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论文范文精选7篇

饮食一直都是人们日常所必须要做的事情之一，而不同的地方亦有不同的饮食文化，那么要怎样写一批有关饮食文化论文呢？下面是小编辛苦为朋友们带来的7篇《饮食文化论文范文》，如果能帮助到您，差异网将不胜荣幸。

饮食文化论文 篇一

扬州饮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地域、民俗和社会环境诸多因素，是扬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人注重调整饮食结构，注重保健和保养，特别是注意对高脂肪饮食的控制，基于此，素菜已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

一、素食饮食的现状

素食通常指用植物油、豆制品、蔬菜、面筋、菌类、竹笋、藻类和干鲜果等植物性原料烹制的菜肴。素食以植物性原料为主制作，少油腻、较清淡为其基本特点。

素食潮正在全球兴起。人们纷纷选择纯净、健康、自然的素食，已成为席卷全球的饮食风尚。据一项调查显示：2012年食素的人群，法国是1.1%，德国为1.45%，荷兰为4.9%，意大利为3.4%。德国的素食点遍布大街小巷，其中一家素食店有2500家连锁店，生意兴隆。美国有1600万人选择了终身食素。在我国台湾，素食人群达200万，而大大小小的素食餐厅多达4000多家。在香港，有200多家素食馆生意兴隆；而在台湾素食馆更是遍布城乡。众多的人加入到素食群中，悄然传播的素食文化，使得素食越来越成为一个全球时尚的标签。素食已成为一种全新的环保、健康生活方式。

20世纪后期，国人的荤食比例开始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等发病率的不断攀升，而且我国每十个人中就有一名胖子，健康情况确是越来越令人担忧。中国素菜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在健康养生方面的作用一贯受到人们的重视，素菜的营养、花色品种、选料精细、制作考究及风格等方面，都不亚于荤菜。

非典疫情过后的这几年，北京的素食餐饮忽然成了“阳光产业”，经营素食都十分成功。在香港有200多家素食馆生意兴隆。上海、天津、广州、武汉、郑州、石家庄、太原等地出现了一大批素食爱好者，一批素食餐馆、素食连锁店火爆开业。杂粮、野菜重新受到青睐，家常菜又被端上了饭桌，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吃素菜保健康已逐渐成为风尚，可以预见素食将成为人们的饮食主流。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2011年，我国餐饮营业额约为20635亿人民币。业内人士预测，中国餐饮业将成为未来永不饱和的黄金产业。另据报道，在欧美及中国港、澳、台等生活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餐饮习惯已发生改变，吃素的比例明显增加。所以，选择有佛教、道教文化景点或氛围的附近地区开设素食餐饮特色街，经营宫廷素食、寺院素食和民间素食，并有意识形成旅游的一个特色项目，应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二、扬州素食的现状

素宴作为淮扬菜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隋唐盛世。而在素宴烹制过程中，由于素宴菜点具备了“素菜荤做，素菜荤名，素菜荤味，素菜荤形”四大特点，使淮扬素宴一直倍受海内素食爱好者的推崇。据介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年提高，扬州先后于2006年掀起一场以素食为代表的绿色消费高潮，尤其是2013年5月的中国扬州两岸素食文化暨绿色生活名品博览会将扬州的素食文化推到高潮，素宴中纯素菜点及清真菜点，受到不少饮食男女的追捧。

地处北温带的淮扬地区，气候温和，水源充沛，为各种果蔬的生长和种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蔬菜品种中，有些种植历史已达几百年乃至几千年的历史。所谓素菜“四大金刚”的“竹笋、香蕈、豆腐、面筋”，在历史上均为淮扬名食。早在夏代，扬州竹笋即是入贡美味，宋代吴僧赞宁撰写的《笋谱》，就总结了吴地扬州食笋经验。“扬州鲜笋趁鲥鱼”、“家家户户剥春笋”就是扬州八怪郑板桥等名家描写扬州食春笋之诗句。豆腐在扬州也有较悠久的历史。明代大医药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豆腐始自淮南王”。古代扬州长期以来是淮南药府，由此可见，豆腐始于扬州，扬州是豆腐的故乡。相传，后来唐代高僧东渡时，将扬州豆腐传到了日本。扬州人食蕈菌，食面筋的历史也由来已久。至于野蔬，淮扬人历代均有人开发，到了明代，高邮人王磐著有《野菜谱》，比较系统地记录了扬州先民开拓素食原料的丰富经验。扬州瓜雕，更是扬州素食中的一绝，为筵席增辉添彩。

三、扬州素食开发存在的问题

首先，从消费市场而言，大众饮食文化存在许多误区，素食产业最大的问题就是局限于小众的消费人群。坎贝尔教授在《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指出：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会导致慢性疾病的发生，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膳食最有利于健康，但是在我国，多少年来，动物蛋白意味着健康、强壮、进步乃至文明和希望，这一“迷思”早已深入人心，根深蒂固，成为不言自明、天经地义的常识。因此，素食理念作为一种新兴的概念还处于“成长期”，素食利益的推广尚未成熟。而大众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而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去慢慢渗透和积累。

其次，从供给市场而言，素食经营者存在许多误区。在国内，因为素食产业本身鲜明的文化特色以及素食产业较弱的盈利能力，使得几乎所有的素食企业都离不开宗教背景，导致了大部分从业者管理水准营销能力整体处于弱势，在经营选址与店面布置、成本管理、厨品选择与开发、营销推广与营销技巧等方面缺乏理论指导与实战经验。

第三，扬州的素食文化旅游资源宣传力度不够，并未与扬州的旅游资源紧密结合。扬州与佛教旅游资源紧密联系仅有一家――大明寺素食坊，其实扬州也有许多佛家寺庙的祖庭，代表寺庙有大明寺和高寺，但是真正将素食文化与旅游资源进行结合的仅有大明寺一家。

四、扬州素食文化的开发的建议和意见

（一）素食馆选址要科学

选址对于包括素食馆在内的任何一家饭店，都是特别重要的。总结扬城不少素食馆先后倒闭的教训，素食馆选址一方面需要选择经济和交通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且开店地点的文化层次还应达到一定水平。假如以往该地点开过荤宴饭馆，按佛教不杀生的教义来说，肯定会吸引不少人前往就餐。

（二）素食馆定位应清晰

扬城消费特点应该以大众化的普通消费作为市场的一种主导服务。根据武汉长春观、南京鸡鸣寺等素食宴的成功经验，扬城素食定位应与市场消费实际水平相结合，而不是一味定位于高端市场。

（三）素宴应保持手工制作传统

外地也有不少素食馆，发展趋势要比扬城好，主要因为外地素宴一直保持着手工制作的传统。 随着工业技术生产的进步，扬城绝大多数素食馆纷纷采用工业合成素食原料，导致淮扬素食菜点的传统失真。特别是淮扬素食传统的手工制作技艺，已经濒临失传。

（四）素食馆要体现素食文化

与外地素食馆相比，扬城素食馆无论是素食文化，还是经营理念均落后外地一大步。省烹协秘书长于学荣说：南京的素食馆已经发展为素食爱好者、佛教信仰者、美食家等提供了一个就餐、聚会、休闲的优雅场所，其中绿柳居一家素食日销售额高达20多万元。这些素食馆实现顾客之间、顾客与餐馆、顾客与厨师，烹饪爱好者与美食家之间的积极互动，传播素神、食疗方法以及“亲近自然、广结善缘”的理念。

由于经验的缺乏，不少扬州素食像这样的素食文化都是扬州素食馆所欠缺的馆甚至无法区别素食中的明荤和暗荤，从而导致部分纯素食宴上经常出现大蒜、洋葱、韭菜等明荤菜肴，及一些如香菜、茼蒿、芹菜等暗荤菜肴，而这些全部都是素食宴的忌讳菜。

（五）创素菜馆名牌，扩大社会知名度。

饮食文化论文 篇二

饮食是人类生存于世的前提，其重要性促使作者在文学创作时总会有意无意地对笔下的饮食对象进行加工，故子弟书中对饮食的描写，虽然是对当时饮食现象具体而鲜活的反映，是现实中的饮食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影，但并不等同于其所描写的饮食本身。黑格尔在谈到作者和作品的关系时曾提及：“欲望所要利用的木材或是所要吃掉的动物如果仅是画出来的，对欲望就不会有用。”因此作者在进行文学意象描写时，为了表现自己的某种欲望总会对其进行一定的加工，否则就难以满足受众的期待视野。子弟书作者在这一点上做得恰到好处，看似描写当时的饮食现象，实则巧妙地融入自己的主观意识，将饮食文化的民族性、时代性、地域性等特征进行了良好地呈现，充分验证了“人的感觉不但可以同对象发生功利的、伦理的、道德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发展成为一种诗意情感的关系，文学艺术正是人的感觉中这种诗意情感的高度发展的产物”。由此，对子弟书中的饮食现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在把握子弟书作者对饮食的审美再造与审美情趣特征时，也可以了解入关之后满族饮食文化的概况，并一窥时人的饮食结构及趋向。

二、子弟书饮食文化的主要特征

综观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现象，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时代性、民俗性、地域性等特征，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彰显了当时满族男性视角中的饮食文化特征。

