、水资源费、水土保持费，向林业部门上缴育林基金、特产税，向城建部门上缴城市配套规划费等；二是由乡村两级的统筹提留向乱收费转移；三是乱收费的对象由整体向部分农户转移；四是由直接要钱要物向强迫提供服务转移。一些地方基层政府打着“有偿服务”的旗号，让农民为政绩工程买单[6]。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基层政府来监督农民负担很有限。原子化的关系使农村社会合作的能力十分低下，而搭便车的心理使农民个体没有监督政府行为的欲望，这样，农民对滥收费行为以及自身负担反弹的监督和抵制就大打折扣。
农村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建设发展所需资金匮乏。从改革的设计和初衷来看，两个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减轻和彻底取消农民负担，二是逐步在农村建立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体系，不是靠向农民收钱，而是由政府的公共财政体系来负担地方的公共建设。由于税费改革取消了农业税、提留统筹以及集资收费，基层政府收入开始越来越依靠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补助。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根据改革前的乡统筹为基础来计算的。而在税费改革前，大部分政府少报了乡统筹。[7]这样，转移支付就不能弥补政府实际开支的缺口，使得改革后乡镇出现了财力紧张，其自身工资、日常运转经费尚且紧张，对于农村的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更成了无米之炊。
(三)走向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对话的机制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三农”问题的解决、国家权力在农村社会的认可不是通过国家权力从农村社会上收就能获得。正如有学者在内地和沿海乡村调查所发现的：税费改革以后，较多的乡镇和村干部认为在缺乏执法能力和物质资源支撑的前提下，农村秩序管理是难以保障的；他们普遍抱怨国家忽视了农村基层管理的困境，而过于强化农民的自主性和独立性[3]。更深的问题是国家应如何看待农民、国家权力如何在农村这个场域中出场、何时出场的问题。
第一，必须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可以通过其自治组织村委会体现出来。其实，《村委会组织法》中国家权力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农民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了确认。但实践中村委会更多扮演的是乡镇政府的执行者，其主体地位很难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也就无从体现。特别是如果国家权力把“农村党支部书记”看作进入农村社会的管道的话，农民只会是国家权力的管理对象。从中国改革中农民的创造性来看，在以后的农村建设、农业发展中，国家应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制定各项政策时，要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农民“对话”。
第二，国家权力该如何在农村村落出场？理论上看，人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信息不完全的社会。即使国家权力机关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农村的所有信息。国家权力完全直接支配农村社会必将导致高成本低效益的运行。改革开放前后整个“三农”状况的巨大反差证明了这一结论。信息不完全而且利用直接控制方式不可能、不恰当时，人们需要采用分散化决策来进行资源配置和作出其他的社会经济决策。这就需要国家提供人们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使农民和基层政府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也能达到集体目标。所以，国家应只是农村社会运行中的决策主体之一，国家权力只应为农村社会的运行提供一个宏观目标，例如“新农村建设”等，具体的行为应交由农村社会的各个主体选择，以实现各方主体的共赢。
第三，以依靠法律制度的整合体系取代原来的行政控制模式应是国家权力在农村发挥作用的优先选择。国家法律权威的影响力是农村社会组织所不具有的。在涉及个人和国家、集体利益关系时，农民不会无视法律的规定。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很多问题是由于国家法律规范尚未健全，国家法律缺乏威慑力所造成的。所以，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制度是国家权力进入农村社会的前提。从当前来看，最为紧要的是提供农民价值判断、需求表达的机制，例如通过协商、选举等渠道表达民意，以便使国家及时了解农村社会的各种需求，使国家制定的各种政策、法律制度真正是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共识的结果，而非悬浮于村庄实际的摆设。
第四，强化基层政府的执法地位，运用法律的威慑力来整合农民的失范行为。法律制定出来如果不实施，不仅浪费立法资源，而且最终损害国家权力的威信。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所掌握的资源逐渐减少，服务功能受到了质疑。从目前情况来看，应改革现行乡镇管理体制，增强基层政府的执法能力，打击农村出现的非法行为。这不仅有利于村庄中平等对话的进行，也有利于全面提升国家法律层面上的整合能力。
第五，国家权力要不断监督和支持农村体制内精英的管理活动。由于村民为原子化的存在，集体行动困难，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当然，国家权力应通过法定方式入场，不可直接进入，否则村民自治将名存实亡。国家也要加强对农民思想上的引导，以增强国家的凝聚力。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权力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演变过程，国家权力和农村社会的关系既是当时特定环境的产物，也包含着我们党和国家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探索。如今，农村实践成果说明，以对话解决“三农”问题，以对话进行“新农村建设”,以对话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攻坚取得突破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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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论文 篇六
农业起源作为人类学、民族学、生物学及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课题，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并且在20世纪，成为了考古学研究的最主要的课题之一。该问题研究范例由于受各自时期的人文科学、考古学的研究范例的影响，分别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存在几次大的转变：20世纪初之前的文化进行理论影响下，主要研究农业在进化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其对人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影响；20世纪初到60年代主要在环境模式下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文化生态学等理论指导下不仅研究农业起源的过程，并且着重讨论起源的动力机制问题。在每种范例之下，不同的学者又提出了各自不同的假说。
1．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
19世纪是进化论流行的时期，并且在人类的历史上最早的人是狩猎者这种观点已被广泛地接受，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讨论的不是从食物采集到食物生产的转变机制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这种适应性转变受到影响等问题，而是动、植物驯化哪一种最早出现、它们在进行的文化阶段上所处的位置及各自的影响问题。⑴当时的许多学者认为动物驯养和游牧业先于植物栽培。摩尔根即在其《古代社会》中指出，东半球的畜牧业早于农耕业，农业种植更多地是源于驯养动物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⑵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狩猎、放牧、农业三阶段说是不可信的，它们指出有许多原始人群从事农业但不养家畜，因此许多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我们可以说农业的状态不一定是从放牧中来、是放牧的一种延续，前者比后者表现出更大程度地接近于文明。”⑶这一时期还有一种重要的观点是认为放牧业不是一种独立的经济类型，游牧者与农耕者共存。
农业如何起源的具体问题，虽则较少有人关注，但AlphonsedeCandolle⑷、H．LingRoth两人对农业生产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开创性的总结：合适的气候、土壤与植物物种，合适的居住模式，经济上的需求等。这些条件几乎涵盖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所有的方面，此后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差不多都是以此为基础，对各个方面进行了细化和不同侧重，因此这两个人的所做的工作，是农业起源研究的一座里程碑，奠定了以后农业起源研究的基本的方向。但他们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一是没有得到考古材料的帮助；二是仅注意到了人类对植物食物的需要而忽略了文化的方面。
2．20世纪初到60年代
19世纪伴随着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出版，西方学术界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人地关系的研究上，虽然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许多人走上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但是对于多数学者来说，地理环境对人类活动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19世纪末，更新世的存在已经确信无疑，因此地理上的一些变化经常归因于不同的气候状况。这一时期的农业起源研究，更多地归因于环境与气候变化的结果。主要的观点是：距今13000年以来，全球性的气候变暖使巨兽消失，被大量的小型动物所取代，使人类的谋生方式更为多样化，人们的谋生努力从动物渐渐转向了植物；同时由于环境的巨大变化，人类与植物群集中在一更小的地区内，接触更加密切，不仅积累了种植的知识，而且还对它们的生产进行了强化，在起初全由采集获得的种子植物中，经过驯化的植物比例缓慢增加，最后农业出现了。同时考古学家也开始介入农业起源的研究，但他们最初更多的工作是找寻最早的驯化植物而不是弄清农业开始的这一进程，往往仅仅根据一粒植物种子、一个豆荚而就宣称进入了农业时代。
此时期以柴尔德为代表的绿洲理论最有名。柴尔德用新石器时代革命来描述食物生产的起源，而农业起源的发生是因为气候危机影响导致干旱的亚热带地区成了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随着wurm冰期的后退，北非、阿拉伯地区的夏季降雨迁至欧洲地区，干旱带来了间杂有绿洲的沙漠，人与动物聚集在绿洲中，这种共生导致了驯化的发生，然后这些动物的驯化者可能是最早的植物栽培者。他认为植物栽培最早出现于尼罗河沿岸，这里定期的河水泛滥使土地肥沃，而干旱的天气进一步恶化使游牧者更加集中于有水源的村落。⑸
在他的“挑战与回应”模式中将这一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人均是能应对更新世末期的干旱挑战而进入农业社会的。其中有一些狩猎采集人群因无法改变他们的习惯或生活方式而灭绝了；一些人通过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用改变其习惯成为了牧人；另外一些人对干旱环境的回应是改变其生活方式与习惯，只有这最后一种情况下的人才能进入农业社会。⑹
为了印证这一理论，考古学家Braidwood率领一支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质学家及考古学家所组成的考察队，对西南亚地区的肥沃新月形地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这一地区在最近10000多年以来气候并没有发生过较大的波动。同时他还提出，地球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类似于更新世之末那样的环境变化，然而它们并没有导致食物生产的产生。这些是与绿洲理论相矛盾的。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式——核心区域理论，“我认为，没有必要用外部原因把这个问题复杂化。食物生产革命的发生似乎是人类社会不断增强的文化的多样化和专门化的累积的结果。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前，肥沃新月形地区周围的山地居民对他们周围环境的认识，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使他们开始栽培以前一直是采集的植物，驯养以前一直是猎食的动物。……通过文化传播，新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核心地区，扩散到了世界其他地区。”⑺
这是一种生物进化式的观点，在这种观点中，影响事物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乃根植于人类的本性中，对于驯化的起源来说，这此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人类不断提高的经验和感受。这样，更早阶段的间冰期没有出现相应的文化变化，乃是因为当时的文化尚未做好相应的准备。但是Binford认为他的这种解释根本不能算是解释：“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宿命论——无论是说某种内在的力量左右着生物进化的方向，还是说人类的先天品质决定了文化的进化，都不能算是一种解释。从文化进化过程中观察到的趋向需要有具体的解释，而用人类的先天品质作为这些趋向的原因并不是解释。”⑻
3．20世纪60年代至今
从60年代开始，新考古学在美国开始兴起，带来了考古学研究范例的重大转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考古学家的兴趣不再只局限于考古学的两个传统的目标之上了：文化历史及对过去生活方式的重建，同时也对第三个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文化进程的研究。因此此时的农业起源研究不仅限于编年与描述，同时试图解释在何种条件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适应变化将会发生，也即开始探讨农业起源的机制问题。
在此之前的农业起源的发现与发明模式，是建立在两个最基本的前提之上的：一是农业明显要比狩猎采集先进；二是知识的缺乏是造成狩猎采集者不能成为农夫的最主要的原因。⑼因此农业一旦发现以后，将不可避免地詖采纳，因为它具有明显的经济学上的特性。
但是美国的考古学家从民族学的资料中发现狩猎采集人群食物丰富，与农耕者相比，他们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营养状况更好、身体更加健康、寿命更长。今日的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压力比农耕社会要小，在许多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已经掌握了种子一植物关系的知识。在澳大利亚的西海岸的土著中，采集一种山药。并将头切开重新埋人土中以便下次来挖掘，这里有大量的野生动物可狩猎，远远超出他们的需要。⑽并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许多学者认识到了食物生产并不是一种最佳的生存方式，而是一种劳动的强化。
这样农业起源研究从发明发现模式下的过程描述进入了因果(causal)模式下的起源动力机制研究，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影响至今的学术流派。
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主要流派