（一）民族性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饮食文化，在婚俗、祭祀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以描写满族婚俗的《鸳鸯扣》为例，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为女性宾客准备的婚宴：“先摆上整鸡整鸭与酿肚，四抢盘中有尾绝大的鲜鱼。然后是海参燕窝五碗南菜，水晶澄沙两样儿蒸食。”单看这段描写，菜肴的原料不错，似乎对女性宾客非常重视，但是根据子弟书《厨子叹》中的描述，当时置办宴席时“正用的东西猪羊菜蔬，配搭的样数鱼蟹鸡鸭”。由此可知，旗人婚宴中为女性宾客准备的婚宴实际上使用的都是配菜，没有以猪、羊为原料制成的主菜。这种饮食原料的选择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社会原因。皇太极曾在天聪元年九月初一颁布诏令规定：“嗣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及筵宴、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驴、骡，永行禁止之。”又曰：“自汗及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殡葬及市卖等，只许用山羊、豕、鸡、鸭、鹅牲畜。”除去清朝统治者规定的不可宰杀的牲畜之外，剩下的大型家畜只有猪、羊。猪肉是满族尤其入关之前最喜欢吃的肉类之一，也是其招待尊贵客人的必用饮食原料之一，然而《鸳鸯扣》中招待女性宾客的婚宴上并没有猪肉的存在。这种现象和满族女性的地位有关，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了满族女性在娘家和婆家地位的不同。“旗俗，家庭之间礼节最繁重。而未字之小姑，其尊亚于姑。宴居会食，翁姑上座，小姑侧坐，媳妇则侍于旁。进盘匝奉巾栉，惟谨如仆媪焉。”可见《鸳鸯扣》中用来招待女性宾客的饮食原料及菜式应是满族女性因婚姻带来的地位变化在饮食文化中的一种外在物化形式。这种旗人婚宴的饮食习俗，反映出满族入关以后，虽然受汉族文化的影响较深，但并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的民族个性。此外，在子弟书中出现的其他满族食品，在反映满族饮食文化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反映出其对汉族饮食文化的影响。《窃打朝》中尉迟敬德的早餐是甜浆粥、油炸果、炸糕，其中炸糕反映了当时满族人嗜面、并喜欢将其油炸的特点。《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满人嗜面，不常嗜米，种类繁多，有炸者、蒸者、炒者，或制之以糖，或以椒盐，或做成龙形、蝴蝶形，以及花卉形。”满族人之所以嗜好吃面，是和其原游牧生活有关，因为面食尤其是油炸的面食有利于携带并长期储存，能满足其游牧生活需求。《过继巧姐儿》中的豆馅包也是满族的特色食品之一，它以浸泡发酵的黄米为原料，制作时，“先将水面拍成圆饼状，里面包小豆泥，最后成球形，蒸后食用。宜热食或凉食。热食蘸荤油或红、白糖为佳。”炸糕及豆馅包反映了满族人嗜好粘面的饮食取向，《老侍卫叹》中的酸菜则反映出满族人在苦寒的辽东地区善于利用环境和原料创制新式菜品的乐天精神，正是因为满族的这种面食习俗及酸菜腌制的独特性，它们对汉族的饮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在汉族的饮食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满族饮食文化作为中华饮食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其独特与丰富的内涵性，也体现出中华饮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针对这一点，日本学者中山时子曾感慨到：“潜藏在中国饮食文化背景后面的究竟是什么呢？本来饮食文化就是一种综合性文化。它不仅包括食物原料、加工方法、饮食方法、烹调用具等要素，还包含着隐匿在这些要素后面的思想、哲学、宗教等问题。”由于饮食文化蕴含了如此多的内涵，所以在满人入关已近二百年的子弟书创作时期不但仍能保有独特的婚宴饮食文化现象，而且其民族特色饮食如炸糕、酸菜、沙琪玛等也为其他民族所接受，体现出饮食文化之于一个民族具有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作用及不同民族之间饮食文化相互影响的事实。

（二）时代性

不同时代的饮食具有不同的特征，子弟书作者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流行小吃及经济萧条时期的饮食描写，诠释了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的时代性特征。由于大部分流行小吃的原料低廉，故其常被认为是饮食中的“下里巴人”，难登大雅之堂，文学作品中也很少对其进行详细的描写。然而受子弟书的说唱文学性质及其演唱地点等因素的影响，子弟书作者提及了不少当时流行于北京的小吃，如荷叶香粥、蟹肉烧卖、瞅眼食、吊子、丝糕、切糕、豆腐脑、煎饼等。这些流行小吃或具有季节性，如荷叶香粥、蟹肉烧卖；或原料极其低廉，为一般世人所不齿，但凭着它们与荤菜沾边的特点，使其仍能在收入低下的人群中流行一时，如瞅眼食、吊子等。子弟书中描写的流行小吃还透露出另外一个信息，即子弟书创作时期，中下层旗人的生活状况极其不佳。《苇连换笋鸡》中的堆拨兵用破帽子换笋鸡的行为，反映出在官府当差有一定薪酬的堆拨兵尚且手内无钱买食物，那些不当差且好逸恶劳、贪吃贪喝的中下层旗人的生活更是难以维系。在这种窘迫的经济条件下，与荤腥沾边的瞅眼食、吊子等顺理成章地成为流行一时的小吃。子弟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不是简单的粉饰太平，而是敢于直言，他们不但对社会经济繁荣背景下的饮食进行了描写，也对社会经济极端不佳下的饮食状况也进行了描写。《厨子叹》从正反两方面对其进行了呈现，社会经济状况繁荣时，家境一般的清朝人在宴席上常用的是：“……羊肉准斤六十六个，肥猪一口二百七八，大碗冰盘干装高摆，肘子稀烂整鸡整鸭。罗碟五寸三层两落，活鱼肥厚鲜蟹鲜虾。”而在社会经济萧条下的宴会菜肴则是：“红汤儿的是东蘑白汤儿的片笋，肉名儿的丸子团粉末儿的疙疸。挡口的晕腥是炖吊子，油炸的焦脆是粉锅渣。东坡几块囊皮膪，炒肉多加嫩麦芽。”通过这段描写可以看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饮食有关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饮食本身，正如王仁湘所言：“饮食植于人类是具有第一要义的事情。饮食及与之相关的活动，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前提，也是人类进化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饮食和文化息息相关，人们倾注于饮食之中的审美意识情趣及由其带来的审美愉悦感，是人类其他活动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厨子叹》中的厨师才会在天灾连连、社会经济状况极端萧条的境况下，利用各种饮食中的“下脚料”做出一桌至少表面看来绘声绘色甚或不亚于以荤菜主打的宴席，从而使设宴主人顺利地完成其人际交往任务。这段描述也体现出与人类的其他必需品相比，饮食的取材范围与食用方法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特征。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饮食原料的使用大相径庭，在经济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即便是质量低下的“下脚料”也能做成色香味俱全、待客的菜肴，体现了清代中后期饮食乃至中华民族饮食的原料具有极强的时代性。正是由于这个特征的存在，才能使饮食文化在社会的任何经济条件下都能得以延续发展，无论统治阶级如何更换以及民族的居住环境如何变化，都不能抹杀掉原有饮食文化的特性，新的饮食文化的出现，只是在原有饮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改良创新。

（三）民俗性

饮食文化与人类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一点在民俗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呈现。“民俗是民间文化中带有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的现象，它主要以口耳相传、行为示范和心理影响的方式扩布和传承。”饮食文化正是以行为示范、心理影响等方式体现了民俗性。《花别妻》中妻子为出征的丈夫准备的芦子、槟榔、豆蔻等物品，深刻地体现了当时的习俗。“嚼芦子”是在某些少数民族间流行的习俗，其名称不尽相同，《百夷传校注》：“傣族食槟榔，皆杂芦子、石灰、蒌叶或草烟叶共嚼，芦子即蒌子，亦即嵇含所称之扶留藤。”迄今为止，云南的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一习俗。从中医的角度出发，豆蔻具有消除口臭、消炎等作用，在牙膏还没发明的年代，嚼豆蔻成为了一种习俗。“这顿粥自然喝得痛快淋漓。食饱摩腹，得想法子消食，自然不能喝普洱茶，便只有嚼豆蔻了。”与嚼芦子、豆蔻相比，嚼槟榔更是流行一时，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食槟榔》条载：“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嚼槟榔又以广州地区为甚，《百夷传校注》指出在当时的广州“不以富贵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时人之所以酷爱槟榔，是因为槟榔能够“辟瘴、下气、消食，食久，顷刻不可无之，无则口舌无味，气乃秽浊。”嚼芦子、豆蔻、槟榔这一习俗，在改编的《窃打朝》中，也有所呈现：“吃槟榔到处搭讪耍芦子，装叶子连三骗吃蒲城烟。”《禄寿堂》中赴宴也要带着豆蔻和槟榔。由此可见，“嚼芦子”等习俗在清代中晚期非常流行。饮食文化在子弟书中的民俗性还体现在中上层旗人子弟赴宴时所要做的准备，如《禄寿堂》中的中上层旗人子弟赴宴时，需要自带厨师及“漱口盂儿小脸盆儿鼻烟壶儿水烟袋儿与九盒儿香。还有鸦片烟全份器具收拾妥，荷包内是落风鲜缩砂豆蔻还有油绉槟榔”。这些现象表明，赴宴并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进行人际交流，从而巩固自己的人际圈。