1．人口压力说(人口／资源平衡模式)
美国的进程考古学家以一种系统论的观点来研究农业起源的动力机制，他们集中关注亚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社会不是一直处于平衡中而是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下的。转变是因为来自系统外的压力，而假设的压力来源是人口压力。⑾
作为这一模式的最早倡导者之一，Binford认为是人口压力直接导致了文化向新的生态位的变化，造成原来的人口一资源模式失衡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自然环境的变化使可利用的动、植物密度降低；二是人口的增加接近载能。旧的平衡模式被打破后，人口超过了载能，为提高生产力而改造和控制环境的做法被优先选择，人们会选择更有效的取食手段。关于农业起源的答案，在更新世末期，人类开始依靠河流中的鱼类、季节性迁移的鸟类等季节性极强的资源作为食物，这样人类开始定居下来，定居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和向外移民，在邻近的资源不太丰富的地区最先感觉到了人口的压力，这种压力迫使他们采取农业生产方式以提高载能。因此农业的起源不是文化没有做好准备的问题，而是促进变化的各种条件在以前从未出现过。⑿
Flannery对该理论进一步作了完善。他认为狩猎采集时期的人口一直控制在资源耗尽的水平之下，而保持人口的最佳方式是向外移民，在公元前10000年前的近两万年时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主要的地区均被人类占据，从这一时期开始向外移民作为限制人口的手段其重要性降低了。另外一些手段的重要性提高了，有人也尝试着通过文化手段以增加食物供应。转向原来不被重视的广普性资源如水生或无脊椎物种，并且试图提高有用植物的地区性状态。最终走向了农业。他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近东地区：近东地区是由最佳栖居地与边缘栖居地构成，野生植物在最佳地带长得很茂密，而边缘地带则很稀疏。最佳地带是人口增长的中心区，而边缘区是接受过多的外来移民的地区，因此在边缘地区人一地失衡和压力才被最先感受到。这里必须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样农耕出现了。⒀
由于人口压力在考古学上很难进行定量的分析，该理论受到了一些质疑。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着从另外的角度如古病理学、古食谱等来推测人口压力的存在。Cohen等人假设，如果农业起源是人口压力引起的，那么绝大多数狩猎一采集人群是迫不得已才转向农业，而且一旦过渡为农业，他们便是以质量交换了数量，这样农耕者食谱的营养状况应该比狩猎采集者差，这种营养不良反映在古病理学上，农耕者应该发病率增加、种群个体大小与体质下降、由于劳动强度的增加所带来的骨骼的变形强度增加。而对考古出土的骨骼的古病理学研究表明，这种趋势是存在的。⒁而对考古出土的食物营养价值的分析也表明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的过渡所带来的是食物质量的下降。⒂
人口压力理论提出后，很快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成了解释农业起源的主流理论。同时许多学者还分别对人口的变迁与环境的波动作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完善。认为人口的增长是伴随着食物采集、加工、贮藏等技术采纳而不断地接近、突破载能的，农业食物生产技术的采纳只是这一循环的最后一步；而在环境方面，可按资源的波动，区分出波动更可预测、次数少、程度不大和波动更不可预测、次数多、程度比较严重等。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才能产生农业这种食物的获取方式。⒃
2．多种因素理论
虽然农业起源的人口压力说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例外的。如Flannery对中美洲玉米的起源研究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前，地区人口密度很低，没有一个地区人口增长快速到足以影响附近地区的密度平衡。这里的农业起源是不能用人口压力来解释的。因此有人据此认为，这种依赖一个“主要推动者”来作为食物生产起源的解释，过于简单化了，仅仅某一种选择压力作用于任何行为是不太可能的，应是许多选择压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从一个早期的狩猎采集群体变成一个栽培者的可能性似乎是由下面四点所控制的：1、原先已存在的技术知识——那就是对植物繁殖的某些方面的熟悉；2、对于为了长远的而不是直接的可预期的收获的行为具有足够的理性；3、一种中等强度的地域限制，这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4、一种同时高度渴望与短缺的植物物种。只要满足了上面这些条件，世界上任何地区均有可能出现农业生产。这一模式的主要的影响是将人口压力的影响降低到了是造成短缺的几个因素之一。在这里，虽然人口压力仍旧是一种因素，但是其决定性的作用更低。⒄
D．O．Henry将农业起源的条件细分为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包括植物的采集、加工、贮藏的技术的发展与积累；在经济可行性方面潜在的物种的出现；植物可能的遗传学与生理学上的变化等。充分条件主要是各地区不同的生态环境系统。由于采集者与各地不同的生态环境之间联系是很复杂的，因此不仅农业出现的时间各地是不同的，而且是由不同的因素如资源的短缺、人口的增长、危机的降低、人类与植物的协同进化等而推动的。只有满足了充分条件与必要的条件后，农业才可能在各地出现。⒅
3．进化理论
进化论作为19世纪学术界的最重大的成就，曾经傢人口压力说一样统治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上半叶农业起源的研究，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前后的三四十年间，这种理论才逐渐被学者们所放弃。到了80年代，作为一种范例，又被一些学者所重新重视。⒆但是这一时期的进化论与前期是有区别的。传统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是能有意识地控制环境及我们的命运的，进化过程是人类有意识控制的过程。因此关于农业的起源，也是人类在预先知道农业的好处后的一种有意识控制的进化过程。但实际上进化是无意识的。因此农业起源实际上是种无意识的进化过程。Rindos将农业的形成过程分为偶然驯化、专门性驯化和农业驯化，刚开始是无意识的，只是人类与植物共生的结果。由于人类的活动，扰乱了原先的环境，一种新的棲栖地环境被创造了出来，植物群对它进行了预先的适应。这些在被人类扰动了的环境中生存的植物一方面其野生状态下生存的特征减弱，必须依赖于人类才能生存，另一方面其产量提高，人类对其依赖性增大，这种互利的共生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了农业的出现。在农业系统的动力机制的建立与维护上，植物可能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植物对农业生态的进化的贡献可能与人一样大，因为是植物创造了使人类某些行为具有选择性的好处。从驯化到农业行为是对已存在的行为的一种强化，它不需要外在因素来解释，这种变化是侧重点的变化，是源于一种已存在的经济的转变。
然而最后在论及现代植物种植计划与农业发展规划时，Rindos认为主要是为了应对世界性的困扰一食物与资源的短缺，食物短缺的可能性刺激了优化的庄稼的繁殖及对更高效的庄稼系统的发展。这又让人看到了人口压力的影子。⒇
4．社会结构变迁说
这一理论将食物生产与农业进行了区分，食物生产并不等于农业，食物生产是技术问题，而农业是commitement问题。Commitement不仅主要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且也是社会关系变化的问题。因此农业起源的前提条件，除了合适的地理生物条件、高效的采集技术、迁移多余人口的土地的缺乏、相应的经济危机之外，还应该包括社会经济的前提。原始的社会结构的出现是生产性经济的最重要的前提，实质性的社会转变的催化剂，生产性经济其本身是在社会基础的某种发展层次上出现的。因此分析原始社会的组织，就可以找寻出可能造成对生产的要求提高的潜在内部压力。
最初的生产完全是为了满足生存的个体家庭层次上的实用性生产，这种个体单元水平层次上的生产很容易失败，因此他们需要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亲属与其它关系的结构中。这就产生了一种非实用性的需求，为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可以称为“过剩”生产：承担社会义务的生产。这也是一种互助的支持系统，有另外一些社会义务需要“过剩”的生产：结婚、仪式和贸易联盟的财礼。因此更大的系统，存在增加更多的需求的可能性。同时个体的权力与和个体的财富与再分配能力相关，这也促进了个体扩大生产的欲望，特别是在开始出现分化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扩大的需求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竞争，如在阶级社会中一样，提供了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并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间接地导致了生产力的发展。
此外定居允许积聚物品；允许永久性的贮藏；允许推动提高生产。贮藏与积聚的能力使对控制食物更加渴望，当食物具有价值时，就有更多的理由来进行增加数量。[21]
5．竞争宴享说
BrianHayden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物种因其数量有限与不稳定，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可能与充饥无关，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增添美食种类，使一些有野心的人利用基于经济的竞争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租赁。特別当那些驯化的物种不是十分可口的食物，但劳力投入很高或不易获得，那么其驯化是在竞争宴享相关性中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22]
6．富裕采集文化说
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农业起源是在一种富裕采集文化基础上产生的，他引用美国学者索尔的一个观点，即农业并不产生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的缺少，“在饥荒的阴影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那种缓慢而悠闲的试验步骤，好在相当遥远的未来发展出来一种较好而又不同的食物来源，……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以对人类更为有用是只能由饥馑的水平之上有相当大的余地来生活的人们来达到的。”从东南沿海一些早期史前遗址来看，其野生的食物资源相当丰富，因此他认为“从东南海岸已经出土的最早的农业遗址中的遗物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个区域的最初的向农业生活推动的试验是发生在居住在富有陆生和水生动植物资源的环境中的狩猎、渔捞和采集文化中的。”[23]
此外也有一些学者从遗传学、生物学等角度分别进行了研究。[24]他们只是作为植物学家或生物学家从其本专业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缺乏更全面的考虑，因此影响都不是太大。
这一时期有关农业起源的还有一大争论是普遍的全球性理论的存在与否。
除了张光直先生富裕采集文化说是直接针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以上诸家学说都是试图探讨一种农业起源的世界性的通则的。但是每家学说差不多均有例外，如人口压力说不适应中中美洲；竞争宴享说得不到东南亚资料的证实；社会结构变迁说的前提条件是定居，但在中美洲与东南亚，可能在流动的狩猎采集时期即已开始了栽培，最后在农业开始以后流动还持续了几千年。因此有一些学者否认这种通则的存在。Flannery虽然是人口压力说的鼓吹者，但是他认为这一理论仅适用于西南亚，而农业起源的其它三个重要地区：东南亚、中美洲、安第斯地区，其农业起源的机制是各不相同的。FlankHole甚至认为只有进行每个地区的具体解释，这样才能考虑该地区农业出现的所有因素，否则都是不全面的。[25]
三、西方农业起源研究的一些启示
从目前我国的整个稻作农业起源的研究情况来看，在研究范例上，还局限于实证性的研究，即以寻找最早的栽培作物种子来确定起源的地点和时间。虽然这对于确定最早的栽培作物有所帮助，但这种方法很容易被资料牵着鼻子走，即哪里发现最早的栽培作物的证据就把那里看作是起源地。因此会先后出现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说、长江中游地区说、华南说甚至是淮河流域说，造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另一方面这也导致了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编年与描述，即确定各个遗址的年代早晚，建立完整的编年体系，而不是对其演变机制的探讨。并以传播迁移论来解释其它地区出现农业经济的原因。这种解释模式明显存在着下面两大缺陷：
其一、即使得编年体系再完整，时代追溯得再早，起源的地点再单一，但总有一地点在某一时段内首先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对于它的出现的机制，这一模式根本没有触及。
其二、不能解释为何只有农业传播、沿承下来，而不是其他的文化因素。
因此目前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最急迫的，不是找寻更早、更新的资料，也不是建立某种理论，而是研究范例的转变：从事件性的研究转变为进程性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从目前的编年性、描述性的研究解脱出来，进而对这一进程的动力机制进行深入的探讨。如是，则离农业起源研究理论的繁盛不远了。
注释：
⑴Wright,G.A.1992,OriginofFoodproductioninSouthwestemAsia:ASurveyofIdeas.CurrentAnthropology,Vol.33(1):109—139.
⑵摩尔根(美)著、冯汉骥等译：《古代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年，p34。
⑶Roth,,16:102—136.
⑷Candolle,:KeganPaul,Trench.
⑸Childe,V.G.1951:MentorBooks.
⑹Wright,:ASurveyofIdeas.CurrentAnthropology,Vo1.33(1):109—139．
⑺罗伯特·J·布雷伍德(美)著、陈星灿泽：《农业革命》。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54—263。
⑻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⑼Rosenberg,M.1990.TheMotherofInvention:Evolutionary,Theory,Territoriality,andtheOriginsofAgriculture.AmericanAn-thropologist,92(2),399—415.
⑽Roth,,16:131.
⑾Bender,B.1978.Gahter-huntertofarmer:asocialper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⑿路易斯·宾福德(美)著、曹兵武译：《后更新世的适应》。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7—292。
⒀Flannery，K．V．1973．TheOriginsofAgriculture．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2)：271—310．
⒁Cohen，M．N1977．，M．N．andArmelagos，G．J．1984．Paleopathology：AcademicPress．
贾里德·戴蒙德(美)著、高星泽：《人类史上最大的失误》，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312—322。
⒂P．C．切塔吉(印度)著、陈星灿译：《食物质量从采集和狩猎到农业的变迁：民族志的重建》。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与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P264—267。
⒃Rdeeing,R.W.1988.AGeneralExplanationofSubsistenceChange:FromHuntingandGatheringtoFoodProduction.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oaeology,7:56—97.