（四）地域性

子弟书作者虽是满族人，但是长期居于辽沈、京津等地区，深受当地饮食文化的影响，反映到子弟书中，就是描写了大量具有地域特征的饮食文化现象。上文提过的甜浆粥、油炸果在当时非常流行，是京津地区的特产。《燕台竹枝词》中对“甜浆粥”的制作方法进行了详述：“豆粉为糜似胶，晓添活火细煎熬。蔗香搅入甘香发，润肺无烦下浊醪。”清人闲园鞠农曾指出卖甜浆粥的摊位往往同时备有螺丝火烧、油炸果、炸糕。《窃打朝》中尽管描述的是家中的早餐，但亦备有甜浆粥、油炸果、炸糕，体现了当时京津一带早餐的特点。子弟书中地域性明显的食品还有炖吊子、切糕、粘糕、灰头菜、笤帚苗、丝糕、煎饼、棋炒、酱茄瓜、云母糕等。这些富有地域性特征的食品，体现出子弟书作者贴近生活，不论是编创还是自创的子弟书内容如果是在北京地区发生的故事，则是选用富有京津地区特色的食品，如编创的《窃打朝》中的甜浆粥，《过继巧姐儿》中的粘糕、丝糕等；自创的《老侍卫叹》中的炖吊子、酸菜等。编创的《盗甲》故事发生在山东梁山一带，故作者在其中选用了梁山的特色食品棋炒、酱茄瓜等。凡此种种，在反映出子弟书作者尊重事实的同时，也反映饮食文化具有浓郁的地域性，在文学创作中如果不能考虑到饮食文化的这一特点，就会使整个作品显得不伦不类。

三、子弟书饮食文化中的审美建构

普洛丁在谈到声音和美的关系时，曾提及“物体美主要是通过视觉来接受的，就文词和各种音乐来说，美也可以通过听觉来接受”。作为说唱文学，子弟书的内容正是以声音的形式被呈现给受众的，要想让受众对子弟书的内容有兴趣，子弟书作者就必须在文学话语、审美意象等方面对子弟书进行精心的建构。

（一）文学话语层面的建构

文学话语是将创作者的思想及创作理念进行物化的一种手段，决定着受众是否能够接受创作者的思想及创作理念。采用何种文化话语形式，既受创作者的影响，又受文学体裁的影响。纵观子弟书中饮食文化的话语层面，从词的形式出发，主要使用了叠词；从词的来源出发，主要使用了方言词语。

1.叠词。

叠词是汉语中形式比较特殊的一种词，其表现力强于一般形式的词语，从《诗经》时代开始，就为韵文作者所喜用。鲍震培指出子弟书作者使用大量叠词的原因在于：“一是纯粹为增加语言的音乐美，没有附加意义。……大量的重迭词是有附加意义的，在表现音乐美的同时，还能表示程度的加重或减轻，事物的大或小，数量的多或少，可以加深读者（听众）的印象，并且带有叙述人的主观情绪，在刻画人物时使用重迭词，可以描摹生动使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性格鲜明具体，具有可见性。”在描述饮食文化时使用叠词，同样也可以使饮食文化或其所关涉到的对象更加生动形象。《赵五娘吃糠》中，作者仅用恶恶实实一词，就将赵五娘婆婆误认为赵五娘偷吃的是美食佳肴，然后抢过来之后那种迫不及待争吃的贪婪情态刻画得惟妙惟肖。《长随叹》中通过长随握着糠窝窝对自己以前豪华生活的回忆，将长随那种懊恼的心情、以及现在生活的凄凉都呈现了出来。《厨子叹》中泡泡满满、拣拣挑挑等AABB式词语的使用将原料匮乏情况下厨师如何置办宴席的行为进行了传神描写；挨挨挤挤、压压杈杈、堆堆垛垛、绿绿花花等AABB式词语的使用将社会经济良好时，富裕家庭举办宴席时的饮食原料丰富的盛况进行了呈现。《老侍卫叹》中的温温则体现了老侍卫夫妻穷困潦倒不堪的生活。饽饽、拉拉饭等饮食文化词语则体现了满族鲜明的饮食文化特征。叠词的这些功用是其他形式的叠词所不具备的，它留给受众的想象空间极为广阔，使受众审美情趣范围内的人物、事件及景色等等更加丰满、生动。叠词的这一功用对以声音为传播形式的说唱文学而言非常重要，反映到子弟书中，则是每篇子弟书中都有叠词的存在，甚至是大篇幅的使用叠词。子弟书作者在塑造饮食对象时，使用叠词主要是描述人物有关饮食的动作形态、饮食的色彩等，给受众带来听觉的有力冲击。

2.方言词语。

由于子弟书作者长期居于沈阳及京津一带，其语言俚俗色彩浓厚，反映在饮食文化上，一是体现在作者提及了诸多地域色彩鲜明的饮食名称。如《老侍卫叹》中的饽饽、双皮，《光棍叹》中的火灼、洋果子等，它们是当时京津一带对水饺、猪耳朵、烤饼及从外域引进的糕点的称呼。二是体现在作者描写了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饮食现象，如《老侍卫叹》中的吊子，吊子是炖吊子的简称，是当时北京地区流行的一种菜肴，“将猪的肝、肠、心、肺等煮熟，调以佐料而成”。《阔大烟叹》中的切糕是当时流行于京津一带的糕点，用粘面蒸制而成，食用时用刀切成片。《过继巧姐儿》中的丝糕是当时北京地区独有的一种糕点，以小米面或玉米面制作而成，“发酵，蒸熟后切成方块，内多蜂窝，一般并不放糖，做主食。”《须子谱》中的藏饼、炒虾仁、卤牲口、菜心熘肌髓等。这种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饮食名称和饮食现象的出现，为子弟书的语言增添了俚俗色彩。三是在描述饮食文化现象时，使用了大量的方言词语描述人物的行为，在《两宴大观园》中使用溜滑、唏哩哗啦、硬、漾等方言词语将刘姥姥参加豪门宴会的那种窘态、土气描述得一览无余。子弟书主要是在京津一带流行，故方言词语的使用在说唱过程中更易引起该方言区受众的兴趣。相较于普通话而言，方言词语更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也是人物地域身份的一个标志，刘姥姥所用的方言词语正是体现了它的这一功能。

（二）审美意象层面的建构

饮食文化论文 篇三

随着科技的发展，渔猎工具、炊具不断地改进。随着无数尝试和不断积累的经验，人类的食物原材料也越来越丰富。但是由于地域不同，各个国家的食材也不尽相同。中国的饮食原料经过上千年的发展，不断地汇聚、增加和补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种类繁多，涉及广泛。自古以来，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就是以饭食为主，以菜为辅，以菜佐饭。主食的种类主要以米食和面食为主，中国的南方多以米饭为主食，而北方则以面食为主，如面条，饺子，馒头，饼等。副食的种类更加丰富，如蔬菜、肉类、蛋类、禽类、鱼类、奶类、豆类等。

俄罗斯处于中高纬度地区，气候寒冷，不利于农作物的种植。所以，俄罗斯人可用的食材算不上很丰富。以面包为主食，面包分为白面包和黑面包。俄罗斯人把粥视为面包的“始祖”。俄罗斯民间有句谚语是“粥——我们的母亲，黑麦面包——我们的父亲”。在俄罗斯，土豆被称为是“第二面包”，与圆白菜、胡萝卜和洋葱一起，是俄罗斯人一年四季不断的“看家菜”。丰富的森林和湖泊、河流带给俄罗斯人野味菌类、山果和海鲜鱼虾。俄罗斯饮食中副食主要有肉类（牛羊肉为主）、牛奶、奶酪、香肠、鱼类、禽蛋和块茎类蔬菜如土豆、圆白菜、胡萝卜和洋葱等。

二、餐具的差异

在饮食的餐具的使用上，中俄两国差异很大。众所周知，中国人用筷子夹菜，用汤匙喝汤、用碗盛饭。而俄罗斯人用刀叉吃牛排、喝汤则用专门的汤匙。中国的餐具在材质上以瓷为主，兼有铜、不锈钢等。中国人的餐具主要是筷子，辅之以匙，还有各种形状的杯、碗、盘、碟。在中国讲究美食要用美器配，根据菜肴的特点来选择器具，煎炒、炸爆等无汤汁的宜用平盘；炖、烩、汆等汤汁较多的则用碗、盆。餐具还要菜肴的形状相统一。例如，鱼类才适宜用长盘，丸子类的宜配圆盘。另外，餐具的色泽和菜肴的颜色也要相协调，例如，深色系的菜要配淡色器皿，而淡色系的菜要配深色器皿。俄罗斯人的餐具体系庞大，无论是刀子、叉子、汤匙还是盘子，都有各种形制。例如刀又可以分为食用刀、肉刀、鱼刀、奶油刀、水果刀等；叉可分为肉类用、鱼类用、前菜用、甜点用；汤匙分为前菜用、汤用、咖啡用、茶用等。依照不同料理的特点配合使用不同形状的刀叉。

三、上菜顺序的差异

由于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中餐和俄餐的上菜顺序也不同。传统的中餐是先上酒菜，后为饭食。先上冷菜、饮料和酒，然后上热菜。热菜的上菜顺序也有讲究。先鲜后咸，先辣后炒，先烧后蒸，先清淡后肥腻。俄罗斯有三道主菜。第一道菜为汤，俄罗斯最著名的是红甜菜汤，也称为罗宋汤或苏卜汤。接下来的第二道菜是肉菜，如炖牛肉、煎牛排、烤牛肉块，还有炸鸡、炸肉饼等等，也会搭配一些素食，比如土豆条和圆白菜。最后，在吃饭结束的时候还有一道甜食，种类非常多，有蛋糕、羹、糖水果子、冰淇淋等。在中国，甜食不属于正式吃饭的范围，它更多算作一种零食。中俄两国饮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都有其独特之处。中俄饮食文化的差异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文化的特色，也折射出了不同的民族心理。揭示中俄饮食文化的差异，有助于跨越文化鸿沟，有效地避免人们在交际时由于文化的差异产生不理解或误解，从而促进中俄两国饮食文化的共同发展，增强文化的交流与友谊。

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 篇四

关键词：《红楼梦》；翻译观；文化传递

一、引言

㈠ 《红楼梦》及两种译本

《红楼梦》作为一部文学经典，译本有近20 种文字，近60 种译本，其中全译本12 种，最令人称道的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以下简称杨译）和戴维 霍克斯（David Hawkes）和约翰 敏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以下简称霍译）。本文以《红楼梦》原作中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为例，赏析评述两种译本在文化传递层面分别运用的翻译策略。

㈡ 文化与翻译观

翻译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同时也涉及两种文化的交流。深厚的国学素养和对主体文化的深刻认同必然引发杨氏夫妇对原语文化特征的倚重，因此，杨宪益视忠实为第一要义，他说“译者应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要夸张，也不要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过分强调创造性则是不对的，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而霍克斯的翻译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系，取向于英国文化。他笃信“读者反应论”,对文化因素采取了消除的态度。

二、对比分析

㈠ 园林建筑

例句：又行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礼服之人。

霍译：…two great stone lions crouched on each side of a triple gateway whose doors were embellished with animal-heads.

杨译：…two huge stone lions crouching on the north side, flanking a great triple gate with beast-head knockers

对于兽头大门的处理，两种译文的差异很明显：霍译表面很忠实于原文，突出猛兽对于大门的装饰作用，主要是增加威严的气势，但是对于其进一步的挖掘，即兽头作为门环的敲门的重要作用忽略不译，展现给读者的是装饰作用。杨译则用简短的语句展现了其基本图案和作用，这样一来，中国文化中古代大门的“铺首”文化得以简单的呈现。通过对兽头门环的简单介绍，即展现、传递了中国的古文化，又能吸引读者进一步探究。看到霍译的译文，也许还不能产生如此强烈的好奇心，也不能形成较为完整的形象。

㈡ 封建礼教

例句：他近日所见的这几个三等仆妇，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况今至其家。

霍译：…were comparatively low-ranking ones in the domestic hierarchy…

杨译：…the relatively low-ranking attendants escorting her.

发展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礼教在清朝稳定地传递下来，形成了整个社会、地区和家庭的严密的等级制度，在贾府这样的大家族更是如此。例句中以贾府的“下等人”，即文中的三等仆妇的华丽和高档的吃穿用度凸显贾府的繁荣和奢华。如果表明封建等级制度严密，每一阶层的人，其服饰、言行举止都在与之对应，就不难做到以上所说的凸显贾府之奢华的作用。在体现等级制度方面，霍译的增加了“in the domestic hierarchy”这一短语：基本上霍译采用了归化手法-通过增添“in the domestic hierarchy”作为“comparatively low-ranking”的依据，使得这一比较显得有理有据，杨译则省略了这一文化的具体形式和表象。

（三）饮食习惯

例句：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

霍译：…the servants brought in tea and various plates of food

杨译：Meanwhile refreshments had been served. And as Xifeng handed round the tea and sweetmeats.

东西方的饮食习惯存在巨大差异，比如食物：米饭还是面包？用餐习惯：分餐还是“聚餐”？例句中体现了中西方茶点的具体差异：茶叶是东西方文化共通的方面；点心则极为不同，中国以馅饼、酥类为主，西方则以蛋糕、蛋挞见长，而且西方茶点中必然包含糖果。霍译的“various plates of food”比较笼统，而杨译的“sweetmeats”基本符合中国糕点的特点。

三、结语

本文通过园林建筑、封建礼教、宗教信仰和饮食习惯等方面的比较，发现霍克斯采用了归化译法，把大量的汉语文化用西方文化解释， 这种以目的语为归宿的策略， 充分照顾了西方读者的需要。而杨宪益夫妇译本以“ 忠实”为目的， 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作的风貌， 保留了原作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尽量把中国传统文化传达给西方读者。

参考文献：

［1］Newmark, Peter. About Translation「M.Multilingual Matters Ltd.，1991.

［2］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包惠南。实用文化翻译学「M.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4］崔永禄。霍克斯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

［5］秦红梅。杨宪益《红楼梦》译本中文化成分的处理方式「J.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 篇五

关键词：选修课《〈红楼梦〉欣赏》开放性

统一内容、统一手段、统一进度的统一化教学模式固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作为活生生个体存在的学生的个性需求。选修课的开设，从理论上讲则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不足。怀海特说：“教育改革的第一个要求是把学校看作一个单位，有它自己被批准的课程，这个课程建立在它自己的需要上，由它自己的教师来制订。”①但是，由教师自己制订的选修课到底怎么开、开什么？笔者以为，选修课的最大意义在于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满足每一位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所以，构建开放性的教学机制是关键。所谓开放性的教学机制，是指允许学生介入教师的备课过程，上课过程中给学生以充分的展示空间、足够的思考时间，最后在师生多向评价中，使课程内容得以拓展、师生水平得以共同提高的教学机制。下面笔者将从自己《〈红楼梦〉欣赏》选修课实践出发，对此问题进行具体阐述。

一、 课堂因我而精彩――开放的教学形式

选修课开课后教师首先发现，相对于《红楼梦》原著文字，学生其实对影视欣赏更感兴趣。而教师开课的目的绝不是让学生只关注影视内容就够了，因为让学生聪明起来的办法不是欣赏影视，“而是阅读，阅读，再阅读”②。其二，相对于原来固定班级的学生，这些参加《〈红楼梦〉欣赏》选修的学生，除了对《红楼梦》有更为浓厚的兴趣外，90后的他们也很乐于展示自己、表现自己。面对这一现实矛盾和学生的这一特点，教师因势利导，将影视欣赏与文字解读相结合，将学生的注意力、兴趣点慢慢拉回到原著上来。在这过程中，又给学生以充分的空间展示自我，提高学生自信力。

比如，在教学“身前身后事――判词解读”讨论主题时，教师在学生研读完判词后，可布置学生一项任务：下载一段你认为最能体现原著人物特征的视频，在课上播放交流，并说说你选择该视频的理由。这一任务既充分利用了年轻人娴熟的网络下载技术，又让学生能在甄别、取舍的过程中关注原著、研读原文，还可以让学生在课堂上充分锻炼、展示自己，可谓一举多得。学生会下载、能播放、乐展示，学习信心和参与热情自然提升。而学生下载的视频定是五花八门的，讲解理由也不乏独到之处。教师在学生充分欣赏视频之后，可让学生自由讨论87版和新版的林黛玉形象、87版的和新版的晴雯形象哪个更符合你心目中的形象、哪个更贴合原著形象等问题。学生视频欣赏得认真，文字解读得细致，问题讨论得热烈，原来的问题讨论最后几乎成了辩论会，学习效果甚佳。

比如，在教学“笑骂皆是情――《红楼梦》说话赏析”专题时，为了让学生对《红楼梦》人物的说话艺术有更直观、深刻的体验，教师事先就布置了小组任务：选择你们认为说话艺术最精彩的一个片段进行角色扮演，角色自定。小组角色扮演既满足了90后学生爱表现的心理，又培养了他们的合作精神。或许学生的表演是仓促、稚嫩的，但学生参与的态度是真诚的，参与的经验是宝贵的。

再比如，在赏析人物形象之“任是无情也动人――宝钗”内容时，针对学生对宝钗的褒贬不一的态度，教师可设置辩论环节，辩题可以是“你认为宝钗是贤惠还是虚伪？”“宝钗和黛玉，谁是妻子的更合适人选？”等等，让学生既有充分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又有细读原著文本的驱动力。

开放活跃的选修课堂，学生是绝对主角，选修课堂真正成了学生全方位展示自我的最好舞台，学生与文本对话、与自我对话、与他人对话，乐在其中，因为“对话便是真理的敞亮和思想本身的实现”③。于是，看似枯燥无味的知识拓展类选修课《〈红楼梦〉欣赏》自然而然就人气爆棚。“语文教学应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自主学习情境，帮助他们树立主体意识”④，说的就是这个理吧。

二、 我要我的滋味――开放的教学内容

学生在课堂上发几次言、辩几次论、扮几个角色，是否就意味着学生已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了？答案是否定的。光是教学形式的开放，没有思维的碰撞与契合，只能是花拳绣腿的表面功夫。甚至有时“表面兴旺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忽视的危机”⑤。只有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师的备课中来才能真正体现学生的有效参与。

初步构思《〈红楼梦〉欣赏》选修课教学内容时，笔者设想的教学内容是四大专题，分别是“莫道是寻常――《红楼梦》命名赏析”“哭红悲艳处――《红楼梦》人物赏析”“笑骂皆是情――《红楼梦》说话赏析”“尝仙桃一口――精彩情节导读”，每专题又分别由若干讨论主题组成。之所以在内容选择上蜻蜓点水涉及人物、说话、命名等各方面，是因为想让参加选修的初学者对《红楼梦》的多方面艺术都有一定了解、兴趣浓厚者对《红楼梦》有进一步深入研读的动力，从而对其未来阅读生涯产生一定影响。

待学生报名后，教师在学生中作了简单的调查，问题之一是：你最期望本选修课开设哪方面的学习内容？48位参加《〈红楼梦〉欣赏》选修的学生，其中27人次提到对宝黛钗三人的关系、爱情、性格感兴趣，21人次对《红楼梦》中的诗词尤其是十二钗的判词感兴趣，17人次提到对《红楼梦》人物的说话艺术感兴趣，12人次想了解《红楼梦》与作者的关系，4人次想了解《红楼梦》的饮食、服饰、建筑等其他方面知识。