⒄Bronson,B.TheEarliestFarming:DemograpgyasCauseandGonsequence.
⒅Henry,:Univ.ofPennsylvamPress,228—236.
⒆Green,S.W.TowardaGeneralM(Ed)Schiffer,M.B.,AcademicPress,311—355.
⒇Rindos,D.1980.Symbiosis,Instability,andtheOringinsandSpreadofAgriculture:ANewModel.CurrentAnthropology,21(6):75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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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Kabo,V.1985.TheoriginsoftheFood-peoducingEconomy.CurrentAnthropology,26(5):60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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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S.W.TowardaGeneralM(Ed)M.B.schiffer,AcademicPrcss,311—355.
[22]布赖思·海登(加)著、陈淳译：《驯化的模式》。《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P25—40。
[23]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P190—205。
[24]Harris,,57(1):90—107.
农论文 篇七
1．1农科类大学生参与“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形式陈旧需要创新《意见》第四条提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和科教、文体、法律、卫生‘四进社区’活动，是新形势下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有效载体”，在调查农科类大学生“您参加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问题时，19．53%选择了“科技下乡”，15．46%选择了“参观访问”，16．28%选择了“政策宣传”，18．01%选择了“社会调查”，15．77%选择了“文艺演出”，14．95%选择了“其他”。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形式还是集中在传统的科技下乡、参观访问、政策宣传、社会调查、文艺演出等形式上，而这些形式导致农科类大学生不能将实践活动与所学专业紧密联系，无法真正进入角色，不能在实践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从而不能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更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
1．2大部分农科类大学生认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收获不大开展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是使大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增长才干、奉献社会，锻炼毅力、培养品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调查“您参加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收获”时，20．65%选择了“收获很大”，70．19%选择了“有收获，但不大”，9．16%选择了“没有收获”。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农科类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有一定的收获，但是收获不大。同时，在问卷调查中发现，90%以上的学生认为参加实践活动最大的收获是锻炼了自己的组织、沟通能力，仅有35%以内的学生认为增强了自己的专业运用能力，这说明高校在开展“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中没有将学生专业特长和当地农村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致使农科类大学生不能真正深入到基层，不能把所学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专业能力在生产实践中得不到检验和提高。
2影响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分析
2．1思想认识不到位农科类大学生作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主动参与意识不强，对于实践活动重要意义，如何与自身的学习、就业相结合等问题没有深入的思考和实际的行动，从而导致农科类大学生参与率低，参与动机有偏差，参与实际效果不理想；部分高校专业教师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存在认识偏差，认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校团委、学生处、院系等部门学生管理人员的工作任务，和自身教学任务没有关系［1］;社会各界对“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不够重视，有些地方政府不能主动、积极地为“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2．2活动形式缺乏创新“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自开展以来，一直秉承“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宗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一些传统的内容和形式成为制约社会实践活动实效性的瓶颈因素。1)“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还是以社会调查、公益活动为主，不能满足农村形势发展的需要，应结合新农村建设的特点，积极探索各种新形式；2)当代大学生，尤其是“90后”大学生思维方式和行动特点呈现多元化，传统的实践形式难以吸引他们主动参与到实践活动中来；3)没有将学生专业特点和活动形式有机的结合。往往开展难度较低、操作性较强的参观、走访等形式的活动，却忽略了为大学生搭建平台，导致学生不能提高专业技能。
2．3缺乏健全的制度体系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必须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作为前提，以保证实践活动的正常开展与蓬勃发展。但是大部分高校缺乏有关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制度机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从而制约了“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1)缺乏健全的实践教学体系。目前把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作为重要内容列入教学计划的高校并不多，大多数高校只是将社会实践作为学校整体教学的一部分。学生是否参加社会实践和毕业无直接联系，导致学生思想上不重视，直接影响实践活动的实效性。2)缺乏完善的实践指导机制。一方面缺乏实践项目制定方面的指导，实践项目制定不合理必然导致实践活动开展不顺利，效果不理想；另一方面缺乏实践内容的指导，不同的实践阶段需要相应的技术、政策指导，这直接关系着实践活动的成败。3)缺乏科学的考评机制。目前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没有形成一套科学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实践活动考核成绩大多依据活动总结及媒体报道的影响力界定，对学生是否学以致用、服务地方、服务程度等方面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直接造成“重媒体报道，轻实际效果”的现象。同时，没有合理的评价标准也使得指导教师和学生的实践工作不能得到合理评价，没有明确的奖罚措施，直接打击了指导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
3提高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对策
3．1加强宣传引导，形成共识，为活动达到实效性提供思想保障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不仅是高校的一项工作任务，更需要引起政府、社会等各方面的重视。各级宣传部门要把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宣传列入计划，在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协调新闻单位开辟专题、专栏，组织精干力量深入一线采访报道，为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地方政府、高校、学生形成共识，形成全社会支持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良好局面，以更好地为农科类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创造平台和条件［2］。第一，地方政府要认真落实文件精神，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具体办法，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活动的组织工作，以新农村建设为中心，把社会实践活动与经常工作结合起来，并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实践活动，保证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第二，高校要把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培养学生的一项重要工作，纳入到整个高校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建立完善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体系，全面负责社会实践的开展与建设问题；第三，从思想上认识到社会实践活动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参加实践活动的主动意识，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达到学以致用、以用促学，通过实践活动提高综合素质，为新农村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3．2探索机制创新，拓展活动形式，为活动达到实效性提供可靠保障建立社会实践活动的良性运行机制是农科类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顺利开展，效果突出的有效保障。要着眼于社会实践活动的长远发展，结合时代特色，与时俱进，狠抓机制创新，建立并完善“四个结合”的运行机制。第一，与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始终将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作为主线贯穿于社会实践的全过程，引导学生在实践中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坚定党的领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的品质和作风。第二，与专业学习紧密结合。将社会实践与农科类大学生专业特点相结合，既可以巩固学生的专业思想，又可以用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使学生专业能力得到提高。第三，与就业创业紧密结合。将大学生社会实践和就业见习结合起来，为农科类大学生服务“三农”奠定良好的基础。第四，与实践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尤其是农业高校作为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基地，更应该与广大农村地区建立起全方位和长久性的互动关系，力争做到每个专业都有相对固定的基地，使学生受锻炼，当地见效益。
农论文 篇八
“三农”工作需抓大顾小
方法问题制约“三农”工作
一些地方在抓“三农”工作中，只顾埋头苦干，不注意方式方法，结果往往是浪费了资源，空耗了精力。有两种错误的方法值得警惕。
其一，抓整体不注重具体，缺乏操作性。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力求“高”。目标高远，不顾本地区情况提出不切实际的目标，不顾市情、县情盲目照搬照套外地经验；二是力求“大”。习惯于“运动式”地抓“三农”，一项工作全民参与、轰轰烈烈，表面上每个部门都在抓，但实际上职责并不明确，没有抓总牵头部门，没有细化目标和验收标准，工作往往流于形式；三是力求“全”。工作部署面面俱到，既没有重点也体现不出亮点。这些都是当前基层“三农”工作方法上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使一些地方“三农”工作的举措仅仅停在口头上，写在文件里，无法落实到行动上，不仅浪费了资源，也空耗了精力。
其二，抓一点不计其余，缺乏统筹性。一是部门缺乏协作性。不仅农口的农林水牧渔等部门工作上互动少，而且农口之外的部门在涉农工作上也缺乏与农口部门的互动，以至于“你敲你的锣”、“我唱我的戏”，造成工作互不协调、各不配合。二是农业、农村和农民三项工作之间缺乏互动。在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时，缺少系统的思维和联系的观点，结果往往是解决一个老问题，而产生一个或多个新问题。比如各地在成功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的同时，又带来了农村田地无人耕种、土地难以流转、留守儿童健康和教育问题突出等诸多新难题。三是“三农”与工业化的矛盾问题。许多地方把财力、人力、注意力都放在推动工业化进程上，不仅市县讲工业化，连乡镇这样的农村基层政府也在埋头搞工业化。四是城镇化带来的“留守”问题。农村中的“精英”大量涌向城市、集镇，留守的都是所谓的“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抓“三农”工作需要辩证法
克服形而上学的最好办法，就是辩证系统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善于运用辩证的思维、系统的观点来把握“三农”工作。
“三农”工作的统一性和差异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坚持整体抓也要坚持分开抓。农业、农村和农民三者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有机体。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整体，去谋划、去推动，才能真正抓住“三农”工作的主动权。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农”，并不是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简单叠加，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互之间各有特性。不仅彼此的工作重点、工作对象不同，而且工作规律也不一样。抓农业不等于抓了农村，抓农村不等于抓了农民。如果我们在工作中片面地侧重某一个方面，就会像盲人摸象一样，整个工作视野停留在小圈子里，造成局限性、孤立性。
“三农”工作的联系性和多样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注重内涵又要顾及外延。农业是农民从事的主要事业，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是农民开展农村建设的资金来源；农村是农民工作生活的家园，是农业生产的土壤，它为农民生产生活提供环境和条件；农民是农村、农业的主体，是农村的建设者、农业的生产者。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单个个体事物而存在，同时又独自对外发生复杂多样的联系。抓“农民”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村和农业，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跳出固有思维，可以把农民转化为职工、商人、经纪人、市民；抓“农村”问题，决不仅仅是解决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问题，还有一系列诸如农村环境整治、村镇建设、乡村组织建设等问题。
“三农”工作的系统性和联动性，决定抓“三农”工作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各司其职。“三农”工作部门的区别，仅仅在于业务主管部门、工作牵头部门、相关涉农部门，各部门在“三农”工作中都有各自的职责，缺一不可。例如，组织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如何配备好乡（镇）和村委领导班子、发挥乡镇党委政府的效能、调动村级组织的积极性等，都是重要课题。农工部作为“三农”工作的主管部门，不仅要制定本区域“三农”工作发展规划，还要协助党委、政府做好“三农”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尤其是要协调、统筹涉农部门的工作，工作量大，责任重。因此，在“三农”工作中，各部门都要调动起来，形成相互支持、共同参与的工作局面。流通行业要负责带动农产品销售，科技部门要负责科技推广，教育部门要注重提高农民工素质等等。
在实际工作中抓大也要顾小
抓大，主要是抓“三农”路线方针政策和原则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比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政策，比如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政策，比如“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以及“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反哺农业、回报农民”的投入政策。
抓大，重在抓部门、工作和上下的协调。比如农业建设，需要农口的农业、林业、水利、水产、畜牧等部门的协调，需要农口内扶贫、移民、综合开发、农垦、土地等部门的配合，需要财政、发改委、工商、物价等综合部门的支持和参与。比如农村建设，需要协调规划、建设、土管等部门，农村社会事业建设，需要协调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总之，抓大，就是要抓重点工作，抓关键环节，抓各级干部，抓工作典型。
顾小就是要细化和分解各方面的工作，比如农业建设方面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常规农业与特色农业、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等，还要抓防火防汛防虫，要抓农业增产增效和农民增收。
顾小就是要抓群众工作，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既要抓在村的人口和劳力，也要抓外出务工的，既要为群众解决发展经济方面的难点，也要为群众生活上的困难分忧，包括子女上学、农民看病、打官司等问题。
顾小就是抓落实。要制定完成工作任务的具体措施，落实到人，分头去抓，开始要部署，中间要检查，最后要验收，一环扣一环，推进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农业论文 篇九
农业的弱质性指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和其他产业特别是与工业相比具有比较利益逐渐降低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农业生产面临双重风险
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双重风险的压力。一方面，农业生产可能会遭遇洪涝、干旱、沙尘暴、病虫害和瘟疫等灾害，生产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的好坏，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自然特点还直接导致了市场风险的产生。因为农业生产周期长，季节性强，农产品公共调整滞后于市场需求变化，而这种滞后反应带来的市场风险往往只能由生产者自己承担，这无疑会给农业生产带来沉重的打击。因此，农业需要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1.2农业部门比较利益低，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处于不利地位