基于此调查结果，教师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教学内容。在原来专题基础上，增加了两个新专题。为满足学生希望了解《红楼梦》与作者的关系的心理，新增设了专题“一把辛酸泪――走近曹雪芹”，专题由“都云作者痴――曹雪芹其人”“满纸荒唐言――雪芹与石头”“谁解其中味――序幕概赏”三个讨论主题组成，以便学生对《红楼梦》作者的生平遭际、创作缘由及作品基本思想内容有一个大致了解。在介绍作者与作品关系时，适当引入脂砚斋的评语，介绍胡适等人的观点，穿插学者刘心武的揭秘，让学生在多种观点面前，结合原著文字，对作者和作品的关系，自由下结论。

为满足学生对《红楼梦》饮食文化等方面的好奇，新增设了专题“茶语无限事――盏茶玄机”，本专题由“关乎命运”“关乎性格”“关乎处境”“关乎姻缘”四个讨论主题组成，通过解读枫露茶事件、栊翠庵品茶、黛玉初进贾府饭后饮茶心理及凤姐吃茶玩笑，明确饮茶关系茜雪命运、揭示妙玉性格、暗示黛玉今后处境、透露宝二奶奶人选信息，使学生对《红楼梦》的饮食文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培养学生一饭一茶皆关主旨、不可等闲视之的解读意识。

另外，为了解决学生对《红楼梦》人物判词的疑问，在“哭红悲艳处――《红楼梦》人物赏析”专题下新增了讨论主题“身前身后事――判词解读”，教师与学生共同解读、讨论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读判词、所听曲子，使学生对人物形象、命运等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认知。

如此，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教学内容，课堂学习的就是学生真正想要的，学生的困惑得以解疑，学生的兴趣得到尊重，学生影响甚至支配教师的教学内容，学生岂有不兴趣大增之理？而“兴趣是生长中的能力的信号和象征”⑥。

三、 我的课堂我评价――开放的教学评价

开放的教学内容，就是学生参与教师的备课过程，教师根据学生知识储备的实际情况随时更新自己教学内容；开放的教学形式，就是教学过程中，把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绝对主角。那开放的教学评价是什么样的呢？开放的教学评价绝不是用一张试卷几道题目解决的，也不是用点名签到迟到早退来评判的。开放的教学评价应该包括师生相互评价、生生相互评价、学生自我评价、师生对课程的评价，其中尤其不可或缺的是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师生对课程的评价。

比如，在课程将近结束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写下自己在《〈红楼梦〉欣赏》选修课中的收获、向学生推荐本课程的推荐指数及一句话推荐语。收获可以是知识、情感、做人等多方面的。推荐指数采用星级制，最高级别是五星级――非常值得推荐，最低级别是零星级――毫无推荐价值。教师据此既可了解学生的自我评价，又可由学生在《〈红楼梦〉欣赏》这门课的收获、对《〈红楼梦〉欣赏》这门课的喜爱程度，而对《〈红楼梦〉欣赏》这门课的价值有更科学、客观的认识。教师还可以让学生以不署名形式写下自己对任课教师最想说的话，赞美或批评皆可。这样，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的褒贬，反思自我授课得失，或为下一次选修课的开发、开设储备经验和教训，或进而深层思考本选修课程的存在价值。

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教师也可以采用更新颖开放的评价标准来评价学生，例如，红楼人物对应评价法：才情突出者，冠之黛玉；通古博今者，赞之宝钗；勤勉上进者，比之香菱；活跃能辩者，评之湘云；乖巧懂事者，谓之袭人……由此推开去，生生间的评价，教师也可以让学生根据周围同学上课表现，为其找到大观园中最相对应的人物，并注明理由。如此评价，既体现《〈红楼梦〉欣赏》选修课课程特色，又让学生耳目一新，还可让学生重新审读文本、审视自我，实现学生对原著文本的二次探究解读目的。

开放的教学的内容、开放的教学形式、开放的教学评价，学生介入备课，支配上课，参与评价。对学生来说，内容是我要的，形式是我乐的，评价是我想的，选修课堂也就成了学生舒展性灵的空间。

以上便是笔者《〈红楼梦〉欣赏》选修课开设实践的一点思考，欢迎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①[英]艾尔弗雷德・诺思・怀海特著《教育的目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苏联]苏霍姆林斯基著《给教师的建议》，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版

③[德]卡尔・雅斯贝尔斯著《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④《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红楼梦饮食文化论文 篇六

在《红楼梦》总共120回中，共出现“酒”字580多次，直接描写喝酒的场面60多处，提到关于饮酒的各种名目则有20种，如年节酒、祝寿酒、生日酒、贺喜酒、祭奠酒、待客酒、接风酒、饯行酒、中秋赏月酒、赏花酒、赏雪酒、赏灯酒、赏戏酒、赏舞酒等等，真是名目繁多，丰富多彩。在贾府这个大家庭里，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酒当然是少不了的，除了在宴会上的各种酒之外，富贵人家的养生也离不开酒。

合欢酒

在《红楼梦》第38回里，因螃蟹性寒，黛玉吃后觉得心口微微地痛，要喝口热热的烧酒。宝玉忙道：“有烧酒。”便命丫环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黛玉因多愁善感，身体弱不禁风，吃了螃蟹之后喝几口用合欢花浸的烧酒，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

合欢花是合欢树上开的小白花，有安神、解郁等功效。中医认为，合欢性平、味甘，能舒郁理气、安神活络，可以治疗郁结胸闷、失眠健忘等症，令人欢乐忘忧，久服轻身明目。所以黛玉饮用合欢花浸泡烧酒而成的这种药酒，不仅能去除寒气，而且对黛玉的多愁善感、夜间失眠也有着独特的功效。

绍兴黄酒

在《红楼梦》里出场次数最多的酒，就是绍兴黄酒了。可以说，在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中，黄酒是其主要饮料酒。在《红楼梦》第63回宝玉生日那天，袭人特地向平儿要了一坛“绍兴酒”给宝二爷助兴。这绍兴酒就是宝玉特别喜爱的养生酒，因酒性平和、不伤人、有营养，是优质糯米酿造，所以深受大观园里上下人的欢迎。

关于绍兴酒，根据《吕氏春秋》的记载，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绍兴已经产酒，到南北朝以后，绍兴酒有了较大的发展。绍兴酒呈琥珀色，透明澄澈，看上去就格外赏心悦目。此外，绍兴酒诱人的馥郁芳香也让它作为黄酒中之上品，远销至金陵、京华，并成为上层社会达官贵人相互馈赠的礼品和封建贵族之家饮宴之佳品。

惠泉酒

在《红楼梦》第16回和第62回中，两次提及了惠泉酒，大约这贾府的上下也都爱喝这种酒。

惠泉酒是一种优质的黄酒，它产于太湖之滨、惠山之麓，是以清澈纯净的惠泉之水酿制而成，酒质甘润醇美。清代初年，惠泉酒已是进献帝王的贡品。雍正继位之后，曹雪芹之父在江宁织造任上，一次就发运40坛惠泉酒进京，可见惠泉酒成为贾府这个贵族之家的饮用酒是不足为怪的。

西洋葡萄酒

在第60回中，袭人依宝玉之命，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子交与芳官，里面装着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厨师柳嫂误以为是宝玉平时喝的西洋葡萄酒，便忙着取烫酒的器皿“旋子”，准备烫酒。

通过这一段的描写，透露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即宝玉平时除了爱喝黄酒，也爱喝西洋葡萄酒，而且酒的颜色是“胭脂一般的”。由这种胭脂一般的颜色，我们也可以推断出是比较浓郁的红葡萄酒。随着中外交往的增多，在曹家所处的清代，有一些进口的葡萄酒进入贾府这样的贵族之家，完全是有可能的。

红楼养生之保健篇

《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巨著经纬纵横，包罗万象。不仅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而且对保健等方面也有极为突出的描写。它事无巨细地告诉了我们，200多年前的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特别是其独特的养生之道更是鲜为人知。

饥饿治疗感冒

在《红楼梦》第53回中写道：宝玉的贴身丫环晴雯患伤风感冒后几近痊愈，后因补雀裘劳累，病势渐重，“就饿了两三天，又谨慎服药调养，如今虽劳碌了些，又加倍培养了几日，便渐渐的好了。”

这就是贾府中的秘法：无论上下，只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净饿为主，然后再服药调养。像袭人感冒后仅饮米汤，也是遵循此种秘法调理养生。小病不吃药是古人的养生良方。所谓饥饿疗法，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吃，而是适当地喝些大米汤。患普通感冒时，可采取饥饿疗法，多喝白米粥，夏天可放点绿豆，冬天加点糯米，中老年人放点山药和枣。对于胃肠型感冒，其主要表现为厌恶油腻的食物、腹泻，可以用白萝卜加盐煮汤喝，连萝卜一起吃下去，有助消化的作用。

酷夏养生法

“夏不敞胸、热不晾背”是《红楼梦》中的酷夏养生法则。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夏天再热，也要穿个肚兜，保护好自己的胸部和肚子；不能因为贪凉就睡在石凳子这样的地方；三伏天也不可以吃冰，至多把茶壶浸在凉凉的井水里，稍稍有点凉就可以了。

人体的很多部位都怕着凉的：太凉的食物刺激咽喉会导致咽炎；颈部着凉会导致肌肉痉挛；腹部着凉会诱发妇科疾病；肩部和膝部着凉易伤害关节。所以即使在盛夏，我们也要保护好这些人体重要部位。

捶背养生法

在《红楼梦》里，捶背的场景比比皆是。如第53回写道：“话说宝玉见晴雯将雀裘补完，已使得力尽神危，忙命小丫头来替她捶着，彼此捶打了一会。”