农业部门的比较效益低下，不仅使农业部门缺乏对逐利资本的吸引力，而且难以阻止农业内部各种要素资源向非农产业流动，致使农业缺乏竞争力，最终导致农业的萎缩。图1就说明了在市场和利益驱动机制的作用下，社会资源配置不利于农业发展的情况。
如图1所示，AB曲线代表生产可能性边界，社会的全部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OA代表全部经济资源配置在农业部门时所能提供的农产品，OB代表全部经济资源配置在非农业部门所能提供的非农产品。OB>OA，表明非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大于农产品。假如初始资源配置在E1，这时农产品供给量为Oa2，非农产品供给量为Ob2。若增加农产品供给量，将经济资源配置点移至E2，这时农产品供给量为Oa1，增量为a1a2；非农产品的供给量为Ob1，减量为b1b2，b1b2>a1a2，表明经济资源从非农业部门配置到农业部门，转移成本比较高。相反，如果将初始资源配置点从E2移至E1，即经济资源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成本比较低。这就说明了市场价格机制条件下人们不愿意将经济资源主动投向农业的原因。因此，农业是一个需要政策性补贴的产业部门。
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都需要得到政府扶持。对我国而言，农业弱质性表现得更为复杂，如自然资源条件较差，生产者素质较低，经济形态多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农户经营，农业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很不完善，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差。因此，在我国农业更需要得到政府的支持。
2农业的多功能性理论为农业补贴提供了依据
随着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增长，农业被认为是一种多功能性的产业，突破了传统认识的局限，给予了农业新的地位和作用。农业的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除了具有商品生产功能外，还有土地占有、环境、粮食安全以及文化等功能。具体表现如下：从经济的角度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农业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根和源头；从政治角度来看，农业是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也是农民发展的依托；从环境生态的角度来说，农业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为环境生态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农业的多功能性决定了任何国家都要重视构筑农业产业体系间各个环节的互动，而非传统的单一的农产品商品生产功能。此外，长期以来，人类自身生活与生产等活动消耗环境质量的生态需求，都是免费获得满足的。随着资源的“硬约束”，人类不仅要遵循其固有的自然生态规律，还要或多或少地投入人类劳动，改善农业生态条件。农业再生产的实现问题，基本上不能通过市场竞争在物质上和价值上得到补偿。因此，国家和社会必须给农业必要的保护与支持，以增强农业生态再生产的自生能力和自净能力。
3公共财政理论为农业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场在具有外部性的产品供给调节上存在失灵，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同时农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和基础地位，也决定其需要政府的服务。从经济学角度看，完善的基础设施是私人有效投入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先行条件。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的技术培训和农业科研创新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正外部性），但这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和免费搭车行为。因此，要求这种农业正外部性“内化”，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政府的干预，即要求政府一方面通过政策手段从社会上其他人所得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偿行为者的损失，将农业社会效益和农业经济效益的差额返给农业；另一方面充当制度供给者、环境营造者和主要投资者的角色。
4利益集团理论为农业补贴提供了理论依据
奥尔森（Olson）在《集体行为的逻辑》中指出，人口规模小的利益集团相对于规模大的集团，其成员与集体行为有较深的利害关系，而且监督成本也比较低，比较容易克服“免费搭车”问题，从而具有较高的组织水平和较大的政治能量。可见，一个利益集团政治能量大小，不仅取决于它的规模大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它的组织水平的高低及克服集体行为中“免费搭车”现象的程度。
具体到补贴政策的选择，我们假定分为2个利益团体，一个是作为农业生产者的农民，另一个是非农产业的生产者及农产品消费者。那么，究竟是选择对农民有利还是选择对消费者有利的补贴方式，将取决于这2个集团的力量对比。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多数人从事农业，分布在广泛的农村，大多数农业人口受教育少，对于一些隐蔽的不利影响毫不知情；即使他们确能知道这些，也会因组织抵制集团行动的代价过于高昂而难以实现。而大都市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比较集中，他们的收入很低，恩格尔系数偏高，高昂的食品价格势必直接危及政府的城市安定。人数虽少但组织得很好的实业界，因为担心生产费用上升会导致工人工资的提高，也会强烈反对食品价格的上涨。他们纷纷游说政府，使国家的补贴政策向城市消费者倾斜，这样中国就出现了农产品“剪刀差”。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均收入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城市居民对食品价格的敏感度降低；而且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绿色农业的兴趣日渐增加。与此同时，农业人口在减少，农村教育水平在提高，农村地区的通讯、交通运输设施得到改善。农村居民对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较所处的地位，变得越来越敏感；同时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成本也相对降低。在这种条件下，当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农民的收入状况继续恶化时，他们就会采取政治行动以建立城乡平等关系，这样国家的补贴重心转移到了对生产者的补贴上来。为了提高补贴的效率，补贴方式由价格补贴等间接补贴向对农民直接补贴转移。
5参考文献
[1]梁东黎，刘东。微观经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丹尼斯R.阿普尔亚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3]刘东。微观经济学新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农论文范文 篇十
论文摘要：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局限在“三农”的圈子里，要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把农村中小学集中到中心城镇，降低办学成本，提高教学质量，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城市适应性教育，促进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转化；发挥高校的辐射作用，开展远程农民教育，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三农”问题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如何有效地转移和转化农村富余劳动力，把沉重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转化为优质劳动力，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这就对配套的教育措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农村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则成了研究的重心。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三农”层面，配套的教育措施也不能局限在“三农”的圈子里。
一、降低办学成本．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压力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迅速提高教育质量，缺的是资金，少的是投人。在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下，要求政府加大投人满足教育需求只能是难以如愿的美好愿望；加强制度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可以增加教育经费，但是因为体制与观念的惯性，也非短期所能凑效。所以，在穷国办大教育的大背景下，缓解教育经费紧张的压力，提高办学效益的有效途径应该是千方百计降低办学成本，用尽量少的钱办尽量好的教育。
(一)中小学集中办学，发挥规模效应
根据目前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各个年龄阶段分布情况的分析，近年学龄儿童将逐年减少，这样，原有教育设施难以充分利用，甚至大量闲置。为了集中资金，提高办学效益，形成规模经济，减少重复建设，学校应适度集中，向中心城镇靠拢。农村居民分散，中小学生奔走于相距较远的学校和家庭之间，既浪费时间、精力，又不安全，推广寄宿制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各个乡镇集中财力物力办好一所中学，二到四所小学，结合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和人事制度改革，精简管理层级，优化教育资源。这样，既节省开支，降低成本，又能够提高办学质量。
(二)就地取材，大力开展远程农民教育
要改善“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农村太落后”的状况，就一定要加强农民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但农民教育经费太少，农民本身对接受教育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因此，开展农民教育一定要考虑好三个方面的因素：要就近，便于农民学习；要成本低，农民不必掏多少钱就可以学习；要能学以致用，有很强的实用性。从降低教育成本的角度出发，应该就地取材，大力开展远程教育。教学场地就近利用村公所或者中小学校，如果学校白天不能给农民教育提供教室，就采用一校挂两牌的方式，白天学生上课，晚上给农民上课；教学方式采用远程教学方式，有远程教学服务网络的，进行网络教学，条件差一点的，利用优秀教师的课件进行多媒体教学，条件更差的，只需要准备一台电视机、VCD和几张光盘影碟，只需中小学的一个普通教师组织教学，就可以把优秀教师和技师的教学内容传授给农民，大大降低教学成本。
(三)教材回收，重复利用
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教材，通常回收利用五年以上，学生无须购买新教材，大大降低了入学费用，而且能减少因印刷大量教材造成的纸张浪费和环境污染。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更应该节约资源，减少费用；农村教育经费紧张，更应该回收教材，重复使用，降低学习成本，减轻教育负担。
二、职业技术教育与城市适应性教育并重，促进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与转化
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一般在总人口的10％以下，而我国农村人口达70％左右，有9亿多农村人口。不改变农村人口基数庞大、人均生产资料稀少的现状，就不可能达到迅速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只有加快农村人口的转移和转化，才能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而且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农村目前的富余劳动力，而忽视了学龄阶段的农村人口，要充分考虑他们数年后的就业和出路。这里讲的转移是指地点的变换，是指农民工进城；转化是指质量的变化和提高，进城不能只是城市边缘人，务农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耕作方式上。为此，应该加强以下几方面的教育。
(一)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和有本土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
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了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由劳动密集型向智力密集型的转型时期，“三农”问题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粗放型、劳动密集型还没有得到充分转变，在抓紧时间完成这一阶段任务的同时，还需要尽力追赶第二阶段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大批熟练技术人员，要求职业技术教育朝多元化方向发展，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和有本土特色的技术教育和培训。
1．为获取劳务输出收入，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技术培训。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全国有7800万农民工，据专家估算，目前有超过1亿的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数量巨大的农民工每年创造大量的劳务收入。据统计，2001年四JlI省出省农民工560万人，打工收入400亿。尽管进城农民工数量巨大，2004年沿海地区还出现了明显“民工荒”，但是缺少的主要是熟练的技术工，而不是初级的体力工。针对这一现象，政府要建立信息网络，及时了解需求信息，组织农民工进行相应的技术、技能培训，加强针对性，减少盲流。
2．农村成人教育要以农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为重点。中国三个产业层次仍然是第一、二产业占主导地位，第三产业的作用和影响还有限，解决“三农”问题，不能超越国情，更不能本末倒置，一定要巩固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推进农业产业化。配套的教育措施要强调“科教兴农”，充分发挥农村成人学校和培训机构的作用。农村中小学可实行一校挂两牌，日校办夜校，成为乡村基层的文化、科技和教育活动基地。建设“高等学校农业科技网络联盟”，推进“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为农业科技推广、农村教育培训作出贡献。
(二)推进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教育
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出路是城镇化，这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除了小城镇的吸纳之外，民工潮将成为另外一种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途径。引导民工潮向良性方向运转，克服其给城市带来的弊端，除了改进制度性的因素外，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也很重要。提高农民自身素质除了职业技能培训之外，还要重视城市适应性教育。农民工进城打工，意味着他们再社会化，城市适应性教育的发展状况决定了其再社会化的速度和水平。通过农民工培训层面、社区层面和工地文化层面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法规、良好生活方式与习惯以及丰富多采的文化娱乐活动的教育与培训，改变其不良习惯，促使其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
三、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互渗透，提高潜在劳动力的就业能力
时代的发展，现实的需要，都要求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的两只轮子同时转起来，相互渗透，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基础教育内容中，要适当增加职业技术的教育内容，以便学生中学毕业进入高职学校后能够很快适应。
(一)基础教育内容应与高中后教育相衔接
传统教育中，基础教育与高中后教育存在脱节的现象，学生高中毕业后，要么进入与以前教育很不连贯的高等学校，要么在毫无思想准备和毫无职业技能基础的情况下被抛人陌生的社会。因此，发挥我国基础教育较好的优势，更新部分教育内容，以便其更好地与高中后教育相衔接，如增设进行初步研究活动的选修课程和职业技术课程，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开设绿色证书课程等。
(二)办学形式要多样化，全日制与半日制、日校班与夜校班、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按需开办
1．配合初中后和高中后分流推进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现有高等教育资源有限，不能满足广大民众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要求，甚至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初中毕业生升人普通高级中学，同时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也需要大批的高素质普通劳动者和技术熟练工人，因此全日制的高职专科学校既利于高中毕业生合理分流，又利于培养大批社会急需的实用技术人才。
2．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开展现有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只要不学习，就会很快赶不上形势，知识技术迅速陈旧、老化，所以要不断接受继续教育，定期回炉。要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有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加盟。另外，还可以通过对现有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提高其技术等级，盘活现有人才存量，提升现有人才质量。
3．教育内容增强本土特色。虽然通过劳务输出能增加本地居民的收人，间接促进本地的发展，但人才的外流不利于本地人才直接服务本地，促进本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教育培训内容应该紧密联系当地实际情况，强化本土特色。:
4．加强实践教育，丰富高教、职教的实习、实验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是当前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要培养应用型人才，缩短学生的工作适应期，就要在教育过程中加强实践教育，使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准人才有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时间和场地，能够在理论一实践一理论的多次转换中，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缩短学生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的适应期和磨合期，降低上岗培训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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