其实，捶背是一种很有益的保健方法，特别是对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可以防治多种慢性疾病，促进睡眠。老年夫妻互相捶背，能提高机体免疫力，有助于延年益寿。捶背通常有拍法和击法两种方法，均沿脊柱两侧进行。前者用掌心拍打，后者用空心拳叩击，手法均宜先轻后重，力求动作协调、节奏均匀。捶背的时间，最好是下午3点到5点，此时的养生效果最好。

散步养生法

贾母是《红楼梦》中的老寿星，她的养生之道中除了饮食喜欢清淡、少而精之外，还有她喜欢散步游玩。她认为散步是“疏散疏散筋骨”，每逢节日总是和儿孙媳妇们在大观园里走动、玩乐。

现代人也很注重散步养生，吃完饭去散散步，成为现代人的一种日常习惯。从中医角度讲，散步是一种运动，可以运动四肢，而中医理论是脾主四肢，因此散步对于脾胃的运动有重要的反馈性作用。

红楼养生之中药篇

一部《红楼梦》，承载的不仅是一个封建大家族的兴衰和宝黛间凄美的爱情故事，当中还有很多古人养生智慧，其中与健康和养生有关的场景、章节更是数不胜数。而在中医的眼中，《红楼梦》中更是蕴含了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尤其是中医药膳和治病良方。有人统计过，红楼梦里涉及的中药有100多种、方剂40多个，其中隐藏的养生玄机让很多读者充满了探秘的兴趣。

冷香丸

在《红楼梦》第7回中说道，宝钗患了一种病，是从娘胎里带来的一股热毒，犯时出现喘嗽等症状。一个和尚给宝钗说了个“海上仙方儿”，这种药就叫“冷香丸”。自打宝钗服用后，倒也灵验。书中记载冷香丸是将白牡丹花、白荷花、白芙蓉花、白梅花花蕊各十二两研末，并用同年雨水节令的雨、白露节令的露、霜降节令的霜、小雪节令的雪各十二钱加蜂蜜、白糖等调和，制作成龙眼大丸药，放入器皿中埋于花树根下。发病时，用黄柏十二分煎汤送服一丸即可。

此方因制作工艺复杂，用料精妙而闻名，却是曹公首创用来治疗哮喘的药方。那么，冷香丸是否有效呢？至今对此仍有争议。不过，此方确实符合中医五行五色归经理论。因为咳嗽属肺部疾患，而肺属白色，冷香丸中四味花卉药都是色白入肺，用此药方确实可达肺经。而配药丸的雨露霜雪等自然水，水质清纯轻软，更易于上达肺部而增加疗效。服用时以黄柏煎汤送下，以清虚热、燥湿化痰。诸药契合病机，配方也颇精当细巧。此方如今复制虽难，但其配方理论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钩藤治肋痛

在《红楼梦》第80回中，薛蟠之妻夏金桂不听薛宝钗好言相劝，借酒发疯，大吵大嚷。气得薛姨妈怒发冲冠，肝气上逆，“左肋疼痛得很”，宝钗“等不及医生来看，先叫人去买了几钱钩藤来，浓浓的煎了一碗，给母亲吃了”，“停了一会儿，略觉安顿”。薛姨妈“不知不觉地睡了一觉，肝气也渐渐平复了”。

钩藤是一种常用中药，可用来清热平肝、熄风定惊，是治疗小儿惊风、妇人子痫、高血压等病症所常用之品。近代医家也多用钩藤治疗肝炎患者的心烦意乱、性情暴躁、左肋疼痛，同样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人参养荣丸

在《红楼梦》第3回，黛玉初进荣国府时，贾母初见黛玉便问她吃什么药。黛玉回答说：“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闻知后说：“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

黛玉是《红楼梦》里有名的药罐子，因患肺痨长期咳嗽，体质阴虚的她经常不思饮食，同时她还患有阴血不足，心阴耗损的失眠症，所以服用气血双补的“人参养荣丸”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

人参养荣丸是由《和剂局方》中的人参养荣汤制成，由人参、黄芪、白术等14味药组成，有补气益血、强心安神的功效，用于治疗积劳虚损、四肢沉滞、少气心悸、小腹拘急、腰背强痛、咽干唇燥等症。不过，虽然林黛玉和贾母都服用人参养荣丸，但追求的功效却是不一样的，黛玉用人参养荣丸益气养血，治体弱多病的虚损之疾；贾母服用则为了滋养气血，延年益寿，这正是中医异病同治的典型医案。

疗妒汤

在《红楼梦》第80回中，贾宝玉到天齐庙里去烧香还愿，问庙中卖膏药的王道士：“可有贴女人的妒病方子没有？”王道士说：“贴妒的膏药倒没经过，倒有一种汤药或者可医”。这叫做“‘疗妒汤’：用极好的秋梨一个，二钱冰糖，一钱陈皮，水三碗，梨熟为度，每日清早吃这么一个梨，吃来吃去就好了。”

原来这个所谓的疗妒药，听起来不过就是一碗水果汤而已。但这碗汤中用到的梨和冰糖可以起到滋阴润肺、止咳祛痰的作用。而搭配的陈皮主要就是针对梨和冰糖的，因为这两样东西长久服用，难免会有湿气，用陈皮的作用是为解湿气。此外，陈皮也有理气化痰的功效，对妒忌而忧郁者亦有疗效。寥寥三味平淡之品虽未必真能疗妒，但也合乎以上的分析，长服久服，有益而无害。

刘姥姥和贾母的长寿养生之道

在《红楼梦》中，虽然身处官宦世家的贾母，和作为乡间村妇的刘姥姥在生活环境、饮食习惯和劳动强度上有着天壤之别，却都能在古人认为“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时代享有难得的高寿，那么她们的养生秘诀何在？

一是恬淡闲适，遇事想得开。

贾母平时最喜欢和孙男嫡女说说笑笑，颐养天年，并不过分操心家里的日常管理。但面临贾家被抄家的大难时，贾母又能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分派救济大家，平静面对人生的大起大落。刘姥姥生性乐观、幽默，受了戏弄也不生气，看似没心没肺中却有着延年益寿的大智慧。

二是适当的活动。

刘姥姥和贾母肯定没听过“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但她们却都坚持着运动。刘姥姥种了一辈子地，七八十岁了还能在地里干活。贾母则是主动“找乐子”，喜欢打牌、听戏、猜灯谜、逛园子，参加各种能“活动身子骨”和健脑的娱乐活动，而且很注重劳逸结合，累了就休息。

三是节制饮食。

贾府佳肴美味常年不断，然而，贾母面对美食却向来是浅尝辄止。她“爱吃甜烂之物”，吃东西是“少而精”，对于自家园子里种的瓜果蔬菜和刘姥姥从乡下带来的瓜菜，她特别喜欢。而刘姥姥由于家境贫寒的关系，日常饮食必然是粗茶淡饭，谈不上挑肥拣瘦。其实，这种常带三分饥和喜食瓜果蔬菜的饮食习惯，实为健身之本。

饮食文化论文 篇七

姚伟钧、刘朴兵、鞠明库所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正是针对中国饮食史研究领域遇到的这一具体问题，秉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文献学传统，完整、详尽、细致地梳理了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代几乎所有关于饮食的文献和无文字的饮食资料，对于后世学人查找、搜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资料、考镜中国饮食文化发展源流，都大有裨益。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陈诏《中国馔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赛时《中华千年饮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王仁湘《珍馐玉馔：古代饮食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李曦《中国饮食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华国梁《中国饮食文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朱永和《中国饮食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张征雁《昨日盛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赵荣光《中国饮食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赵荣光《饮食文化概论》（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王学泰《中国饮食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王子辉《中华饮食文化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姚伟钧《中国饮食礼俗与文化史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邱庞同《饮食杂俎———中国饮食烹饪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周芬娜《饮馔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龚鹏程《饮馔丛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周海鸥《食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许嘉璐《中国古代衣食住行》（中华书局2013年版）等。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专题史》（四种，含上述姚伟钧等著《中国饮食典籍史》）、俞为洁《中国食料史》、瞿明安等《中国饮食娱乐史》、张景明等《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这套丛书，从四个侧面完整梳理了中国饮食文化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全过程，对把握中国饮食文明演进规律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二是更加注重断代饮食史和不同时期饮食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高启安著《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通过对敦煌文献和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饮食资料进行全面系统地整理，结合传统史料中的饮食资料及现今河西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饮食现象，分别从食物原料、饮食结构、饮食加工具、餐饮具、食物品种和名称、宴饮活动等方面揭示了唐五代时期敦煌饮食文化。刘朴兵著《唐宋饮食文化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以中原地区为考察中心，对唐宋两代的食品、饮品、饮食业、饮食习俗、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思想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发现唐宋饮食文化有着许多显著的差异。唐代饮食文化具有鲜明的“胡化”色彩，而宋代饮食文化的“胡化”色彩则大大减弱。唐代饮食文化显得豪迈粗犷，宋代饮食文化则显得细腻精致。唐代饮食文化的贵族化色彩显著，宋代饮食文化的平民化色彩突出。唐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经济的范畴，而宋代饮食文化中的商品经济因素则显著增多。唐宋饮食文化表现出来的这些差异与唐宋社会文化的差异基本上是一致的。唐宋两代的饮食文化也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的内容，表现出中国饮食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

这方面其他较为重要的著作还有：王赛时《衣食住行汉唐流风：中国古代生活习俗面面观》（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版）、王赛时《唐代饮食》（齐鲁书社2003年版）、周新华《稻米部落：河姆渡遗址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华《吃在民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姚淦铭《先秦饮食文化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姚伟钧、刘朴兵《清宫饮食养生秘籍》（中国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周粟《周代饮食文化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等。三是关于中国饮食具体门类的研究也更加细致深入。我国种茶、制茶、饮茶历史悠久，历千年而不衰，近年来人们对茶的卫生保健功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饮茶之风日盛，带动了种茶、制茶、销茶的发展，有关茶事的研究也随之日益深入。徐海荣的《中国茶事大典》（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规制宏大，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可以说是对以往茶事研究的全面总结，该书的出版对后续的茶事研究将会产生有力的推动作用。关剑平的《茶文化的传播与演变》（农业出版社2009年版），站在文化交流的高度，以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形成、传播为线索，深入细致地论述了茶在中国文化传播史上的重大作用。仲伟民的《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该书通过茶叶与鸦片的贸易，揭示了中国茶叶对西方文明的重要影响，并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筷子是中国传统饮食中最重要的器具和汉文化圈最主要的标志之一，刘云主编《中国箸文化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即以“箸”（即筷子）为研究对象，以时代先后顺序为经，以“著”的产生及与其他文化事项的关系为纬，全面深入地阐述了中国的箸文化，论证了筷子在整个中国饮食文化中重要地位和作用。此外，这方面的重要著作还有黄志根《中国茶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韩胜宝《姑苏酒文化》（古吴轩出版社2000年版）、何满子《中国酒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王旭烽《瑞草之国———中华茶文化随笔》（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平真《中国酿造调味食品文化———酱油食醋篇》（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王从仁《中国茶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朱世英等《中国茶文化大辞典》（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2年版）、方爱平、姚伟钧《中华酒文化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罗启荣等《中国酒文化大观》（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齐士、赵仕祥《中华酒文化史话》（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蓝翔、王剑勤《古今中外筷箸大观》（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沛云《中华枣文化大观》（中国林业出版社2003年版）、薛党辰、陈忠明《辣椒•辣椒菜•辣椒文化》（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韩胜宝《华夏酒文化寻根》（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周文棠《茶道》（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陈益《阳澄湖蟹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蒋雁峰《中国酒文化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姚国坤等《中国茶文化遗迹》（上海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周新华《调鼎集：中国古代饮食器具文化》（杭州出版社2005年版）、刘枫《茶为国饮》（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李春祥《古典名筵》（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李春祥《饮食器具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韩良露《微醺：品酒的美学与生活》（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袁立泽《饮酒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陈念萱《我的香料之旅》（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等。

二、饮食民俗研究：重心进一步下移

饮食既然是民众生活最基本的内容，那么饮食文化自然也就在民俗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位置。将饮食视作民俗的一种，其涵盖范围便包括了从食材获取到制作方法乃至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及其相关习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婚丧嫁娶等场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认为：“它（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而且也因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人们精神层面的需求。”①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后相继出版、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中国风俗通史》》十二卷本，该书作者都是该领域的学术翘首，内容涵盖面十分广泛，包括了饮食、服饰、居住等等，特别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饮食风俗做了细致入微的叙述和考证，可以说是一部以风俗为重心的社会生活史。传统的中国饮食民俗研究，往往将目光圉于中原地区和汉族地区，研究内容也多限于与食物本身有关的事项。新世纪以来，饮食民俗研究在对象和内容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除继续关注传统的食物获取、制作工艺、食品形态、保存方法等方面的内容外，还将视野拓展到了与饮食有关的民俗文化的其他分支，出版发行了一大批富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姚伟钧、张志云的《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在充分展示春秋战国时期领异标新、惊采绝艳的楚文化这一宏大背景下，以“饮食”和“服饰”两大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事项为切入点，深入挖掘、整理和展示了春秋时期楚国的自然地理、社会生活、民风民俗，为我国古代民俗研究补充了丰富而重要的内容，也为新世纪的楚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方面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姚伟钧等《饮食风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康健、李高峰《中华风俗史———饮食•民居风俗史》（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仲富兰《图说中国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服饰•饮食•民居1840－1949》（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邱国珍《中国传统食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薛理勇《食俗趣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郝铁川《灶王爷•土地爷•城隍爷：中国民间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陈诏《饮食：民俗文化趣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王仁湘《民以食为天》（济南出版社2004年版）、宣炳善《民间饮食习俗》（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二是区域饮食文化研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代表著作有：王利华《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该书以中古时期的华北地区为限，探讨了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等，虽开饮食文化区域化研究之先风，但研究范围仍未跳出中原地区。而熊四智、杜莉的《举箸醉杯思吾蜀：巴蜀饮食文化纵横》（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则将研究目光投射到巴蜀（四川）地区，分别从巴蜀茶文化、巴蜀酒文化、巴蜀肴文化、巴蜀馔文化、巴蜀筵宴文化、巴蜀饮馔人物等六大方面详细论述了四川地区的饮食文化，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非中原地区饮食文化著作。杜莉的《川菜文化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更是一本全面、系统而又精炼地介绍川菜烹饪文化与艺术、技术与科学的教材性著作。长期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未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已有的中国历史文化著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似乎形成了一种定势，认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唯一“摇篮”，即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引起众多学者对长江流域各地区文化形态研究的重视和参与，学界对巴、蜀、楚、吴、越文化及徽州、湖湘、岭南、海派等亚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著述，形成了研究长江文化的热潮。姚伟钧先生所著《长江流域的饮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就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长江流域饮食文化的著作，也是一部将宏观区域与微观区域饮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开先河之作。该书从长江流域的地理环境与饮食文化谈起，分门别类地细致记述了长江流域的主食、肉食、蔬菜瓜果业、长江源头的饮食风尚、云南饮食文化、巴蜀饮食文化等内容，全书各部分内容详略安排得当，边叙边议，史论结合，是目前我国研究区域饮食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裴安平、熊建华《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则是以长江流域的代表性农作物———水稻为研究对象，以翔实的考古发掘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深刻揭示了稻作农业得以在长江流域盛行的原因，总结了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及其对整个中华文明产生的重大影响。我国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先民在此活动，他们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创造出辉煌璀璨的文明，而食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食文化葱茏丰厚，绵延不绝，王建中等《东北地区食生活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正是以如此广阔的历史发展脉络为背景，以可靠的史料记载为基础，将几千年的东北各民族饮食文化发展状况呈现在读者面前。广东潮汕文化源远流长，潮菜以“口感清新，制作精细，讲究鲜活”为主要特色而闻名于世，经一代又一代名师的传承与创新，形成独特的潮汕饮食文化。张新民《潮州天下：潮州菜系的文化与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对潮汕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系统地考证和阐释，作者以独特的视角考察潮菜文化与历史，逻辑缜密，想像丰富，文笔优美，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该书的出版，对于弘扬潮汕饮食文化、扩大潮菜乃至潮汕的影响力具有积极的作用。徐吉军《南宋临安社会生活》（杭州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也对南宋临安的饮食作了深入、系统的考证、研究，该书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辅之以考古发掘，还原了一个真实南宋临安的饮食社会，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其他如李维冰、周爱东《扬州食话》（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薛麦喜《黄河文化丛书•民食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翟鸿起《老饕说吃（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刘福兴等《河洛饮食》（九州出版社2003年版）、高树田《吃在汴梁：开封饮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杨文华《吃在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张楠《云南吃怪图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承嗣荣《澄江食林（江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梁国楹《齐鲁饮食文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张观达《绍兴饮食文化》（中华书局2004年版）、刘国初《湘菜盛宴》（岳麓书社2005年版）、茅天尧《品味绍兴》（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朱锡彭、陈连生《宣南饮食文化》（华龄出版社2006年版）、姚吉成等《黄河三角洲民间饮食文化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版）、周松芳《岭南饕餮：广东饮膳九章》（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车辐《川菜杂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等都是这一领域较有影响的著作。三是对民族和宗教饮食文化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学术著作更加丰富，具有代表性的有：赵荣光《满汉全席源流考述》（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详细记述了满族入主中原后，于康熙二十三年颁行“满席—汉席”礼食制度，将满席分制六等，并做为国宴制度一直维系到帝国末期的史实。作者认为：随着朝迁礼席制度的确立，官场酬酢筵式也因之而形成。但官场筵式却不受朝延礼食制度的约束，自由、排场、奢侈是其本特征和演化走向，并且成为整个社会都向往染指的最尊贵宴席，于是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满席—汉席”、“满汉席”、“满汉全席”这样三个不同历史形态和阶段的满汉全席文化现象。这一过程，伴随了清帝国由兴盛到衰微直到倾覆的历史，同时也映射了满族文化自十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历时三百余年的发展变化，反映了满族与汉族，乃至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不断深融博洽的历史大势。李炳泽《多味的餐桌：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以中国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现象———食品的制作、餐具的选择、饮食的特点、进食场面的讲究等为对象，揭示了各民族独特的历史、信仰等文化内涵、展示了各民族之间互相交流、共同发展的美好前景。张景明《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北方游牧民族食生产和食生活以及相关的文化现象进行了研究，围绕饮食论述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以及与生态环境、生计方式、政策军略、卫生保健、社会功能、艺术创作等方面的关系，并对饮食文化交流、饮食文化层次性、饮食理论等方面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在研究方法上，应用了最基础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结合历史文献分析法、跨学科综合分析法，突出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特点。白剑波《清真饮食文化》（陕西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则是从宗教的角度，详尽阐述了伊斯兰教清真饮食文化的形成、特点和文化意义。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还有：马德清《凉山彝族饮食文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王子华、汤亚平《彩云深处升起炊烟：云南民族饮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杨胜能《西双版纳傣族美食趣谈》（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韦体吉《广西民族饮食大观》（贵州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刘芝凤《中国土家族民俗与稻作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颜其香《中国少数民族饮食文化荟萃》（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李自然《生态文化与人：满族传统饮食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赵净修《纳西饮食文化谱》（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徐南华、刘智斌《云南民族食品》（云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黎章春《客家味道———客家饮食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等。四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更加注重身体健康，对饮食与养生保健关系的关注，被提到了新的高度，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王明辉等《古今食养食疗与中国文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王昕《饮食健康与食品文化》（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史幼波《素食主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顾奎琴《药食传奇：中医保健养生食材精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欧阳英《生机饮食自疗经典》（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罗光乾《饮食养生》（海潮出版社2007年版）、洪尚纲等《对症药膳养生事典》（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版）、鲁永超、潘东潮《寺院素斋》（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王子辉《素食养生谈》（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张文彦、周秀来《再现随园食单》（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等。五是对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饮食文化因子的研究更加深入、透彻，代表著作有：施连方《饮食•生活•文化：〈西游记〉趣谈》（中国物资出版社2001年版）、刘殿爵等《齐民要术逐字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赵萍《水浒中饮食文化》（山东友谊出版社2003年版）、秦一民《〈红楼梦〉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王子辉《周易与饮食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闫艳《唐诗食品词语语言与文化之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版）、苏衍丽《红楼美食》（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矫继忞、蔡同一《易经文化中的饮食养生》（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邵万宽、章国超《〈金瓶梅〉饮食谱》（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葛景春《诗酒风流赋华章：唐诗与酒》（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等。

三、饮食人类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向

关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单纯从社会生活史和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其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史学和民俗学的视角倾向于将饮食视为族群文化的遗留物，往往将目光锁定于过去，历时地和相对静止地进行研究；其二，史学和民俗学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倚重文献，较少运用实地调查、参与观察和访谈记录等现代田野调查的方法，在具体的研究中，更是极少运用数据采集、统计分析等科学方法。第三，传统的史学和民俗学研究，缺少对同一饮食文化内部不同层次、不同方面内容的整体把握和当代不同饮食文化的共时性比较研究。实际上，西方对饮食文化的关注，一开始就是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介入的。饮食文化人类学（饮食民族学）的代表性奠基者是英国社会历史学家约翰•伯内特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食物以及进食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在西方，“饮食”在最近三十年已发展成一个真正的时髦话题。①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饮食人类学的研究在西方已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知识谱系。20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根据人类学史上的几个重要流派对饮食的人类学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分类，他认为，饮食人类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三大倾向②：第一个取向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认为，饮食问题并不是单一的生理和社会问题，而是一个综合化的社会生计问题，强调食物的社会化功能及其表述。代表作有理查兹的《北罗得西亚的土地、劳动和食物》等。第二个取向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希望通过对社会系统中各种对象特性的选择，将它们作为工具性的要素，以寻找所谓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蜂蜜与烟灰》等著作中构建的“二元对峙”、“分类丛”和“烹饪三角结构”是典型代表。第三个取向是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旨在通过对饮食在不同社会、民族、宗教等背景下的结构性研究，发现特定社会的“文化语码”。在这方面，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一）中国大陆及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对于中国饮食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有学者采用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和方法。但专门从事饮食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仍为数寥寥，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贫困，与中国饮食文明的丰裕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中国大陆，客观地说，迄今为止，对饮食文化研究仍没有一个明确的学科定位，官方公布的学科门类中并没有“饮食文化”这一项，饮食文化甚至无法具体挂靠于某一学科专业之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陈云飘教授对近二十年来的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概况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可分两条路线③：第一条主要是引介西方的饮食人类学理论和著作。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吴燕和教授在《港式茶餐厅———从全球化的香港饮食文化谈起》（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4）：25）一文中对西方饮食人类学的历史和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他指出，饮食人类学存在两大理论流派：唯心派和唯物派。前者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为玛丽•道格拉斯所发扬光大。这一派理论的核心是从心理结构解释人类饮食行为的基本共同点，说明某些饮食禁忌的源起和固执。后者以马文•哈里斯为代表，从物质文化的实用基础解释民族饮食偏好之谜，分析表面似不合理而却又实用之功的饮食特色和忌讳。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下简称“社科院”）的叶舒宪教授是较早将西方饮食人类学成果引介到国内的学者，他先后翻译、出版了《饮食人类学：求解人与文化之谜的新途径》、《圣牛之谜———饮食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和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代表作《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论文和著作，介绍了饮食人类学唯物派的观点，激发了国内学界对饮食人类学的关注。清华大学的郭于华教授也对美国人类学家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一书进行了评述，总结了饮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内容、主要流派以及国内的研究状况。（郭于华：《关于吃的文化人类学思考———评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5期）。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是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的《饮食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二条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具体的饮食行为进行探讨和研究。在这方面，云南大学人类学系的瞿明安教授关于中国饮食文化象征理论的系列论文可作代表：《中国饮食文化的象征符号———饮食象征文化的表层结构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多义性》（《民间文化旅游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深层结构》（《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3期）、《中国饮食象征文化的思维方式》（《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1期）。瞿明安先生的研究拓展了中国饮食人类学研究的视野，对后来的研究工作颇有启迪作用。其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庄孔韶教授通过对北京“新疆街”饮食风貌的调查研究，探讨不同族群、信仰和阶层在同一社会空间产生的文化互动（庄孔韶：《北京“新疆街”食品文化的时空过程》，《社会科学研究》2000年第6期）。此类的代表著作还有赵霖《我们的孩子该怎么吃———食以善人食亦杀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舒瑜《微盐大义：云南诺邓盐业的历史人类学考察》（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肖坤冰《帝国、晋商与茶叶———十九世纪中叶前武夷茶叶在俄罗斯的传播过程》（《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等。香港的饮食人类学研究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阵地，其视野主要集中于全球化影响下的香港地方饮食。代表著作有：谭少薇《港式饮茶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客家菜馆与社会变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张展鸿《饮食人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二）台湾地区的饮食人类学研究台湾一批卓有成就的人类学家，几乎都涉及过饮食研究领域，李亦园、庄英章、张珣、余光弘、蒋斌、林淑蓉、余舜德、潘英海等在进行传统的民族志研究时或多或少都兼顾了相关的饮食研究，如张珣教授以当归为切入点，结合民族志材料和中医养生理论，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女性身体与食物之间的密切联系（张珣：《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台湾《考古人类学》2007（67））。值得一提的是，以台湾“中华饮食文化基金会”（简称“基金会”）及其出版的《中国饮食文化》（半年刊）为阵地，聚集了一批海内外具有高知名度的学者。比如2003年由基金会组织，在成都举行的“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古迪、西敏司、华生、李亦园、乔健、庄英章、金光亿、陈其南、吴燕和、蒋斌、王明珂、谭少薇、彭兆荣、徐新建等就广泛的饮食议题进行了高水平的讨论（梁昭：《中国饮食：多元文化的表征———第八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民俗研究》2004年第1期）。王明珂、徐新建、彭兆荣等学者还围绕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的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徐新建、王明珂等《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关于饮食人类学的对话》，《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台湾最新的饮食人类学研究成果还有由陈元朋、姚伟钧执行主编的《台湾美食的文化观察———台湾特色美食的形成缘由与文化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余舜德主编的论文集《体物入微：物与身体感的研究》（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其中收录了多篇饮食人类学方面的文章，如蔡怡佳的《恩典的滋味：由“芭比的盛宴”谈食物与体悟》、林淑蓉的《食物、味觉与身体感：感知中国侗人的社会世界》、陈元朋的《追求饮食之清———以〈山及清供〉为主体的个案观》等。

（三）海外关于中国饮食的人类学研究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西方学者对中国本土饮食文化也实现了零距离接触。近年来海外汉学界对中国饮食民族志的研究成果越来越丰硕，除了西方人类学家以专著形式论述或在著述中兼论中国饮食外，一批海外华人、华侨和华裔学者，也对中国饮食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者的代表性著作有：美国马文•哈里斯的《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叶舒宪、户晓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尤金•安德森的《中国食物》（马孆、刘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穆素洁的《中国：糖与社会———农民、技术和世界市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后者的代表著作有：旅美学者阎云翔通过剖析中国的麦当劳餐厅，揭示在中国社会各阶层中快餐消费的丰富意义（阎云翔：《汉堡包和社会空间：北京的麦当劳消费》，戴慧思主编：《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黄菡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芝加哥大学人类学教授冯姝娣（JudithFarquhar）运用人类学、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从“食”和“色”两方面入手，审视当代中国人“欲望”的变迁。（［美］冯姝娣：《饕餮之欲：当代中国的食与色》，郭乙瑶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其他还有：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人际关系与主体性建构》（赵旭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景军《神堂的记忆》（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新的《在自我的阴影下》（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

综上所述，进入新世纪，中国的饮食文化研究已然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饮食史和饮食民俗研究方面，视野更加宏观，分类更加细致，具体研究更加深入。尤为可喜的是，学界已开始运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视野、理论和方法观照饮食文化，无论是海外、港台还是中国大陆的人类学家除了在民族志研究中对一些民族和族群的饮食传统和习惯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之外，还为饮食人类学这一门新兴学问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21世纪的人类学越来越关注民众当下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我国虽然具有悠久的饮食文明和彪炳于世的饮食文化，然而，从文化体系方面对饮食进行学科性研究，比如饮食人类学、食物生态学、饮食的民族认同、饮食的性别研究等却相对薄弱，加快这些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更有利于加深对饮食民生与人类生存、发展这一终极话题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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